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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嘱托
一
"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的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临别时,江泽民与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子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个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
1982-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下来。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老同志退出合适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一下子将工作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人不适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做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page]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开进去后,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棵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上已经长出了果实。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美,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淳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他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开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目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服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实际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进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负重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上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发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四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四个角上别着四个蝴蝶结,分别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表达了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充满真诚的字:
“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轻松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每天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从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page]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之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前面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邓小平说:“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85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天就变成终身制了。”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的政治生涯。
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和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和陪同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谢。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您最后一次会见正式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采访。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回答提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说:
"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最高实权人物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辉煌的充满传奇色彩政治生涯,但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思想和理论,永远钦佩他高瞻远瞩的伟大胸怀。
[page]二
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市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作为一个战略家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出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
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扩大开源。”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1991年的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
1月28日晚,邓小平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邓小平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说:“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与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这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据说是寓“黄浦江评论”之意。这篇文章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对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文章说:“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的发表时机煞费苦心,单凭选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邓小平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了。文章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们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观点。
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提倡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更强些》。
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四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虽然是结合上海实践发论,但由于文章“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且,四篇文章将思想解放与选人用人联系起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更大层面上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论争。
当时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主要作者之一。日后,周瑞金回忆说:“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能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等等。
周瑞金回忆说:“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其实,《解放日报》并没有停止论争,对于论争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改为“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要有胆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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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滚滚。专列上的主人公,是共和国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车至武昌,他有话要讲,言简意赅。车到长沙,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车抵深圳,老人毫无倦意:"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阔、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的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风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八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向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父亲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乘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上车时,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说:“不会,不会,您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八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和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引人注目,到处充满了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看到这些,邓小平十分高兴。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深圳最值得骄傲的是年轻。深圳不仅是亚洲最年轻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大城市。这里没有北京的流金溢彩的宫殿,没有西安有众多的文物古迹,也没有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没有可承袭的传统,没有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但深圳的的确确是中国20世纪末一篇迷人的神话。
看到深圳今天的气派,你怎把它和前些年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连在一起。一位“老深圳”是这样描述八年前她初来乍到深圳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的深圳,没有宽阔的大街,没有车流人海,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菜市场,没有公园,眼前有的只是一片片野草,灰尘弥漫的小路和建设者们住的一排排瓦油毡棚。”
如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感染着邓小平。邓小平情绪高昂,他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登上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使人感到他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这天晚上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邓楠对父亲说:“给您准备了您喜欢的家常菜,知道您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邓小平风趣地说:“这好,各取所需,不强加于人。”
邓楠又说:“对深圳人民来说,您是一朵大牡丹花,大家爱您!”
邓小平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十分崇敬地说:“邓爷爷,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您,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您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富裕的道路!”邓小平指着小曾说:“你也成了小理论家了。”
不一会儿,邓小平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说:
“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学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
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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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得知有的竹子是悄悄从成都“弄”来的,他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并齐声喊“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这是高达160米的大厦的最高层,楼顶是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西南北。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俯瞰深圳市容。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邓小平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他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在谈话中,他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时,谢非原是有准备的,他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当邓小平讲话时,他按下的是放音键,可是没有按下录音键,结果,没录下音来。谢非后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幸好,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录了音,而且录得很完整。
离开旋转观光层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人山人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一个方便。
邓小平坐电梯下来时,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他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掌声响彻国贸大厦。邓小平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紧紧握手。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华明和弟弟叶正光曾先后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邓小平常去聂帅家,见过叶华明和他弟弟。
此时,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叶华明激动地握着这位慈祥老人的手,并伸出四个手指回答说:“不是,我是老四!”
“啊,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了叶华明弟弟的情况。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叶华明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并兴趣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在这里,当邓小平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坐在身边的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岁,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生的,她比我约大半岁。”
当时,先科公司的一位四川籍歌手还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唱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完后,高兴地带头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版权怎么解决?”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page]邓小平边走边详细询问公司的情况,从职工待遇到产品原料来源到生产质量,无不涉及。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1月21日,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邓小平的身影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顿时,民俗文化村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乘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向各个民族村寨,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他边看边问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是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会心地笑了。
维吾尔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唱歌跳舞,弹起了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姑娘们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她们表演得好。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也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接着,邓小平到锦锈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他走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他的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于是,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兴致勃勃在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游览一个小时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这一天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国家主席杨尚昆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介绍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听后,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了!”全场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他们首先观看距今已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画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潭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七千五百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水杉坝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丰富的知识和良好记忆力。
一行边走边看,当看到金花茶时,邓小平问:“这叫什么花?”陈潭清说:“叫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邓小平说:“这不是最好的茶花。云南有一种茶花,有碗口那么大,那好看,叫什么茶花?”邓榕笑着说:“那就叫碗茶。”
邓小平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再往前走,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邓小平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 陈潭清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陈潭清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于是,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地全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陈潭清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陈潭清说:“这种竹芋的叶子,只是好看而已,摸起来毛茸茸的,有点像天鹅绒毛,所以它的名字叫天鹅绒竹芋。”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真是有一点像天鹅绒啊!”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各领一家人分别种下了一棵长青树--高山榕。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建设和发展起来。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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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让万里春风,在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群众踮起脚尖欢呼着……一篇文章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在谢非的陪同下,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八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在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他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参观市容中,邓小平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结束了在旋转餐厅的浏览,走进下楼的电梯。陪同的邓榕对父亲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您!"一听,邓小平高兴起来:"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闻讯前来围观的群众多达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来珠海浏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却自发地一起维持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看这位伟人的风采。
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有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 更多的群众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举起右手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动,点头。
掌声,欢呼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人们喊着,蹦着,后排人踮起脚尖跳跃起来,惟恐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被挡在厚厚的人墙后面的人索性你抱我看一下,我抱你看一眼,让衷心爱戴的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印进心中!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让万里春风,在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这一天,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虽然有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四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五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然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page]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并语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是的,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一次,邓小平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当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南面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从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到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经鹰潭市,已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勃勃生机。沿着城边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鹰潭火车站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要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page]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窗来察看。
当时,陆德纯站在隔离观察窗旁边,向邓小平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去过商店浏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了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十元买了四盒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装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一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获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心喜,他想: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做着必要的准备。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page]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视察南方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讲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中顾委。他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掀起了第二次浪潮。
1992年5月的北京西郊,鲜花盛开,一片葱绿。在群山环抱的石景山区,坐落着我国特大型现代化企业--首都钢铁总公司。首钢,作为我国全民大型企业改革的试点单位,它的每一项改革都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探索。首钢这面全国人民心中的改革旗帜,十几年来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命运风雨同舟。
邓小平最了解改革第一线同志的心情,每当关键时刻,他都给予巨大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使首钢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
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首钢也如一炉钢水,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喜人景象。首钢人思念邓小平,邓小平也牵挂着首钢。
5月22日,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及女儿邓楠、邓榕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北京西郊的首钢。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邓小平参观了月季园的各种花卉。他连声称赞这里的花比他家里的还好。首钢一位负责人随口应道,那我派几个人给你改造一下。邓小平马上摆摆手说,不用了,你还是专心致志管理企业,把钢铁抓好。
在随后的座谈中,邓小平听取了首钢改革发生的变化后,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他伸手指指自己的头,接着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个脑筋就行了,脑筋不换哪,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干得也就更好。”
"换脑筋",朴实无华,言简意赅,这3个字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触及了阻碍改革的深层原因,找出了推动改革的原动力。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参观了首钢刚竣工投产的四号高炉、第二炼钢厂、机械厂重型车间。邓小平来到哪里,哪里一片欢腾。看到邓小平,首钢职工的心情格外激动,大家奔走相告,举着鲜花,举着标语牌,向邓小平表达敬意。邓小平向周围的人群频频致意,和身旁的工人一一握手。整个厂区沸腾了,首钢职工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共迎来了第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空前发展之际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其实,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给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为这次大会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座历史里程碑的奠基者和铸造者,无疑就是邓小平。
于是,人们非常关注邓小平。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数百名记者带着全世界的关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是否出席本次大会?”这是十四大的第一新闻,邓小平出席大会是新闻,不出席大会也是一个新闻。当记者没有得到是与否的答案时,不得不反复提出这个问题,新闻发言人不得不5次重复的回答:"小平同志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已接受了邀请。"
12日上午9时,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十四大开幕电视转播时,不约而同地搜索邓小平的身影。然而,开幕式上,没有见到邓小平。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也没有见到邓小平,闭幕式上也没见他出现。
其实,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十四大。十四大报告第4稿出来时,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仔细审阅,又用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次革命。同时,他特别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有脑筋就可以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宣读的报告。结束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就在电视机前鼓起掌。十四大召开的这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着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时,他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十四大对于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将这个理论确定为党的基本理论。自然,邓小平是十四大瞩目的中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十四大的邓小平,非常了解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他似乎不会让大会代表失望,不会让全国人民留下遗憾。19日下午,十四大代表接到通知,全体代表去人民大会堂。
当红光满面的邓小平出现在大会堂宴会厅,2000多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般在大厅中回响。"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这些肺腑之声伴着掌声此起彼伏。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面前,边走边招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
[page]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同大家合影之后,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在江泽民等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最后在代表饱含深情的目光中离去。
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送邓小平往回走,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邓小平突然转过身来,对江泽民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紧握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滚滚春潮势不可挡,在整个中国涌动。
1993年10月31日,星期天。邓小平一行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逛京城。
邓小平十分关心北京市的建设。早些年前,他就希望像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他太忙了。现在退休了,他要常出来逛一逛京城。这次出行前的1个月,他就惦记着要出来,看看北京新建的马路、老百姓的房子。
退休以后在北京视察,他不止一次地让张百发为他当向导。他说过,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部长、市长。这天,他一见到张百发,就高兴地打招呼:“队长!队长!”
虽然国庆节已经过去了1个月,但街头的花坛仍时有所见,傲然盛开的菊花点缀着街头巷尾。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车子驶入宽阔的长安街。同车的医生要求,活动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因此视察路线确定以看新落成的道路为主,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
车子缓缓行进。邓小平坐在车上,透过车窗注视着掠过的人群、建筑、街道。窗外掠过的每一幢高大建筑物,他都要问问是什么楼,国际饭店、海关大楼……,新建的长安大戏院将在那儿建起。“再有两年可以投入使用了,到时请您去看戏。”张百发笑着对邓小平说。
出建国门,奔劲松路,上了东三环高架桥。邓小平看着窗外,感慨地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邓小平常出来走动走动。邓小平说,年纪大了,不愿多走动。张百发怂恿他,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邓小平笑着说,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
谈笑间,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机场高速公路展现在眼前。邓小平要下车看看。因外面有风,车上人劝他:"到四元桥吧,那里气势恢弘。” 车子到了四元桥停下,随行的大夫却坚持不让邓小平下车。邓小平向车上的人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然后问亚运村在哪儿?张百发将亚运村的方位指给邓小平看。
离开四元桥,车子驶上了平展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在通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小平问张百发:"收多少钱?" 张百发回答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
邓榕转身将手伸向父亲,调皮地说:"拿钱。" 邓小平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一席话,说得坐在身边的卓琳和全车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已是10点多钟,邓小平仍兴致不减。在返程途中,他指着脚下的高速公路问张百发:"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 张百发回答说:"已经超过了。”
邓小平欣慰地点点头,又扯扯自己身上穿的烟灰色水洗绸夹克衫,风趣地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 张百发笑答:"您这件是名牌,也超过了。”车上又一次响起了一片愉快的笑声。
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张百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蒙特卡罗最后投票的情况,说:"国外有人捣鬼。" 邓小平沉默了一下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坐在车内的大夫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回到住处临下车时,邓小平说:"我总想出来走走,逛逛公园和商店,可是他们不让。"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身边的警卫和医生。张百发提议: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您看看世界公园和建设中的北京西站。他还介绍说:“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1996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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