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涯

1958年，王梦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他20岁。本来要成为作家和史学家的他之所以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受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高潮的感召，用他的话说，“因为经济学是经时济世之学，学习经济学或许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改为现名。北大学生在民国时期为官者甚众，当时政坛人士皆以严复、蔡元培和胡适的门生为荣。一个世纪以来，北大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深远，被称为高官辈出的“中国大学八大金刚”之一。资料显示，中共党史早期的很多领袖人物，如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谭平山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北大政界校友有原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原中纪委书记韩天石、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原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等。同是北大毕业生的王梦奎刚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重位退下，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给北大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梦奎一直认为自己能进入北京大学是很幸运的。他把北大称为“永远的北大”，给他带来影响的有陈岱孙、罗志如、樊弘、赵靖、范家骧、厉以宁等教授和教师。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只有30岁左右，在北大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们的欢迎，给王梦奎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王梦奎带来最大影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陈岱孙，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1953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王梦奎入北大经济系时，陈岱孙已是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陈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造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梦奎。20世纪80年代初，陈岱孙发现中国经济界对西方经济学的隔绝，写了一篇题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文章，文中说，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上，现代西方经济学确有可资借鉴、参考之处。文章不仅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而且对王梦奎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他把自己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据称，王梦奎后来在写《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一书时，就参考了陈岱孙的论著。

陈岱孙的治学和为人都影响了王梦奎，被王梦奎称为良师益友。他们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一直到王梦奎离开母校之后仍在持续。据王梦奎回忆，1984年底到1985年初，已经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王梦奎陪同胡乔木到北大看望陈岱孙、朱光潜、冯友兰三位教授。胡乔木敬重陈岱孙，但并不认识，对陈岱孙的学术研究情况不很清楚，在这次会面时提出希望陈教授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老面有难色。王梦奎看出老师对这件事会有思想负担，在回程时对胡乔木说：陈老对西方经济学造诣很深，但编写管理学教材并非最佳人选，也太劳累老先生了。在听了王梦奎的意见之后，胡乔木表示同意，但觉得陈老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王梦奎给陈岱孙写了一封信，把胡乔木的意见告诉他。陈岱孙复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如释重负之感。

事实上，从1979年之后，陈岱孙在八十高龄空前繁忙起来，文章“债台高筑”，而在1985年之前，他一直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除全国政协常委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

王梦奎在北大学习了5年，没有回过家，所有的寒假、暑假乃至星期天，都留在学校读书。他除了读经济学，还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因此，有人便称他是一个以经济学研究为主的杂家。

当时，王梦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毕业论文写的是朱执信的经济思想。王梦奎感觉到，在母校北大所有授课的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

1964年，王梦奎从经济系本科毕业，报考北大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考试分数名列前茅。但是，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急需像王梦奎这样的经济人才，王梦奎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从事经济、政治、理论的研究和编辑。

也许是巧合，甚至是幸运，王梦奎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先是做编辑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业余时间自己写些东西，成绩斐然。

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王梦奎享用终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北大对王梦奎最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二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培养”。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王梦奎的学术编辑工作被迫停止。他被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从此与北大的关系断了近1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与母校的联系。以后在许多学术活动场合，他经常碰到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他发现，由于在逆境中坚持读书和思考，虽然历经磨难，他们的学业没有荒废，思想更成熟了，有些人成为有影响的学者。王梦奎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他为成为北大出身的学者队伍中的一员深感荣幸和自豪。

1991年，王梦奎受聘兼任北大教授，199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又成为北大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这些年来，他除了带几名博士生外，还参加北大的一些学术活动，多次作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王梦奎说，他每次进入北大校门，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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