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依然是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在1949年3月23日播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据现存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当时广播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

新闻稿的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如此“亮相”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

为什么选择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3月23日播出？为什么点明了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内中的原因，是在3月23日这天，中共中央机关“开拔”了，从平山县西柏坡村启程，经石家庄和保定地区，朝北平进发。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北上，于3月25日乘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在那里下车。胡乔木感慨万分，因为当年他曾在清华园这“戏台”上演过“戏”，大学岁月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十九个年头飞逝，如今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古城……

毛泽东在北平城外清华园下火车，是由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考虑到他的安全，安排他住在远郊——香山西南坡的双清别墅。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这样回忆跟随育英小学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时的兴奋之情：

应该有个六七辆大卡车吧，来拉我们这些学生，老师，当时都给同学发了口罩，好像还发了个头巾，头巾可能就是什么白布那么裁的，那个还是发了草帽没发草帽，那个反正刚开始坐上车呢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坐过这大卡车，所以当时坐在车上都特别高兴，又唱啊，又闹的，挺欢快的，晃荡晃荡就不行了，小孩就东倒西歪，再加上那全是土路，那前面车一开，后面的车就吃土，所以只能戴上口罩啊，把那个头巾也包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好像就在保定过了一晚，睡了一觉，那就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通铺，天刚刚亮就都给叫起来了，然后又上车，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天黑了，从哪个门进来的就说不清，反正最后是穿过复兴门到这的。那穿过北京城那个时候，原来都是在农村的，所以一看到北平城里头又是灯光，又是路上有车，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各式各样的车，还有骆驼，还有什么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叮咣叮咣，反正觉得挺热闹的，在我印象里开，就是看人家那个理发馆的那个霓红灯那么转还奇怪，这个灯怎么老在那转哪，而且还好几种色地在那变，那个所以一路上特别兴奋……

一进入北平，百废待兴，毛泽东可谓陷入“日理万机”的忙碌之中，胡乔木也随之进入“百忙”状态。这种忙碌，可从毛泽东1949年6月24日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便函中，窥见一二：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引者注：载当日，即6月24日《人民日报》)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6月24日下午六时

从6月24日(况且已是下午六时)，至7月2日，不过一星期，毛泽东要胡乔木完成的却有四篇全局性的重要文章：

(一)纪念七一的论文；

(二)纪念七七的口号；

(三)纪念七七的论文；

(四)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

确实，如同毛泽东所言，“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胡乔木埋头苦干着。他这“中共中央一枝笔”，日夜不停地写着。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他依然为新华社写了不少社论，诸如：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4月5日)；

《庆祝上海解放》(5月29日)；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8月20日)；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9月22日)；

……

他也写了许多新闻。在1949年4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英舰“紫石英”号等四舰开炮，“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在镇江附近。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借以掩护逃跑。翌日，新华社播出新闻稿《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各报登载，连英国报纸也予转载。

袁仲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世人都以为那新闻稿，是袁仲贤向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其实，那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袁仲贤的名义写的!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香山双清别墅，毕竟诸多不便，毛泽东于1949年7月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胡乔木也随着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住在静谷，胡乔木一家住在近北面的三间西厢房内院，与田家英为邻。那里离毛泽东住处不太远。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胡乔木随叫随到。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是这样回忆笫一次住进中南海的情形：

具体怎么搬的我不知道，但是只是到那个星期六下午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不去香山了，就去了中南海，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到中南海了。刚进中南海我们是住在那个静谷，就挨着主席的那个旁边，在他西边，静谷的后边呢，北边呢就是春耦斋，那个地方挺漂亮的，有树，有假山，而且还都是些老树，特别是那个院里头有两棵树是连根树，两个根，但是长到，后来长到一起成一棵树，所以印象特别深。

房子都比较破旧，漆脱落了，但是起码房间都有了，我父母的卧室，办公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住房和带我们的阿姨住的地方，反正一人都有那么一小间吧，房间也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足够我们住了。

静谷、来福堂、喜福堂、颐园，我们家在中南海搬了几个地方。

那时，在胡乔木起草的种种文件之中，最费精力的莫过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了。

《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刘少奇在1949年9月21日的讲话中，称《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这样的“建国纲领”，起草工作自然费时费力。

“政协”，有所谓“旧政协”与“新政协”之分。

“旧政协”的全称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以“协商政治问题”。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也就被迫同意举行这样的会议来“协商政治问题”。自然，当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时，“政治”也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纪念‘五一’节口号》第五条这样写道：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这样，也就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倡议。中共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于是，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当时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1949年初，写出了第二次初稿。后来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初稿要另起炉灶。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又决定，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

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如今，尚可从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五封便函，看到当年修改时的繁忙景象：

其一

乔木：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9月3日

你应注意睡眠。

其二

乔木：

今(引者注：指9月3日)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即

其三

即刻付印(引者注：指9月5日)，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其四

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9月6日

其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引者注：指周恩来)。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毛泽东9月11日下午四时半

内中，从9月10日晚九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七时，一口气讨论了十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

《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正式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成为“新闻人物”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三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面目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十三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

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中尽管某些地方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胡乔木的人生轨迹。

两个月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刊出署名江山的文章，题为《严正驳斥美揆造谣的新闻署长胡乔木》，近两千字，更为详细。现亦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

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日前对美国务卿艾其森(引者注：即艾奇逊)歪曲中苏会谈(引者注：指当时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谈话，予以严正驳斥，这是他从新闻总署成立以来代表政府所作的第一次发言，以后我们听到他代表政府发表谈话的机会一定很多，无论是关于国内或国际方面的，他好像是一位播音台的播音员一样，全国人民经常静候着他的声浪，都想从他那里知道人民政府的意志与动向。

他的责任虽然如此之重，但他过去一直是个革命工作者，所以除了中共内部及其工作地区的人民而外，很少知道他的经历的……

接着，文章便介绍了胡乔木的经历，内中提及了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最后，作者写道：

现在他是新华通讯总社社长，北京《人民日报》社社长，又是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肩负着全国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和政府发言人的重任，他会写，会说，会做，恰是胜任愉快，铢两悉称。

对于这些报道，胡乔木并不乐意。他仍希望悄然埋头于幕后，不愿报刊上介绍他本人。

好在他是新闻总署署长，嘱令各报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报道。从此，在中国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画上了句号。直至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届政治局委员，按惯例要刊登简历，这才经他过目、由新华社发了一则关于他的数百字的简历，如此而已……

这时值得提到的是，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所载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谈话，其实并不是胡乔木起草的，而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一回，一反往常：平日，总是胡乔木替毛泽东起草文件，此次反过来，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

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苏方建议，由苏方、中方各自发表一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谈话。于是，毛泽东在1月19日晨五时亲笔写好了一篇声明，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写的。毛泽东写好声明后，用电报发往北京，毛泽东特地注明：

“(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

“(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

“(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毛泽东的电报，是发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告知“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就笔所写的电讯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电讯稿全文一千五百来字，痛斥了艾奇逊，理所当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当然，胡乔木的名字也引起了注意。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曾问及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担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跟毛泽东的联系频繁。不过，已经进了北京城，虽然同住中南海，毕竟不像在延安那样喊一声就过来。何况胡乔木担任了许多职务，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毛泽东常常给胡乔木写便函。如今，透过这些便函，倒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当年的工作情形。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三时

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

乔木：

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

毛泽东10月24日

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彭，彭德怀。甘，甘泗琪。他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可见毛泽东虑事甚细，很注意新闻的分寸。

在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总编辑为邓拓。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了关于《人民日报》存在问题及进行改革的意见，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

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12月4日

1950年元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1月1日

1950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胡乔木，告知“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毛泽东嘱这三天内《人民日报》社论“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

2月14日，毛泽东发来颇长的电报，注明“限即刻到”，交“少奇、乔木”。毛泽东要他们“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毛泽东陈述了六条意见，最后写道：“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至要至要!”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1950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在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连发两函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毛泽东10月21日

乔木同志：

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毛泽东10月21日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在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

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以发表，请酌办。

毛泽东11月3日

此处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三百多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表示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翌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则是关于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罗隆基起草，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抗美援朝)——

乔木，并徐冰同志：

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引者注：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毛泽东11月4日上午九时

11月17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毛泽东素来重视报纸，阅报甚细。他给胡乔木写了那么多的信件，表明他对新闻工作的注重。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11月22日

信中提及的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实践论》一事：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12月28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

1950年2月，当毛泽东要从苏联回国时，斯大林提议出版毛泽东的选集，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编辑选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来华。

毛泽东回国后，由他的俄语翻译以及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着手翻译。尤金读了俄文稿，对《实践论》极为推崇，建议送往苏联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尤金把《实践论》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阅毕，交由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发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配发了评论文章。

于是，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那封信，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实践论》，翌日发表《真理报》评论。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乔木：

(一)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毛泽东12月28日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至于“领导方法决定”，是指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显然是由于《实践论》的发表，使毛泽东想及，“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复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复，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复。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终于累得病倒了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笔者曾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他也得此症。

胡乔木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亲自给胡乔木诊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瞕也赶往北京医院，过问此事。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大夫认为，应该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但是又很担心，因为胡乔木体质弱，已经大出血，怕经受不起大手术。

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谷羽的答复非常干脆：“开刀!”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哪!”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王鹤滨随即赶往北京医院，上到病房主楼三层，见到了傅连瞕，也见到了胡乔木。王鹤滨回忆道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医生护士们正忙着为他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我走到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身旁，他马上要被送入手术室了。

“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胡乔木那发冷的、缺少血色的手说。

“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做手术。”胡乔木同志苍白的脸上显出了笑容，兴奋而稍有点吃力的说着。

“请主席放心!”当把他推向手术室时，胡乔木带着笑容又叮嘱我一次。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毛泽东关注着胡乔木的病情。除了听取王鹤滨的报告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病况报来。

手术之后，又发生意外的情况：胃与肠粘连，可能需要再动一次手术!

体质已很虚弱的胡乔木，能否再经受得住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闻言，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意见。周恩来问大夫们，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大夫们终于决定采用别的办法治疗，未动手术，解决了胡乔木的胃肠粘连。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就成了那一段“空白期”。

胡乔木刚出院，便开始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3月2日给他写了一信：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3月2日

萧乾，作家，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李俊龙则为政务院参事，写了《战斗中的湖南农民》，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这封信表明，胡乔木又开始忙碌了。不过，他尚在休养之中。他和谷羽住到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疗养。

谐趣园乃颐和园的“园中之园”，风景幽雅。此园原名“惠山园”，是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看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下令在京仿建。后来，在光绪十九年重修，改名“谐趣园”。园内有涵远堂、湛清轩、瞩新楼、知春堂等十三座亭台楼阁，一泓碧水，游廊曲折，清静古朴，世外桃源。胡乔木在此一住数月，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已从静谷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为邻。后来，又迁往中南海喜福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