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力

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模式

观察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方式，将时间起点定在1980年，未必不妥。那一年，周其仁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学生——30年后，周其仁回忆当年：“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观察、访问、座谈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最好时光。也许因为头脑和心智被真实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充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一概没有兴趣。”当年的大学生周其仁参加的，是杜润生领导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发组)。

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杜润生及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农发组的研究，由这样一批论文与报告构成：

《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

《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孙一谘(1980年8月)

《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杨勋(1981年)

《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王小强、周其仁(1981年3月)

……

当年的研究，其基本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都是农民自己的创造，研究者去总结、提炼，然后形成政策”。这一方面，即使如周其仁这样的“非党人士”，亦接续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之传统；另一方面，也形成新时期的思想力生产的一种路径。即使更晚一些的研究者，比如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描述这种路径：“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心态和行为的现场。”进入农民生活与农村现场，是一切农村研究的开始——循此线路的另一位当年农发组成员陈锡文，现在成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当周其仁和农发组成员在乡村田野行走调查之际，后来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任首席代表林重庚，开始组织一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考察团来到中国(1980年10月至12月)，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份考察报告。1980年，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智力资源，开始进入针对中国政府决策的思想力的生产过程。这一年，当然是一个起点时间。

稍后一些时间，林重庚受中国方面所托，邀请外国经济及改革专家来中国，分别举办了“莫干山会议(1982年7月)”与“巴山轮会议(1985年 9月)”。

研究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模式，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一个有价值的会议——这并非两年后决定价格双轨制的那次同名会议。此次会议，林重庚应中国方面要求请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曾负责改革的政府官员，这次被寄予厚望的会议，林重庚最后描述说：“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而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后，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曾任波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布鲁斯，最早(1979年)来中国讲述波兰改革经验，但在那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这位对中国已有相当了解的经济学家，发现中国有些经济工作者还在试图用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态度坚决地建议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明确地说，80年代中期的中国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60年代苏东改革理论可驾驭的范畴。”邀请苏东经济学家参与的“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结论是——无论是苏东经济学家，还是中方与世界银行的各自报告，都倾向认定：“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即使来自外面世界的观察，其结论，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判断亦高度一致。

农业之于中国，一般更倾向认为它是原发性的中国问题。发现、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去观察中国农民自己的发明与创造。而工业化或广义而言的现代化，系由外而来的挑战，虽此，也没有一个一揽子的办法可以解决，必须面对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并寻找对应之策——“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在相当时间里，并非针对决策的思想力生产之道。

有着13亿人口规模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其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中央政府各项决策的思想力生产，其路径已经昭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曾为中央政治局学习授课的徐勇教授对此的界定是：问题导向——进入现场，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形成政策。

那么，早些年间周其仁们发现的农民的创造，以及后来研究者们发现的中国问题与提供的解决之道，在一种什么样的程序结构下，由思想力而演变成决策及政策？

我们仍回到“非党人士”周其仁曾参与的中央文件起草——亦即从1982年开始连续5年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里记录了来自更高决策层的选择：“1981年，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的起草，也即思想力最终形成决策与政策的过程——“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的党政部门及研究机构共同组织。随后是农村工作会议 (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省农委主任参加)展开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

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甚至尚在大学读书的周其仁们有机会参与文件的起草——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

由发现问题开始，到寻找解决之道，最后达成政府政策对应——这一过程，在国家层面形成最终结果的载体是：中央文件。治国之道，赖乎此端。这一中国决策程序模式，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王超英向本刊解释说：“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并非后来的新创。”有所不同的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各种智力因素，无论内部外部，都往这个程序会聚。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