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二次大规律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一、决策背景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1970年7月，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三个部合并组成）计划组副组长，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这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5个，它们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苯厂。这5个项目均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投资额占26个项目全部投资的。加上解决吃饭问题的13套化肥项目，共18个项目，在“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投资共计亿元，占全部投资的。“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得到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贯彻。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有一天，国家计委顾秀莲同志找我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我代起草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我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1月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为什么在1972年初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并且一开始把重点放在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上？当时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调整。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之后，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总理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在当时“四人帮”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情况下，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交往的恢复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产生了中国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西欧一些国家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上不去，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每年都要召开棉花会议，各级干部参加，把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给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我记得有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对到会的重点产棉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一个问情况。当问到常熟县委书记的时候，周总理还考了考他，问他：你知道你们常熟有个翁同吗？常熟县委书记说知道，翁同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周总理接着又问：翁同有一个很有名的对联，你知道吗？常熟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周总理就讲：当时有一个讽刺清政府大官的对联，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是......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发布票的政策。至于每年发多少布票，则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气候冷暖的不同，各地发布票多少稍有差别，大体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样子。我现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先后担任过部长秘书、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等，我深深感到穿衣问题对家家户户的牵动。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穿衣问题的解决，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学纤维主要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后来发展了一些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最受欢迎的是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腈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而当时几乎没有，结果仍然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就讲过，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

第四，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373万吨，自给率只有。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区因为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煤炭工业瘫痪，没有煤炭发电，只好紧急把一些电厂由烧煤改为烧油，这是非常浪费、非常不应该的做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生产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为生产化学纤维的原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我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3期上看到刘心格同志写的《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文。这篇文章讲了他为获得6尺“的确良”布而长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购的情况，讲得很生动、很实际，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引起共鸣。人民群众对“的确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那篇记述文章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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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计划的扩大与确定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1年左右的时间，国家计委有4个重要报告。

第一个报告，是由我起草的国家计委1972年1月16日《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原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装备和部分有关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包括目前生产的数量（指进口原料由国内加工抽丝），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引进这4套设备的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报告》还提出为在晋南建设用煤作原料的30万吨合成氨厂，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万美元。另外，再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万美元。共计4亿美元。《报告》提出，立即组织3个技术考察小组出国考察，并将国内配套工程分别列入长期和年度计划，争取在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

2月7日，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正式组织实施。接着，由主管此事的轻工业部和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的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经过两个月的考察，5月给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5月24日，李先念批准同意，并委派柴树藩同志主持同外商谈判。此前，柴树藩在干校劳动，是周总理提名把他紧急调回来的。柴树藩熟悉对外工作，为人正直。1975年底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国务院开会，王洪文在场，批判“洋奴哲学”。当有人指着柴树藩批判外贸部卖国时，柴树藩当场予以反驳，说外贸部错误很多，但“卖国主义”一条没有。一时语惊四座，全场哑然。但他讲得理直气壮，批判的人也拿不出任何证据，王洪文也奈何他不得。此是后话。当时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柴树藩向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总理将报告批给李先念、余秋里，并询问：“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华）国锋、（纪）登奎同志批。（前已报中央）”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

在我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地方的同志纷纷要求把引进项目放在他们那里。当时初步确定，引进4套成套化纤设备，分别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辽宁、四川。稍后由轻工业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由焦善民副部长带队，到辽宁、上海、天津、四川等省市实地调查厂址情况，考察厂址的各方面条件。经过预选和比较，最后确定上海市的建在金山县的金山卫，辽宁省的建在辽阳，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长寿县。工作组将进口成套化纤项目选厂工作写成简报呈送国家计委并报李先念、华国锋。

经过半年多的谈判、选择厂址等准备工作，顺利解决了4套化纤设备和几套化肥设备、部件问题，迈出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第一步。由于与国外谈判、出国考察、选址筹建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于是有的部门如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等部门都跟了上来，要借此机会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纷纷写报告，提出引进项目和派团（组）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以便货比三家，把那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引进来。这是后来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内部因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辽阳化纤项目是从法国引进的，在谈判过程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合同迟迟签订不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总理，谈这件事情。我听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讲，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最后周总理从大局考虑同意了，中法双方终于把这个合同签了下来。这个合同的签订，的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西方国家由此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这是导致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外部因素。

第二个报告，是武汉钢铁厂引进一米七轧机。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由此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从石化工业扩大到钢铁工业。长期以来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1959年、1964年冶金部就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1971年冶金部第三次提出在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国家计委同意冶金部的意见，向国务院呈送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冶金部要求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一套，包括热连轧机、冷连轧机、镀锌机组、镀锡机组、硅钢片机组等设备，以便增加200万吨左右钢板的轧制能力，其中冷轧钢板80万吨左右。”《报告》还指出，在国内多生产一些轧机的同时，从国外进口少量关键品种轧机。经查询，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较多，但与每年进口300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报告》建议由冶金部、一机部、外贸部、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专门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周总理批示：拟照办，并批送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审批。8月21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建在武钢。

第三个报告，是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这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至此，各部门汇总的3批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包括新提出的引进项目，周总理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第四个报告是“四三方案”。这个引进方案，因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总理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李先念随即把这个报告送给周总理。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初步提出进口43亿美元的方案。”后来又追加亿美元，用汇总额增加到亿美元。

“四三方案”请示报告提出，在引进技术设备项目的时候，要遵循6条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后来周总理针对有人提出的“左”的做法，即“一批二改三用”，认为不恰当，强调对引进技术，应当“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三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引进项目尽量建在老厂，利用原有的公用工程及生活设施，减少投资。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6条原则成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26个，包括：化学纤维4套，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石化3套，1套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万吨乙烯，1套是吉林石化公司的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另1套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大化肥13套，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泸州（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烷基苯项目1套（南京烷基苯厂），有材料说是10套，这是不准确的，从一开始就是定的1套，建在南京；大型电站3套，分别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内蒙古赤峰元宝山；钢铁项目2套，1套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1套是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这26个项目都是投资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特大型项目，其中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因为是用日元贷款，受汇率调整影响，投资加大到亿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亿人民币）；只有两个项目相对较小，即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和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

1972年，中国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时，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根据《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四三方案”）的计算，引进这批成套技术设备需要43亿美元，加上利息，总数要达到50亿美元。总投资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不小的数目。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这26个项目就占214亿，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字。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且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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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的落实和建设情况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落实情况，是相当理想的。到1979年，这26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26个项目总共花了亿美元，比“四三方案”的计划用汇少了3亿多美元，实现的程度差不多是92%。我觉得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能够实现到这样的程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这26个项目的建设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据截至1979年底的统计，这26个项目中，已有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5年。国内同期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项目，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长达11年。当时有一个顺口溜，是讲天津拖拉机厂建设情况的，非常形象：“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个天拖。”这个顺口溜流传得很广，直至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曾引过这个顺口溜，批评国内基建项目建设时间拖得太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各种干扰、破坏、捣乱的事情很多，再加上项目本身资金不够，或是材料、设备不能保证供应，这样就把搞基本建设变成了吃基本建设，年年靠国家拨款，靠不上就等，以至工期一拖再拖。3年8个月与11年相比，显然这批从国外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建设速度，比国内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项目的建设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国内安排的大中型项目的建设规模也小得多。比如根据“四三方案”引进的13套大化肥项目，年生产能力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平均建设周期3年4个月，而从1971年到1979年国内投资建设的19个中型化肥厂，规模10万吨合成氨，平均建设周期却长达5年10个月，比较起来，后者的生产规模只有前者的1/3，但建设时间却差不多是前者的将近1倍。

这批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之所以建设进度比较快，与周总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在这些项目的引进、落实和建设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和很大的精力，有问题反映到他们那里，都能及时解决。比如周总理一直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办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建在上海金山卫填海造地而成的软土层上。在建设初期的时候，日本商人反映那里的地基不好，土层比较软，打了很深的桩，仍怕出事故。周总理对这个情况非常关心，相当着急，又是批示又是找人当面交代，要求一定要采取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千万不要出事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对于这批引进项目，周总理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确实担了很大的风险，如果万一出了重大事故，“四人帮”就会借机发难，对他们进行批判攻击。

邓小平对这批引进项目给予了积极的关心和支持。1973年6月，他刚刚复出工作不久，就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现场视察。金山工地的建设进度相当快，开工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在杭州湾填海造了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把引进的项目建在那里。邓小平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从引进设备的谈判情况，投产以后预计的受益，投资、年利息的金额，厂区、生活区的布置，污水处理和污染问题的解决，一直到进口设备的运输，都问得很仔细，并实地考察了规划厂区。两年以后，即1975年夏天，邓小平陪同外国贵宾到上海参观。他把外宾送走以后，把行李放在汽车上，绕道视察金山工地。那天正好下雨，他冒雨巡视了工地。他看了以后感到变化很大，施工进度很快，高兴地说：1973年6月我来过，已经两年了，那时这里什么也没有。在听汇报的时候，他问得十分详细，上海石化总厂进口了9套大型装置，他一个一个问，是什么样的装置，是从哪些国家引进的，需要多少外汇？从国外引进的超大、超重设备有三四层楼高，当时也没有大的平板车，怎么运到施工现场呢？当邓小平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工地负责同志介绍说：上海交运局的职工，特别是扎竹排的师傅，充分发挥中国水运工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设计出极为巧妙的装运方案，从黄浦江转入张泾河，通过河流顺利地把各种又大又长又粗的塔罐运到工地，从而保证了工程需要。邓小平听了以后，连称老工人了不起，工程建设应该重视他们的经验。他在看了污水处理试验情况后，强调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污染问题。最后，现场的同志请他做指示，他说：你们搞得很快，看了高兴，没有什么要讲的了。当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基本建设是重点整顿的一条战线。所以他回到北京后就对谷牧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进度很快，要谷牧在金山主持召开一个现场会，介绍他们的经验，推动基本建设战线的整顿工作。谷牧对邓小平说，这些年国家建委开会，每年都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介绍经验，这个现场会是否不开了？邓小平说，不行，一定要开，而且要以国务院的名义开，要各省、各部参加。于是在谷牧的领导下，由宋养初、李景昭、李后、李灏、李梦白、焦善民和我，还有牛迪义等做具体的准备工作。会议于1975年8月在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各省管基建的负责人、“四三方案”所有引进项目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谷牧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当时基本建设的整顿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三方案”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在实施、建设过程中，不断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党羽的干扰、破坏，造成了一些恶果。这批引进项目签约日期差不多都是在1973年，但是到1974年初，“四人帮”一伙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在全国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以“批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王洪文四次窜到京西宾馆，策动上海的黄涛向国务院发难，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江青还一手炮制“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以及对大庆化肥厂的指责、干预，严重影响和打乱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部署。“蜗牛事件”，就是引进彩色显像管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在研制彩色电视，但在技术上过不了关。记得我们当时在前门饭店开全国计划会议，国家计委要求各省把自己生产的电视机都拿到会上来展览。我们去参观，真是惨不忍睹，蓝的不蓝，红的不红，三原色完全错乱了，成了彩色电视机无彩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日解决彩色电视机的技术问题，四机部组织陕西咸阳等地企业的同志组成中国彩色显像管考察团到美国调研，准备进口一套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结束后，美国生产玻壳的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个该公司自己生产的水晶蜗牛。江青知道这件事情后，借机发难，特地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人送我们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抗议”。她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周总理机智地指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查清事实真相和美国的风俗习惯。调查的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查明事实真相以后，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是，在“蜗牛事件”的影响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几年，其他引进项目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

“风庆轮事件”的经过是：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总理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主席的同意。1970年，周总理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当时中国自行研制的9艘万吨级货轮中的1艘，是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建造的。交通部曾担心国产主机、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能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使用国产“五大件”的轮船，包括“风庆”轮只跑近海。1974年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和“风庆”轮海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同年，“风庆”轮远航地中海，交通部派出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上“风庆”轮协助工作。“风庆”轮于国庆前夕返回上海港，“四人帮”的党羽捏造诬陷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的材料，把他们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江青就借此事，批“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指责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矛头直接针对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四人帮”一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后来，他们又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王洪文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小平还是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等等。毛主席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告诉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并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件事情后，找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两次召见王海容、唐闻生，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重替邓小平讲话，委托她们向毛主席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走的。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要整邓小平。后来，由于毛主席表示支持邓小平，这才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挫败了“四人帮”一伙妄图给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加上“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

1975年江青直接插手大庆化肥厂化肥装置的引进工作，说什么大庆是中国自力更生的典型，为什么引进洋人的东西，叫嚷要调查是谁在搞“洋奴哲学”，要把正在建设的化肥厂拆掉。康世恩找孙敬文研究对策，决定要周太和到中央档案馆查找中央审批原件。他们找到了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文件，上面写有周总理同意的批签，以及李先念、叶剑英圈阅的记录，复印送江青，江青看了毛主席的批阅件才不得不罢休。

“四人帮”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干扰破坏，严重干扰和影响了这批引进项目的建设进度。我当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每天都要了解工程建设的进度情况，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各地忙于“批林批孔”，情况不能及时上报。现场搞“大批判”，搞“上挂下联”，向上挂到国务院，向下联到工地现场的大小头头，弄得工程建设非常困难，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工地最严重的时候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四人帮”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除了严重影响到这些引进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外，对工程建设质量的影响也是严重的。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以前，说要带几个“重型炮弹”到北京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工程也算一个，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要打破老框框，打破基建程序，树一个样板。前面曾经提到，1975年8月国务院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与会同志对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较快的工程建设进度反映很好，都很佩服，但他们都是行家，也发现了不少工程质量问题，有的甚至非常严重，担心不能安全生产。比如，石油化工总厂有大量的管道，管道焊接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焊接了以后都要百分之百地拍X光片，检查焊接的质量，但对这些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却没有全部认真做，有些阀门未研磨就装上了，将来可能造成物料严重泄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会议编发的一种对上的简报（不发代表），就把这些意见登上了。9月20日，国家建委向国务院汇报现场会议情况，提到与会代表对质量问题的意见，认为设备检验、安装情况不好，担心将来出事情。李先念听后很着急，当即同余秋里和谷牧一起研究，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到上海，专门检查工程质量，并指定由我带队。参加工作组的有国家建委、轻工业部、燃化部的同志，另外李先念还特地嘱咐我带上大庆的老师傅和燃化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毛主席号召学大庆，特别是学习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三老”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即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我们带上大庆的老师傅，就堵住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的嘴，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这算是一种政治智慧吧。

9月27日，我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介绍信赶到上海，见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的唐光煊、鲁纪华，经过一番商议，于国庆节前赶到金山。当时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上上下下的确很重视抓工程建设进度，但对质量重视不够，我们发现质量问题确实很多。当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似乎讲质量就是否定成绩，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们工作组既要检查质量，纠正失误，又不能让大家感到是来找岔子、挑毛病，否定成绩，处境确实微妙。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工程指挥部提出9月28日乙烯裂解炉点火，向国庆献礼。这个口号对于动员全厂抓紧工程建设进度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关单位以此为目标，日夜奋战。但是，从确保安全、质量第一的意义上说，“9·28”点火不具备条件。我们在现场，知道点火是要出事故的，而且不是以后出事故，当时就要出大事故。但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宣扬“四人帮”抓建设的成绩，非要点火不可，连报纸、电台都做好了准备，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为此准备的报道清样都排出来了。我们工作组认为这是图虚名，没有实际意义，不能这么做，就打电话请示轻工业部钱之光部长。钱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做指挥部的工作。由于我们态度坚决，并且打着钱部长的招牌，才使有关人员勉强接受，把点火改为烘炉。其实烘炉当时都不具备条件。这之后，由于中央正在抓整顿，在我们工作组的推动下，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在现场开了一次会。会上，工程指挥部发了言，大庆的老师傅讲了话，没有让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发言。总之，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干扰和破坏，对国务院召开的金山现场会提出的问题落实得并不理想，质量问题的整改也还是不认真。1976年7月15日，第二次乙烯点火投产，因为质量问题，没有成功。直到1976年12月30日，“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第三次点火才获得了成功。后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投料生产，工艺生产装置大的质量问题没有发生，但公用工程问题不少，曾多次发生管道破裂，造成漏水、漏气。当时如果不坚持斗争，质量问题会更多，对后来的安全生产会带来严重威胁。

实践证明，对于一个技术复杂、工艺的系统性和集成度都很高的现代化工程来说，组织建设和生产，不要规章制度，不要检查监督，就会造成灾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第二批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建设中，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严重的质量问题也一再发生，这是在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四人帮”“打破框框、打破基建程序”所造成的恶果。我想，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批引进项目的建设会搞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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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四三方案”的引进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指导原则。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6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重点十分突出。

在吃的方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轻工业不受重视，发展受到影响。 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又遇到“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安排和保证农业、轻工业的需要。1961年12月 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搞十年计划，并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以前（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李富春说：“中国‘一穷二白’，有六七亿人口，吃、穿、用是个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生活安排好，才能更好地建设。”李富春还分析说：工业规划，要体现支援农业、农轻重、吃穿用各个方面，要把这些都带动起来，重点是什么？是否主要是化学工业，因为化学工业产品繁多，全与支援农业、农轻重、吃穿用、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品种、加强国防有关。化工解决了，即解决了这5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段时间，国家计委安排了各部委汇报，其中第一个就是化学工业部党组关于化学工业长期计划方案的汇报。根据李富春的意见，国家计委的“三五”计划纲要还优先列出了化肥、化纤的发展目标。

1964年 5月 10日到 13日，毛泽东连续4天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他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紧张气氛，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毛泽东把这些看得很重，几次提出要准备打仗。在听取汇报10多天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要进行三线建设。这样就把“三五”计划准备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指导思想完全改变了。毛主席还讲了“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观点，批评国家计委的规划是“屁股没有坐稳”。“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这样农轻重的方针实际上改变了，解决吃穿用问题已不可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泛滥，农业、轻工业再次受到破坏，人民生活的困难更加严重地突现出来。从“大跃进”以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棉花的生产供应长期徘徊，甚至每况愈下。直到“四三方案”引进4套化纤和13套化肥以后，情况才逐渐改善，并最终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中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产有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肥料，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化肥工业，在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主持下，设计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工艺，规模为年产2000吨装置，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533个。小化肥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有些还达不到。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据农业部门施用资料介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尿素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我在前面讲过，“四三方案”的最早引进计划是4套化纤、2套化肥，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著，就很快扩大到13套。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218万吨的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中国吃饭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稻谷的增产，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没有这两项物资技术条件，面对市场急骤增长的大米需求，我们将无法应对。化工部部长孙敬文曾对我讲过，他们算过一笔账，1977年底，“四三方案”中引进13套大化肥，已有7套投产，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如果进口同样数量的尿素，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要用外汇亿美元，超过这7套化肥装置引进所用外汇的1倍。因此，从经济上算账，是非常合算的。中国农业增产，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的作用功不可没，“四三方案”的引进技术设备功不可没。

在穿的方面  引进化纤成套设备，解决穿衣用原料问题。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只有一个试验性的小厂，年产量仅200吨，是做人造丝的。通过多年的努力，到“四三方案”引进这批设备之前的1972年，中国的化学纤维产量只有万吨，仅占当年国内纺织原料的，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相比差得太远，根本解决不了纺织原料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次引进，4套化纤项目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迅速发展，到2003年全国化学纤维产量达到1161万吨，占全世界化纤产量的1/3，比美国都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2003年中国使用的纺织原料总量为1700多万吨，其中化学纤维1181万吨，占纤维总量的2/3还要多，这对于减轻农业负担，对于衣着的丰富多彩，对于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们的用途，大体上是衣着用占1/3，家庭装饰等用占1/3，工业用1/3。这个使用格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已大体相当。这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达程度，特别是化学纤维对改变纺织原料结构的重大作用。从“衣被甚少”到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我们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这在世界纺织史上是创纪录的。现在中国生产的纺织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大量出口，2003年出口额达到800多亿美元。人民的衣着越来越丰富多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少不了的“衣、食、住、用、行”中，我认为，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现在穿的情况，国内最发达的省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差别不是很大。其他吃的、住的、用的、行的则差距较大，不能相比。同样，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无论是同美国比较，还是同欧洲比较，高收入人群同高收入人群相比，一般人和一般人比，差别都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四三方案”这批化纤技术设备的引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这批项目的引进，人民群众的穿衣状况根本达不到今天的水平。

在用的方面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做洗衣粉原料的烷基苯项目。洗衣粉是现在每家每户每天都少不了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过去要凭证供应，数量极少，洗衣服主要靠肥皂。肥皂是用天然油脂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了，哪里还有油脂用来做肥皂呢？当时李先念找轻工业部研究，通过试验的合成脂肪酸工艺技术放大以后，搞了一批小厂，用化学原料来生产肥皂。但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出来的肥皂臭味太大。李先念给我们讲笑话：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没有肥皂洗手，脸是黑的，老婆不让上床，后来用了合成脂肪酸做的肥皂，有一股臭味，老婆还是不让他上床。当时就是那样一个局面。后来我们把几十个技术落后的小厂统统关了。这主要是靠了南京烷基苯厂，当时引进的规模为年产万吨，后来经过改造扩建，2003年的产量达到93453吨。他们还同台湾的企业合资，又建了2个厂，3个厂加在一起，2003年的产量是万吨，除了充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以的产量出口。

早在1964年，李富春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设想以化工为重点，带动工业发展，解决吃、穿、用问题。应当讲，李富春讲的这个大思路，是先进的，正确的，是当时工业化国家实行重化工业政策并取得巨大效果的成功经验。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正确思路没有被毛主席采纳。10年之后，在周总理的领导和主持下，这个思路实践了，成功了。历史证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自然资源短缺的突出矛盾，尤其需要走好这段路。

第二，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我们才真正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了解。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尽管它们当时把自己比较好的技术给了我们，但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局限，这些技术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技术，到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已经不能算是先进技术了。再加上当时苏联实行“两个阵营”的理论和政策，苏东国家实际上是自成体系和自我封闭的，它们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更谈不上对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提供帮助。

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合作伙伴主要来自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美国等。本来毛泽东早在1964年1月，在听取工交会议汇报的时候就讲过：我考虑到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到中国来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后来由于认为国际形势紧张，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一直没能实施，一直到8年以后，也就是到1972年才得以实施。这批项目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广泛的最新市场信息，使我们通过这批设备的引进，切身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先进技术，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我觉得不通过这批项目的引进是感受不深的。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一个年产10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化肥厂，职工一般都需要数百人，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引进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职工定员只有100多人，两者劳动效率相差10多倍。当年国家计委李人俊主持审查这批项目，部门和地方工作的同志怎么都不同意把人减下来，各种机关科室、托儿所、学校、食堂等后勤人员统统都要保留。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过去都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大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大协作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自己做的，还是长期坚持小而全、大而全。这种做法导致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背的包袱越来越大，使国有企业一直摆脱不了困境。

第三，通过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我们通过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但是这批干部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技术、企业管理上。只有通过第二批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我们培养的人才、训练的队伍，才真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据我所知，参与领导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很多骨干，都是从参与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人员中调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取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达到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理论，归功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制度，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此外，第二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作用，我觉得是功不可没，不可忽视的，它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当时的工作，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条件，我们以后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解决这些困难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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