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桥”走出康庄道

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一些人声色俱厉地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争论的仍是路线问题。《贵州日报》公开宣传的“顶云经验”再次被“千夫所指”。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却在此次会议上“大放厥词”：责任制不能搞一刀切，要由群众决定、选择。现在群众都说组不如户，我们“包产到户”已经占生产队总数的11%！

周的一番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激烈的争辩和妥协后，会议最后决定：包产到户的口子可以放得更大一点。

争论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

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有一场生动的辩论。

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文章全文，引起极大轰动，广受支持者的欢迎。

“包干到户”是不是独木桥？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新闻单位进而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提出“包干到户”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是花了很大代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党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

多少年后，万里同志在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说：这场改革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有几个支持的？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还有辽宁的任仲夷。

虽然池必卿同志为“顶云经验”在全省、全国的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池必卿同志对个人的作用却十分低调。

刘学洙在《省报总编眼中的池必卿》一文中说：“1988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我们派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他在长篇访问记末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我们才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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