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包产”的第一个足印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历史的回声

经典古籍《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最大的“民”就是农民。

不过，几千年历朝历代，农民从来没有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力量。

只有共产党人清晰认识到这种力量。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力军摧毁了旧世界；20世纪后半叶，他们以自己的创举不断推动改革，又一次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此前不久，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手印；

此前约两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已下发《工作简报》，推广广汉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新经验……

这些，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脉络——中国最低层的农民，和务实的基层干部，和高层的政治家一起行动，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三十年之后，回望这些掩映于历史烟云中的动人画卷，总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三十多年前“吃大锅饭”的坚冰是那样顽固，究竟何处吹起第一缕融化它的春风？

寻找答案，还原真相。记者遍访那些站上时代大潮浪尖上的普通人……

1979 从“不许”到“不要”，为包产开一道小小的门缝

﹙成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赵文欣讲述﹚

2008年9月1日，成都，省委第二办公区的九楼上，73岁的赵文欣拿出一份珍藏了29年的《解放军报》。

这份1979年10月6日出版的报纸已经泛黄，甚至有些发脆，上面刊登了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业的第一份中央《决定》。

在密密麻麻15000多字长文中，有一行字下有一道特意画上的波浪线。赵文欣说，这行字是“重点中的重点”，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道门缝”。

捧读，细看。“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很难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赵文欣，这位全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四川农村改革的全程亲历者，开始为记者细细“讲古”，条分缕析：

其实，在1978年底中央初拟的《决定》草案上，本来表述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79年9月28日全会通过的《决定》上，有一个“不许”改成了“不要”。口气和缓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为“包产”开了一道小小的门缝。

“这是由命令、禁止的语气，改成了与农民‘商量’的口气。”赵文欣说，这正是因为最高层了解到四川、安徽等地的“包产”实践，尊重了来自基层的探索而作出的重大变化。从此，当时视为禁区的“包产”变为可接受，民间的智慧开始在实践中喷薄而出。

“在此之前，1978年10月27日四川省委办公厅下发《工作简报》，正式拉开了四川农村改革的序幕。”赵文欣忆起往事，激动地说，正是这份《工作简报》，表明了四川省委支持广汉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态度。“四川人敢为天下先，与安徽一起推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作出了大贡献。”

记者检索史料发现，这是全国第一个支持农村改革的省级党委文件。

1978年春，金鱼公社（今金鱼镇）开始全社推行“包产到组”——文字上只敢表述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当年秋即见奇效：全年粮食总产量高达2700万斤，比1977年增产500多万斤，增长20％以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此前，全公社每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在2100～2300万斤之间徘徊。

数字惊动了四川省委。1978年10月19日由省领导杨万选带了一个调查组下到广汉，找金鱼公社干部群众座谈了五天，其经验带回成都得到省委负责人肯定后，以最快速度印发成《工作简报》下发各地。

后来，每个中国人看到了更可喜的数字。在全国大念“包”字诀四年后，中国粮食连年增产达到了8100多亿斤，人均800斤。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一个包字，正是从小小门缝中获得了准生证！”赵文欣加重了语气。

1978 以“定”字绕过“包”字，往猫脖子上挂铃铛

﹙德阳，当年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讲述﹚

9月3日，德阳。顺着赵文欣老人的讲述线索，记者来到德阳市政府三楼办公室，寻访到当年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常光南老人82岁了，仍精神矍铄，清楚地讲起了逝去的那段历史：“那是老鼠往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差事呵！”

广汉地处川西平原，自然条件好，农民勤劳苦干，但上世纪70年代大多数穷得丁当响，每天一个全劳动力只值几角钱，住的是茅草屋，吃的常常是红薯、厚皮菜煮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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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间有一句笑话：一个县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懂农业生产。为了春种秋收，广汉年年要开两三次几千人的生产会，生产队长都叫到县城来，花费多而且要求层层开。结果是县上五六天，公社一两天，大队两小时，生产队几句话……真是劳民伤财。

笑话传进耳，常光南没在意，他没事总往田坎上转悠，就想看哪里庄稼好，怎么才搞得好。

1977年春，他接连跑了许多公社，却没看到一点成气候的庄稼。在西外公社的一个田坝里，他忍不住问一位冷得蹲在地边的老农：“冷么？”老农拿起烟杆猛吸一口：“冷。”“那做点活就暖和了。”“人不齐不干活。反正一个圈圈十分工，谁愿多干？”

常光南沉默了。他早知道老一套生产管理的弊病：队长派工，社员干活，“只要下了田，圈圈就画圆，干多或干少，一样不值钱。”

终于，来到西高公社（今西高镇），他发现大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就连那田埂都与别处不同，修得齐齐整整，上面还留着一排排窝窝，想来是要种豆子。他当即到地头打听，“庄稼为啥长得这么好？”社员们却对他这个生人有戒心，个个说不晓得，“你去问队长吧。”

在晒坝里找到了，原来是位副队长，却迟疑地看着他，欲言又止。得知常光南是县委书记，副队长才小心地说：“生产队分成三组，任务分到组，完成任务后，超收多吃。”

常光南表情严肃了。人民公社已经搞了20年，而且是写进宪法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哪个敢动哦？

看到县委书记不说话，围观的老百姓着急了，都说“队长是好人，别处罚他。”常光南默默记住了这里——西高公社五大队二队。秋收了，下去“蹲点”的人汇报：这个队当年粮食增产5万斤。

10月，县里召开了常委扩大会，会上常光南自问自答：怎么搞好农业生产？答案就是“包产”到作业组！

金鱼公社党委书记李明英赞同这答案。在金鱼公社七大队三队有几亩下湿田，年年投入肥料与劳力就是没收成，于是队上悄悄让几户社员耕种，允诺“有收成后除了公粮就归个人所有”，结果公粮交够了，每户社员还分了几百斤粮食。

李明英当即站起来表态：“只要允许搞包产，我们明年全社产量每亩增长100斤，否则你撤我的职！”

但台下依然议论纷纷。当时的政治环境，多少年“左”的威权，已经让人不敢光明正大说一个“包”字！于是常光南找来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学成，大家一起遣词造句半天，决定将“包产”称作“定产”，全称就叫“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

“其实每句都透着一个怕字哦！”常光南回忆说，“分组作业”强调在生产队的统一指挥下；“定产定工”，以“定”字绕过“包”字；“超产奖励”强调生产队的统一分配……但它的实质，是体现了责、权、利三者的结合，打破了禁区，迈出了打破“大锅饭”的第一步。

最初是想全县推行“包产到组”，谁知汇报给地委一位老领导后，被一句质问打了回来：那“包产”都搞得的呀？再上报省里，得到省委负责人“打破旧框框，尝试新办法”的鼓励后，终于敲定了在金鱼公社“试点”。

1978年1月29日，《中共广汉县委批转农林水利局〈关于金鱼公社整顿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报告〉的通知》正式出台，“这也许是全国第一个支持‘包产’的县委文件！”常光南说。

采访过程中，常光南总爱说一句话：“不是我一个人能搞起来。我呢只能算是一个打排球的二传手，群众把这个球传给我了，我给它传上去。”

1977 奖了一个组几百斤粮，刺激三个组增产五万斤

﹙西高，当年的生产队长莫斯富讲述﹚

9月5日，西高镇。顺着常光南老人的讲述线索，记者来到这里，寻找当年那个最先“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西高公社五大队二队。

进入西高镇政府办公楼，四处打听，终于在二楼幸运遇上一个知情者，“哦，五大队现在叫金光村了，二队的队长莫斯富还在，我带你们去。”西高镇经济和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邱辉才很热心。

小车开进田边的机耕道，在一个极普通的农家小院前停下来。推开门，金黄的谷粒在院坝里铺了满满一层。

70岁的莫斯富身板依然硬朗，在秋阳下赤着脚与老伴一起耙着稻谷。“这一院的谷子有三四千斤哩！”说起收成，他露出了纯朴的笑容。

“一个全劳动力干一天，只能挣8分钱！那是1962年的事了……”老人自豪忆当年，1963年起他开始当二队队长，当年每个劳动日价值涨到了1角2分。多年后，一个劳动日涨到了六七角钱，但直到1976年，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群众年终分红要“倒找”生产队的口粮钱。“这样越搞越没有搞头了。”他记得当时的苦恼。

要说原因，他心里再明白不过：记工分的人多，下地的人少，下地后认真干活的少而又少。

二队本有40多户人家100余人，劳动力90多个，但队长、副队长、队委、组长、副组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等30多人可以不下地，再除去4个放水员、9个放牛人，全天候下地的只余40多人！加上种的田多为黄泥烂田，完了公粮，全年下来人均口粮不足500斤。

1976年全队收成不好也不坏，收了13万斤。莫斯富终于下了决心：不包不行了！“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刚刚收割完，”老莫回忆道，9月的一个夜晚，组织了6个人参加的生产队“高层会”，会上他说出憋了很久的想法：“干脆把队里分成三个生产作业组，把产量包到各组去。”会计高美元吓了一跳：“这和政策不对路哦。”莫斯富也不知哪来的胆子，说“有事我顶着”。秘密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就算一致通过了。

随后又是连续几个晚上的队委会，具体划分各组人数、田亩数、任务数，还特别规定了纪律保密制度与奖惩制度。

“有多少奖多少惩？”记者直接跳到最关心的问题。

“八二分成。就是超出任务数之外的粮食，集体得八成，各组得二成。”莫队长解释，以奖为主，惩很少，因为大家都穷。

40多户“改编”成了三个组，各组分肥料、分牛、分生产工具等。超产的组可以多吃粮，这让大家压抑多年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以前喊人上工要喊到11点，分组后，早晨不用叫大家就去地里了。”

1977年秋，二队的“包产到组”成果令人吃惊：粮食总产高达18万斤，一下子比上年多出5万斤！邱辉才听到此时插了一句：“我当时就住在他们隔壁生产队，那年他们的庄稼比我们好得多。”

那么，这一年农民得到多少奖励呢？莫队长回答：其实奖得并不多。因为定任务的时候，各组目标就很高，都是6万斤。结果当年只有一个组超产，得到了几百斤粮食的超产奖励。

“后一年就三个组都得到了超产奖励。后来几年，一年比一年收成好。”30年后的今天，这位老人最终没给记者总结出什么大道理来。

“这才是我看到的最早‘包产到组’的地方。”常光南这样评说西高公社五大队二队，也就是今天的金光村。如果没有他的口述，这个全川乃至全国迈出“包产”第一个足印的地方，会不会被历史烟尘所遮蔽，为世人所遗忘？

在院坝里晒谷的莫斯富，两只裤管卷起来，敞开的白衬衣里面，是一件破了洞的蓝汗衫。他是一个曾经参与了创造历史的生产队长，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阳光中，他快乐劳动的背影，令人想到一句话：智慧在民间。

真正的历史创举，其实总是在这样的人群中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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