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

1997年6月6日，《人民日报》以醒目位置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一文。新华社转发了这篇重要文章，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几乎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海外报纸更是注意这篇文章，猜测着这篇文章的“来头”，甚至对“邢贲思”是何等“来头”的人物，也议论纷纷。

正巧，5月下旬，笔者在北京作一系列采访，内中包括采访邢贲思。我在电话中跟邢贲思约定在5月29日下午2时访问。他说，大约可以跟我谈两个小时。

邢贲思是《求是》杂志总编辑。我在北京的住处，离《求是》杂志极近，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对于求是编辑部那座大楼，我很熟悉。记得，这座楼当年曾由文化部与《红旗》杂志“平分秋色”，以正中的楼梯为界，一边一半。当年《红旗》杂志的那一半，如今成了《求是》杂志的领地。

我上了楼，先是见到邢贲思的秘书。他告诉我，邢总编今天下午临时有重要工作，虽然仍能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谈那么久了——内中的原因，后来经邢贲思告诉我说，这一临时的重要工作是因为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定稿。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重要文章。一个星期后，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邢贲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这才明白那天他要最后改定的便是这篇重要文章。

我知道邢贲思的名字，是在1978年那场震动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那时，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接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题的文章。邢贲思正是因为在这场大讨论中做出很大贡献，所以后来被提升为《求是》杂志总编辑。

最近，我正忙于创作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六十万字的长篇，涉及1978年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于是，我去采访邢贲思。

在总编辑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邢贲思。六十六岁的他，胖胖的，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笔者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那是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审定，《光明日报》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加以转载，新华社加以转发，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矛头直指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

当时，汪东兴主管全国的宣传工作。他下令“下不为例”，不许再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但是，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却偏偏再来一例，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重要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

这表明，早在1978年，邢贲思的文章便广有影响。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其他作者不同。别的作者有胡耀邦、杨西光等做“后台”，文章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当年卷入这场大讨论，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笔者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

笔者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

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

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

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

1950年，邢贲思加入中国共产党。

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1952年即将毕业时，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于是，邢贲思成了中共中央俄专哲学教员，北京俄语学院哲学教员。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

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问题。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于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

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邢贲思那时不断地为《人民日报》撰稿。据邢贲思告诉笔者，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三十来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

于是，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

于是，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

于是，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报告一场接着一场，竟作了七八十场报告！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

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解疑。

据邢贲思回忆，他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

他在海军军级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

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

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

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

他在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

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别给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作报告。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

在一场场报告中，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1978年9月下旬，应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光明日报》理论部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

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

据马沛文回忆，湖北甚至还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邢贲思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一支名笔。

他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清华大学兼职教授。198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如今，又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著有《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哲学与启蒙》、《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与时代》等哲学著作。（来源：名人历史现场-叶永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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