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暮景

一

沉默而且幽默的邓小平，个性中却有着矛盾的和谐。“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这位乐山且乐水的“高级桥牌迷”，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铁杆球迷”

当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

邓小平临危不惧，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个人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在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革”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都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他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他曾教过课，作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作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尽可能婉言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灼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富有个性化。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安步当车，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香山，攀北海公园的琼岛。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早已步入晚年，不负全国人民的众望，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于是，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60里山路蜿蜒曲折， 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年长的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于是又继续前行。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获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攀谈起来。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当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来了……”他便问这位学生念的什么专业，当听说读的是新闻专业时，不由感叹：“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用3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踏过了黄山众多的山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

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吴山越水，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小平同志和普通群众相处的动人故事。1983年2月11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州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他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他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庞紧贴在一起。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人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邓小平按下了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他高兴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获得广泛好评。

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起大落，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往往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巨涛中同样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还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游泳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一向敬仰邓小平的人们形象地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的，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感欣慰。他畅游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与风浪为伍，从容泅渡。白浪滔天，他舒展双臂，自然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向前。在他身旁看护的工作人员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依然在水里畅游……已经入海游了90多分钟，他依然没有丝毫倦意。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上岸后，他不时地同天真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嬉戏，不时和女儿聊上几句……其乐融融，多么温暖的天伦之乐！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深厚的感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将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大海，浩渺宽广，一望无涯。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打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桥牌运动的创建人。"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很快，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邓小平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邓小平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8年7月，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1989年2月26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1993年6月，在国际桥坛久负盛名的美国桥牌名家鲍比·沃尔夫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邓小平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和平年代长大的年青一代不难想象他革命年代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他出色的桥牌技艺，其实与他长期的戎马生涯所练就的素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

一次，他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以神机妙算来掌握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自己也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况且，他干什么事情都永远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因此打桥牌被邓小平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大家都赞赏他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邓小平能否适应长时间的桥牌比赛？对此，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的聂卫平说："完全没有问题。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3时打到6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7时打到10时多。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

邓小平非常关心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据悉：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到第15场比赛时，中国队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了，而日本队还有5名选手。第4场比赛在北京举行，聂卫平战胜了武宫正树，取得了四连胜。聂卫平曾回忆说："我家离比赛场地很近，我人还没到家，老爷子就让秘书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请我吃饭。我真是非常感动。在所有的运动员中，得到老爷子打电话祝贺并请吃饭待遇的，我可能是第一人。”

他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page]

他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书声琅琅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在床上吊着腿。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使他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曾对记者说，他对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场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喜人的曙色。这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切希望。

除足球之外，邓小平喜欢篮球等球类运动。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艺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谁会想到，他的业余爱好居然很好地用在了外交上？

二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喝酒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但他从不贪杯。这位中国的“头号烟民”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晚年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加以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工作实践和事物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地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据报道，邓小平还喜欢看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国内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说论稿》中提出：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小平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他还指导编书。1993年，近90岁的邓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等”。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突出特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转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在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和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荦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没有特殊情况一般要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晚10时许，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6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茅台困难了，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他在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的考虑，建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眼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做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椒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种各样的青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颗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3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带来危害，“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时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他也没有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在深深的思索中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他日理万机，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决策。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灵感的诱因。

人们曾经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叼在嘴上，"噌"的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烟雾在空中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

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香烟熄灭了。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 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邓小平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page]

三

邓家这个大家庭里，老爷子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书”则是家庭的中心。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看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的婚姻家庭也历经了一些曲折坎坷。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终于才到达革命圣地，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用现名。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这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介绍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实在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就拿一种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战争年代，卓琳就和邓小平一道奔赴前方，转战南北。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3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在3年困难时期，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得好一点，要他单独吃，不再一大家人在一块吃饭，可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起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不能改变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真诚的心去爱抚和温暖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邓小平的成就是离不开卓琳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与理解的，是离不开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帮助与关爱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邓小平关心和爱护高雅的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给卓琳一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他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从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他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说到哥哥邓朴方对自己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的帮助，邓榕声音哽咽了："写'文革'中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邓朴方。他是我们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给我回忆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讲得很平静，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流出来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哭，可这不争气的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对哥哥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讲述那段经历，知道你最不愿意提起‘文革’，可为了写书还得让你讲。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时不愿意回忆起的细节，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哭得很厉害，连自己笔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谢哥哥了。我也在这里拜托各位记者一句，你们今后采访邓朴方时，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儿，说起‘文革’，他就会特别伤心，这种伤心是刻骨铭心的。”

邓榕写到哥哥出事后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少。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见到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与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卓琳说：“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邓小平从不说教，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page]

四

爱穿“小鞋”的邓小平，对工作人员比较随和、关心，对下级他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

许多伟人，特别是革命家、政治家，往往富有普通人的亲情冷暖。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他以自己真挚情感，表达出那特有的乡情、恋情、亲情、友情、同志情，并渗有浓浓的真情。

邓小平故居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是当时川东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朴实无华，屋后有苍翠浓密的竹林。如今，这牌坊村被人们称为“伟人村”。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然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但当地人还是将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

自1920年离开家乡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82年，卓琳代表丈夫亲笔致书在家乡的舅父与舅母，一者问好，二者嘱咐他们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自己微薄的工薪过着简朴的生活。

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一辈子生活朴素的邓小平始终对家乡四川的圆口布鞋情有独钟。他的妹夫张仲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他买鞋送京。后来布鞋市场断档，张仲仁心急如焚，打听许多布鞋厂，得知绝大多数已关停并转。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位做布鞋的老师傅余腾清，并请老人赶制了五双精制的布鞋。邓小平收到这五双布鞋后非常高兴，赞不绝口。经试穿后只是感觉稍微紧了一点，他老人家幽默风趣地开玩笑：“这是家乡人给我穿的‘小鞋’哟！”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使余腾清那几天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余腾清又第二次按40码规格做了3双送去，邓小平非常满意，于是春节前又送去了两双。张仲仁按邓小平的要求付鞋钱，余腾清执意不取分文。几经推让，最后张仲仁按每双38.8元的价格付了钱。为了感谢余腾清的深情厚意，邓小平特地托张仲仁向他转赠一本精装的《邓小平》画册。有了家乡柔软的圆口布鞋朝夕相伴，邓小平的足迹遍布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了故里情结。

1986年2月2日，由北京直发成都的专列徐徐地开进成都火车北站，在站台上等候多时的四川省领导一齐拥向车厢门口，出来的第一位客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向前来欢迎他的老乡们说：“我半个世纪都没有在自己的家乡过年了！这次可要多麻烦大家啊！年岁大了时时都想念家乡，俗话说落叶归根嘛！”

在北京出发前，他还特地邀请了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友王震一家同行。邓小平说，不要太麻烦大家，接待警卫人员要减少，大家都要回家与亲人团聚嘛！吃的也不能太破费，要像老百姓过年一样的习俗来办，以川菜为主，吃家常便饭就行，腊月三十晚上的团年汤元和大年初一的长寿挂面加豌豆尖不能少就行！王震同志是湖南浏阳人，体弱多病，喜欢吃什么多征求他的意见。

接待人员与金牛宾馆厨师们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并结合邓小平历次回川喜欢吃的东西做准备。他们先后采购了达县用柏桠薰的老腊肉和腊猪头，南充他老家的冬菜炒碎肉，永川的豆豉炒回锅肉，以及他喜欢的白油菜苔、圆根白萝卜、青菜薹等时令蔬菜。伙食标准为北京客人每人每天30元，省内接待、警卫人员每人每天15元，春节加餐另计。

2月5日上午，四川省委、省政府春节团拜会在金牛宾馆新落成的东楼宴会厅举行，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专家和知名人士，劳动模范聚集一堂。与往年春节团拜会不同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住在金牛宾馆，他肯定会参加团拜会，也让大家有机会向这位伟人祝福拜年。9时30分，邓小平及夫人卓琳、王震及夫人由接见厅步入会场，顿时全体起立，掌声雷动！邓小平笑容满面，双手合十高高举起说：“向各位拜年啰！”接着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一一握手。团拜会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四川省、市文艺团体表演了短小精彩且川味浓郁的节目。会后，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大厅前与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合影留念。

大年初二，安排邓小平等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当天是成都难得的一个艳阳天，由于天气特好，杜甫草堂游人很多，当邓小平一出现时，家乡人民，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乡亲给祖国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生机和实惠。邓小平向群众不断挥手致意，人们鼓掌祝老人健康长寿！场面壮观热烈，十分感人。群众中有一对中年夫妇要求见一见邓小平他老人家，他们是郊县农村来的，改革开放后办乡镇企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一定要向他老人家说几句心里话，以表达感谢之情。在杜甫草堂的休息室里，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那个四五岁的孩子跑到邓爷爷面前，邓小平十分高兴地抱起孩子拍照留念。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随和而且关心，对下级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拣些送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郭勤英是1978年8月来到邓小平身边做医护工作的。郭勤英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回忆说："来之前，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邓小平同志家工作。当时，我很高兴也很紧张，只是怕工作做不好。"

这年8月的一个下午，郭勤英先到邓小平办公室报到，随后在秘书的带领下，与邓小平夫妇见面。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郭勤英就觉得邓小平特别亲切，邓小平还问她："你家在哪？""家里还有谁？"卓琳可能开始就对郭勤英的有关情况了解一些，也跟着介绍说："小郭'文革'前在朱老总那儿工作过，有关情况她比较清楚、熟悉。"这次见面，郭勤英只感觉"首长很平易近人的，一直与你拉家常，让你一点也不紧张"。从此，郭勤英一直在邓小平家里为首长做医护工作，直到邓小平去世。

傅春恩与郭勤英一样，也是自301医院调到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访时，傅春恩回忆说："我以前在301南楼临床部工作。当时，部领导向我交代，说将安排你到小平同志身边做医生。一听，我也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这么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很幸运；紧张的是，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于是，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医护工作。"

作为301医院的优秀党员，郭勤英和傅春恩凭借自己政治可靠、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良好的护理、医疗保健技术，在邓小平身边尽职尽责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医院、医护人员，邓小平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在他心目中，医院还是人才密集的智力群体。到医院查体，有更多的机会走到知识分子中间去。他非常尊重医护人员，每次到医院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总是为医护人员着想，不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没事”，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的医护人员都熟悉的他的一句口头语。对专家的诊断和治疗，邓小平也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有一次手术前，老专家向他汇报，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出什么问题，由我、由我们全家负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医院。”他对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总是心存感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敬业，很辛苦，技术上也很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服务”。医院有规定，医护人员不得要求与住院的首长照相。邓小平则主动提出与医护人员合影。

身为医护人员，跟随邓小平会见一些外宾也是常有的事。郭勤英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期间，她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家邓小平在外交场合的卓越才干与风范。“每每接见外宾，他总是先同对方拉拉家常，聊聊天，使大家都放松放松，聊出气氛来再同人家谈正文。这就是他的外交艺术。”采访中，郭勤英对笔者说：“有时，首长请外宾吃饭，他控制在一个小时，很守时。”

有一次出差到外地,晚上,公务员把邓小平的衬衣拿去洗,服务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就说:“这么破的衣服是你穿的吧?”公务员解释说:“哪是我穿的,是首长的。”服务员一看邓小平还穿这么旧的衣服,非常感动。“他平时在家里不讲究吃穿,只有在开会或见外宾时,才穿上毛料衣服,中山装家里也就三四套吧,换着穿。”郭勤英说：“首长的袜子,无论短袜还是长袜,都是线袜,穿的时间长了,袜底磨薄了,就弄上那种尼龙,加厚袜底。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脚搭在小脚凳上,女儿毛毛看见了就说:老爷子,你的袜子都透亮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袜子因为磨的时间长了都发亮了。”

邓小平的家人平时穿着也十分朴素。受其影响，身边工作人员的穿着也都随便。郭勤英说：“现在人们的日子都好过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穿着打扮，和外界相比我们就显得有些土。后来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年轻人外出时穿上漂亮的衣裳，而回到工作岗位时又换上了朴素的衣服，直到今天也仍是这样，这已成了习惯。”

有一次邓小平在家里看电视,郭勤英在值班。电视里播报义务献血的新闻,郭勤英在旁边讲解,主要是义务献血法制化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看着自己的胳膊。郭勤英问"首长怎么了"?他说,“你看,我的胳膊的血管有红颜色,我也可以献血。”郭勤英赶紧说：“首长,不用你献血,法律有年龄限制,有年轻人去献”。他又表示“以后要把角膜捐献出来。”

“首长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少说话，有时也偶尔跟我们聊聊，说上一两句，话不多，但常常很幽默。”一说起邓小平的魅力与风范，郭勤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年，她回老家河南安阳探亲，返回后在院里碰到正在散步的邓小平。于是，邓小平便向郭勤英问起她父母的身体、家人的工作、家乡的变化等等。郭勤英一一作了回答，让她吃惊的是，首长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家乡是河南安阳，并说：“40年代，我们刘邓大军到过你的家乡安阳，当时我在安阳珍珠泉住了好几天。” 郭勤英说，自到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在与一个大人物在一起，就像与一个慈祥的长辈在一起一样。

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慷慨捐助，但不肯宣传自己，而中央也果真对此采取低调的淡化处理。时任总理的李鹏在讲话里只轻轻提了一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捐了款，但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