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有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那时他批转给我们的大量材料上都是这样写的。胡耀邦组建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作为中央党校的一个小机构，在组织系统上开始时属校刊编辑室，后来属于理论研究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由于参加《理论动态》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我们这些人便很自然地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胡耀邦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的确，那些日子是不平常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和展开的那些不平常日子里，我们曾一起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也曾经对一些逆历史而行的现象表示愤懑，更为突破某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一段经历、一些事情作为历史记载下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但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于是，我就产生了将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写下来的念头，并进而形成确立一个科研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写出这段历史的想法。尽管我感到干这样一件事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大够格，但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丢掉过多的顾虑，并增添了几分勇气。

好事多磨。我提出的这个科研项目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我在1987年8月给中央党校校委领导写报告，要求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为中央党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这件事终未成行。1991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写报告（校委领导成员已经改变），要求确立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中央党校科研部给予明确的支持，认为“此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史论结合的研究课题”。分管科研的副校长邢贲思批示：“同意科研组织处意见。项目有意义。”经过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总算确立了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但是，那时我担任《党校论坛》和《理论动态》两个刊物的主编，整天为两个刊物和行政事务而疲于奔命，难以集中精力从事这个项目的科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经历的那些事，在自己的记忆中也有逐渐淡漠之感。如荼往事渐成烟！从而产生了干这件事的紧迫感。于是，在1991年，我再三向领导提出，希望在1992年我60岁时及时退下编辑部主任的领导岗位，以便在我的记忆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能有一段时间集中主要精力搞科研，了却这桩多年的心愿（促进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考虑）。1992年8月，下达了免去我编辑部主任职务的通知。从1993年起，我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搞这一项科研。1994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一年，1995年上半年继续努力，总算搞出了一个东西。顺便说一下，我这个科研课题的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出版时，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书名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我充分地意识到，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样一项科研，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定的方针是八个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从事这项科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把“实事”搞清楚。凡是涉及的事，都尽可能地找到依据，并进行调查核对，力求准确全面，如实反映。其二，把事情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和叙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认识甚至用语，都有历史的痕迹，在历史活动中的人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都要尊重历史，力求反映出它的本来面貌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秉笔直书，写信史，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糟粕，比如“讳”，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且讳莫如深。所谓讳，用老百姓能懂的话来说，就是隐瞒。还有一个“颂”，就是颂扬，就是歌功颂德。当然，有功有德，历史是应当记载的，加以颂扬也是很自然的。但一味地颂扬，就必然走向反面。在中国史学中，这种例子是不难找的。其实，讳和颂，是密切联系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双面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个课题，无疑是个历史课题。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在这历史的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简单地说，有站在正面的，也有站在对立面的，有起积极推进作用的，也有起阻碍作用甚至很大的阻碍作用的。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以求达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要求。我知道，这样做就要得罪人，很可能会引起非议。但我坚信，历史老人会是公道的。当然，如果仅仅依据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特定时期的表现，就对某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评价，那也未免太片面了。

在这个课题中所作的回顾，当然有我个人的回忆在内，有些事情，就是采取回忆的方式撰写的。但是，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回忆，是大家一起回忆。我访问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他们都作了认真的回忆，有的还花时间查找资料，为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资料。我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回去贯彻的情况。许多同志给我写来了很详细的材料，有的还将当年的学习笔记复印给我，其中，有些同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他们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地方党校的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有的是主动地给我提供资料。所以，这个回顾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回顾。这个成果，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成的，我内心对这些同志充满感激之情。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我的夫人王松筠。在这十年中，她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收进本书的一些照片，就凝结了她的劳动。

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历经十个寒暑，总算搞出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认真的学术工作者常说，“十年磨一剑”。人们称道范文澜老先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我这一本东西说不上是什么剑，但磨了十年，坐了十年冷板凳，倒是真的。这话不是牢骚，而是一点感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都开展了这场讨论，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我这里所回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情况。限于自己的水平，总结就更差了。我知道，不少地方已采取不同方式总结记载这一史实。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这类论著问世。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研究中一定有材料的疏漏和不准确，或评说的不恰当，诚恳地欢迎大家指教和帮助！

从我自己来说，今后还要就这个课题继续进行调查，积累资料，如有机会，将补充到这个稿子中去，恳切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沈宝祥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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