胡福明：“真理标准”观点不新 我只是写出来了​

    从“一介书生”到“过河小卒”，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胡福明，个人命运的变化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紧紧相连——

    １９７８年５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之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改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１９６６年６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吃尽苦头。 

    “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第一个站出来发言。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建设新生活”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写作医院走廊里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１９７７年７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被检查出肿瘤，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动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住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资料，躬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五六天后，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当年８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８０００字长文（光明日报发表时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９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９日，胡福明突然收到王强华的信。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２月、３月，文章多次修改，诸如“为使文章更具战斗性，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等，胡福明都按编辑意思照办。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仍迟迟未发表。 

    当年４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胡耀邦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命运坐牢的担忧，小平同志解围了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葛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结局究竟如何？恐惧感笼罩着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准备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而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胡福明也收到了数百封表扬信。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回首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１９７９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里”，胡福明说，为此他在南大又留了三年多。直到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直至２００１年夏天卸下一切官方事务。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称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上世纪８０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叶，在研讨现代化问题时，胡福明将思想解放当做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满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面对本报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至巨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问题恰恰在‘时间节点’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胡福明笑着对记者说。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跃，不断到各地作报告。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一次活动是应深圳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结束采访时，对于自己，胡老选择了两个他中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个记者这样说。 

    记者手记 

    思考的力量 

    我曾不解，为何是胡福明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影响至巨的文章？ 

    采访时，胡老说了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词语：独立思考。向胡福明的好友、南京大学教授姚诚提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也很干脆：“他确实喜欢独立思考。”姚诚说，当年，上下都在搞个人崇拜、狂热迷信时，胡福明等人首先觉察，并对现实多问了一个“为什么”；再辅以理论知识的储备，因此有了直抵问题本质的能力。 

    巧合的是，采访曾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葛林教授时，这位８０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跟思考有关：“在那个时期（‘文革’后），我独立思考了一些问题。”看得出来，葛老以此作为自我的褒奖。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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