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基金神话破灭 股市十年困惑

2000年，21世纪的第一年。这一年，走到了第22个年头的改革开放又开始了新一程的“世纪之旅”。

就宏观经济而言，由于受到即将加入WTO的利好推动，从年初开始，宏观经济景气明显上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8.9万亿元。

经济的良好发展形势，在股市得到了直接反映。这一年，股市持续了1999年“519”以来的牛市行情。推动股市发展的除了股民以外，还有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基金”———投资基金的公民被称为“基民”。2008年，“基民”已有1700万人，而中国的股民也超过7000万。

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中国334只基金的总资产达到2.92万亿元，其持有的股票市值达2.32万亿元，占同期A股流通总市值的28%———基金合计总资产净值为847.6亿元。

8年前，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中重要的新生力量———其所存在的丑闻被媒体披露，此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如何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2000年，如果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算起，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但中国证券业仍然处在“很不规范”的发展年代。当年3月，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朱镕基总理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时，朱镕基非常坦诚地回答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朱镕基（2000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被各色庄家操纵，所谓“无股不庄”，公众舆论对此一片厌恶之声。股市需要寻找一支更为健康的力量，而刚兴起的基金公司，被舆论赋予了这样的角色。自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进入市场，大都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然而，两年后，其存在的丑闻被媒体披露，此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如何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基金黑幕》风波

2000年，中国企业界爆发了三大事件，一是厦门远华走私案告破，二是彩电业初次出现全行业亏损，第三件是基金业存在的黑幕被曝光。

10月份《财经》杂志的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刺破了中国股市中刚诞生不久的光鲜宠儿———基金公司。由此引发的激辩，开始让人们审视发展了10余年的中国股市。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被各色庄家操纵，所谓“无股不庄”，公众舆论对此几乎是一片厌恶之声。为了稳定市场，股市需要寻找一支更为健康的力量，而刚兴起的基金公司，被舆论赋予了这样的角色———与贪婪的庄家不同，基金公司以科学、负责及可持续的专业精神成为资本市场上值得信赖的势力。

自1998年以来，每一批基金进入市场，大都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基金的出现，也被视为中国股市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

然而，两年后，两份报告揭穿了潜藏于基金业的谎言。

揭穿谎言的，是一个叫赵瑜纲的人。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研究人员，赵瑜纲为了对基金管理的现状做一个例行调研，便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作为区间，对中国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个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追踪，并将它们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汇总记录细致分析，最后写出了《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报告。

在这两份报告中，赵瑜纲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报告正式形成后不久，其内容便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报告披露的内幕令业界哗然。6月27日，赵被所在单位严重警告，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将工作中知悉的内部信息外泄他人”。

10月份，《财经》杂志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赵瑜纲的报告。在冠以《基金黑幕》标题的长文中，对中国基金市场提出了诸多重大疑问。

《基金黑幕》发表之后，一石激起千重浪。

被点名的大成、长盛、华安、华夏、国泰、南方、博时、富国、鹏华、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被激怒了。10月16日，它们联合发表声明，斥责《财经》杂志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发了与事实不符的偏颇之论。

声明说：“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基金黑幕》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

除了对报道进行谴责外，10大基金公司声称保留追究文章作者及杂志社的相关权利。

3天之后，《财经》杂志在三大证券报也发表了严正声明，称《基金黑幕》报道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恪守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

媒体与基金业短兵相接，“战事”一触即发。

中国与股市握手

在“基金黑幕”风波还未引爆的半年前，号称全亚洲最赚钱公司的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了。而在“基金黑幕”正在激辩之际，中国另一石化巨头中石化也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三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上市的过程中，两家石化公司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都是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进行。香港的李嘉诚家族、美国高盛投资以及“股神”巴菲特等成为了它们的战略投资者，其中，埃克森美孚、壳牌以及英国石油公司（BP）集团一起成为中石化的战略投资者。这三家公司购买了中石化全球发售股票的一半，BP还以战略伙伴身份斥资6.2亿美元购买约35亿股中石油股票，占当时流通股的近20%.

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在股票发行时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做法，H股发行价为1.6港元，A股的定价却是H股的2.48倍。这一做法，被批评人士称为让海外投资者成为中国改革成果的最大获利者之一。7年后，中石油回归A股，“股神”巴菲特却对其持有的中石油股票进行清仓，套现200余亿港元。

2000年，这是一个让很多投资者感到欣喜的年份。沪深两市的股票指数都急速上扬，上证指数更是冲破2000点，在沪市，B股全年的涨幅达到了136%.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1980年代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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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1986年。“中国与股市握手！”这是1986年11月外电报道中国的主题。当年11月1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了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

在会见中，范尔霖送给邓小平两样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和证券样本。令范尔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赠了一件更为特殊的礼物：中国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1984年，时任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的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带领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本只想为企业集资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由此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先河；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柜台交易流通。

在邓小平向美国客人赠送飞乐股票第四年的12月19日，经国务院授权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正式营业；1991年7月3日，中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张（事实上，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已经抢在上交所之前“试营业”了，属于“先生孩子后办证”）。

“股疯”时代基金开闸

中国股票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视察深圳期间，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一表态，终止了证券市场属性之争，股市热潮也开始席卷中国。

横空出世的股市，为沉寂的中国资本市场注入了勃勃生机。然而，这也使中国经历了第一次“股疯”———彼时，大多股票都涨了几十倍。1992年，深发展面值1元的股票被炒到80多元，豫园商场100元面值的股票，1992年5月涨到了10500元。

1992年，深圳发行新股凭个人身份证认购抽签表，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至少70万外地股民涌向深圳，导致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许多人露宿街头。再加上舞弊现象严重，广大股民极度愤怒，最后导致数万人包围深圳市政府，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的“810”事件。

为了应对因股票热引发的各种问题，国务院紧急做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除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外，也设立了负责证券市场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的中国证监会。

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两市开户数达到了5801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人投资者。股民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与中国特有的“政策市”相伴。彼时，社会舆论称中国为“全民炒股”的时代，各方投机股市成风。

汹涌的投资虽然能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但较高的风险和技术门槛还是让很多中小投资者“望股兴叹”。有着低风险特质的基金即在此背景下诞生了。

1992年，中国有37家投资基金出台。当年6月，中国第一家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同年10月8日，国内首家被正式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3年8月，淄博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以此为标志，中国基金进入了公开上市交易的阶段。

与如今证券市场上的基金不同，1997年以前成立的基金被称为“老基金”。由于“老基金”的设立和运作随意性较强，存在发展与管理脱节的状况。此外，“老基金”还存在投资方向不合理、收益水平和对投资者的回报太低等特征。

1997年，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和实施，79只“老基金”中有4只被清盘，其余75只被清理、整合为29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国投资基金业正式走上了“新基金”时代。

基金业山雨欲来

到1999年底，10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并上市的新基金总数达22只，其资产总值574.22亿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证券投资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广泛地期待为市场上最重要的“健康力量”，投资者对其“稳定市场”的功能抱有热切的期望。一些公开的说法更是赞誉有加，称“基金以其相对稳健和守规的操作，对稳定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

赞誉中总会隐藏危机。正当基金业伴着赞歌，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从2000年6月起，有3起公开报道的事件，引起了股票市场上对于基金问题的种种议论。

这3起关于投资基金“问题”的报道是《中国证券报》6月23日、8月14日的报道，以及《财经》杂志7月号的报道。

6月23日，《中国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讲话。22日，在全国人大关于《投资基金法》起草的工作会议上，成思危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他说：“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几家基金联合操纵几只股票，最后把老百姓给套牢。”成思危素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上述措辞严厉的指责刊出后，中小投资者闻之大为震动。

8月14日，《中国证券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投资基金课题组的一份长篇专题报告。在题为《四问证券投资基金》的文章中，提出了四大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证券基金本身具有稳定股市的功能吗？”“证券基金本身具有分散股市风险的功能吗？”“证券基金的投资收益一定高于股民投资的平均收益吗？”“发展机构投资者就是发展证券基金吗？”专题研究给出的全部是否定的答案。

《财经》杂志的报道，则是披露了嘉实基金内部关于投资理念的长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究竟应当进行长期分散化投资，还是进行重仓短期炒作？

这三次“负面报道”虽然规模并不很大，但批评之音并非无的放矢。

内部报告揭露黑幕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以较为通俗的语言，给公众呈现了基金业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基金黑幕》，揭示了基金业光鲜面容背后的丑闻。

这篇长篇报道，以赵瑜纲的调查报告为蓝本，披露了中国基金业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基金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在新基金成立的初期，一般的舆论普遍都认为新基金是“证券市场理性投资者的生力军”。但是根据赵瑜纲的报告分析，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相反，就总体而言，基金在大盘处于下跌期中，一般借高位反弹减仓；而上升期中，则一直处于显著的减仓过程中。

其次，基金存在违法操作问题，主要是基金以“对倒”和“倒仓”来制造虚假的成交量。简单地说，这些操作就是自己买卖自己的股票。中国股市的大部分基金都发生了“对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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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金的独立性值得怀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几乎都是以证券公司为母体，基金与发起人关系过分密切，公司决策人员主要来自大券商高层，交易经理大多来自券商自营盘的操作人员。有人形象地将基金管理公司比喻成大券商的“资产管理二部”。

此外，报道还对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基金“坐庄”及欺骗投资者等问题表示担忧。

如果说2000年的争议还停留在围绕着一份报告的话，那7年后被证监会开出禁止入市处罚的唐建，则让基金黑幕的一角现形。2007年4月，证监会查实：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唐建，在担任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及上投摩根研究员时，利用职务便利，采用先进先出手法搞“老鼠仓”，非法获利150多万元。这成为了“基金黑幕”的一个鲜活注解。

吴敬琏站了出来

《基金黑幕》刊出之后，引起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震动。然而，《财经》杂志所披露的，也只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的公开秘密———对于违法违规的内幕交易、庄家操控市场、“造势做局”等行为，上至庙堂下至草野，只要是身在其中都心知肚明。

2000年，中国股市正属于牛市行情。从1999年“519”开始的这波行情，让吕梁、唐万新、刘波、宋朝弟、宋如华等庄家疯狂操纵股市。被喻为“恶之花”的庄家，信奉的是来自华尔街的名言———“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中国股市一时间沦为“野蛮之域”。

“基金黑幕”披露之后，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但《财经》杂志并不买账，10月19日出版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均发表了《财经》杂志针锋相对的声明。

基金公司和媒体各执一词，剑拔弩张，而负责监管中国股市的证监会却选择了缄默。

10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联合声明发表半个月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终于挺身而出。2000年10月29日上午，吴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央视记者问吴敬琏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吴答：“因为是重大的、事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问题，那当然有责任。”

“多多少少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新兴的市场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延续太久。如果恶性发展，结果是必然会出现股灾。股灾就是崩盘，就是爆发大的丑闻，出现整个证券市场的崩溃。在韩国战后，曾经出现过。发生股灾以后，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谈股色变，证券市场建立不起来。”吴敬琏如是说。

此后，吴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表示：“规范证券市场的行动不但会遇到来自市场上从违法违规活动中获得利益者的反对，还会遇到来自管理机构内部的障碍，正像现在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在1996年曾经尖锐地指出的：要使证券管理机构放弃进行实质性审批制的巨大权力，实施公平、公正、公开的强制性批露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机体，特别是从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机体来说，都恐怕要经历一场‘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12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在10位当选人中吴敬琏以唯一学者的身份入选，在网络票选中，吴遥遥领先排在“人气排行榜”首位。

周小川：迎接新世纪挑战

基金黑幕的风波尚未平息，庄家操纵股价的内幕紧接着被媒体披露。庄家拉升股价，跳水抛盘、股票财务作假等做法再度令中国股市的监管机制受到投资者的质疑。

10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震惊中央的报道——在《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一文中指出，一个头顶“全国商业批发行业龙头老大”光环的郑百文，在被树为“改革典型”的第二年，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54元的纪录。

在此期间，《财经时报》也刊登了一篇某投资公司操盘手讲述的“做庄内幕”。在券商与券商、券商与上市公司联手上演的一出好戏中，投资者被一步一步上套。

10月底，中国财经大学的研究员刘姝威则发表了一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文章。刘根据研究指出，号称“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已经沦为一个空壳，其所谓辉煌的业绩全是谎言，都是靠虚假会计报表伪造出来的。

针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11月2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打破沉默，不点名地评论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基金黑幕”等问题。

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上，高西庆说：“最近一个时期，由基金监管引发了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各样评论，我们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要看到，中国的证券市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新兴市场都不一样，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我们承认，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与大多数成熟市场存在相当的差距，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监管，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保护投资者利益，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大力度查处和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骗投资者的行为。”

12月初，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大型研讨会上，周小川在题为《在规范与发展中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由《基金黑幕》这篇文章引起的讨论中，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和意见。周说，“这次讨论引发的各种意见，对于监管来说、对于证券业的成长来讲，都有很多有益的内容；此外，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给予处理。”

熊市与牛市的轮回

“基金黑幕”的争论过后，从2001年开始，关于股市“赌场论”、“泡沫论”及“全民炒股论”等争辩开始蔓延；在理论界，甚至有人对中国股市近乎绝望，发出了“推倒重来”的呼声。在一片争议声中，中国股市也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至998点。

为了解决中国股市沉疴，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俗称“国九条”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方针。当年，标志着基金业进入法治时代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开始正式实施。

2005年，被称为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老大难”问题尘埃落定。2005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此后，大盘从998点一路攀升，2007年10月16日攀至6124点———从2007年12月起，股改完成的各股“大小非”陆续到了解禁期，股市开始深度盘整，至今仍在2000点附近起伏。

2008年，股改进入了第三个年头。12月，刘纪鹏、吴晓球、曹凤岐等10位教授向国家有关部门联名建言“救市”，在暴涨暴跌之间，一场关于政府是否应出手救市的争论又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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