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智盛谈神府煤田决策

一

神府东胜煤田的开发，已经是快三十年的事了。

这个煤田的开发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我们的党，我们国家，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之后，我们党确定要发展经济，把党的工作中心、全国人民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当然就需要能源。要开发能源，要开发煤炭，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所提出来的要求。由于这样一个大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所以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就在全国可能的地方，方便的地方寻找资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寻找能源资源。

神府东胜煤田的发现，是一个过程。据我后来看到的材料，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派出了勘探队，在鄂尔多斯盆地这个地方，在毛乌素沙漠这个地方，开始了寻找资源的勘探普查工作。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勘探力量有限，勘查的时间很短，材料很少，材料非常零散，所以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国家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要做重大的调整，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总口号，来促进我们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毫无疑问，就经济来说，它就是要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建设国家的方针。我们国家经过了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由于十年动乱，当时中央的提法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国家面临着这样一个极其险恶的经济环境，党中央就决定，赶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使得国民经济尽快地恢复和迅速地发展。这样，中央的工作，全国的工作，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发展能源工业，要把能源工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因为能源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动力。国家的投资重点，工作重点，全面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前、首先考虑的是发展能源工业。能源工业是这样一个战略地位。当时又极其缺乏能源工业。因此，党中央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怎么样更多地发现煤炭产地，希望这个产地储量大，埋藏浅，质量高。这就是我们的大势，我们的任务。第二点，从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经过十年动乱，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期间，已经开发的能源面临枯竭，已经有的煤矿、油矿面临枯竭，不要说发展新的经济，就是维持原来的也维持不下去。

我当时工作的位置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我的职位是办公室主任。财经问题，必须经过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管的就是财经问题，而且是重大的财经问题。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这两个机构管经济工作的领导组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副组长是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和万里同志，其他成员有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中央书记处成员，当时有胡启立、王任重等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有三项任务：一项任务是调查研究，一项任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们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决策性的建议，第三项任务是组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二

一个偶然的机会，1981年，我多年不回老家了，我的老母亲在北京病故了，我把骨灰带回去，安葬她老人家。安葬完了以后，神木县的领导同志把我留在神木县城，现在的话就是把我滞留了。神木县的同志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或者说给我一个非常难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我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就是家乡仍然是一穷二白，贫困落后，你在中央机关、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采取点什么办法，使我们的家乡尽快地富裕起来。我回到神木南乡，看到家乡人的生活状况，使我非常吃惊。我离开四十多年了，家乡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住的还是那些破窑洞，吃的就是小米，加点豆类和酸菜。大年初一，我逐家逐户地给全村的老小都拜一次年。我把他们的被窝掀起来，看看他们铺的是什么，盖的是什么。我看了以后，十分受剌激，我太难过了，有点感伤。我责备我们这些人，走了几十年了，闹革命，怎么闹得家乡还是这么穷呢？回到县里，县里的领导又对我提出要求。他们是说在哀求我，我说不要这么说，你最多是给我提题目，给我任务，我来尽量去完成就行了。我问，咱们有什么优势资源能够利用？国家现在搞经济建设，咱们这里有什么能够给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使自己富起来？他们说煤炭。我说你们只说有，有多少，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呢？他们说有，现在正好有一个地质勘探队，一八五钻探队在这个地方钻探，已经打了一两钻了，已经有资料了。我说那立即走，立即就到了勘探的现场，工程师把他们钻探的成果给我讲解了一下，当时对我来说激动不已。我说，地质勘探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确确实实下面是有煤炭的。我没有走，和榆林地区、神木县的同志座谈，形成第一手的材料。回来北京，我就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写了一份建议，建议开发神府煤田。当时我的建议上面没有东胜，当时我不知道东胜有煤，不知道神府东胜煤田是一个煤田，后来在决定中加上了东胜。就这么产生了一个文件，我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提出的第一个建议。

这算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建议。要开如此大的一个煤田，这是一个大的动作。我的这个建议1982年3月25号写的，1982年3月26号赵紫阳同志就批示了。这应该是很快的，只在他的桌子上放了一夜。赵紫阳同志批“此建议可列入规划”。因为当时资料很不全，只是勘探初期打了几钻，这当然不能马上做出开发的决策。这个过程又经过了几年才形成，要普查、详查、要筹备、要规划、要做计划等等。尽管这样，这个煤田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快的一个决策，从发现到规划，到计划，到上马，1985年就正式开发了。

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批示以后，要贯彻执行的。批示以后，批示和我写的建议马上就印发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专家，一些具体工作者来研究，要关注这件事情。赵紫阳同志也催我，你尽快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各方面的资料汇集起来，把煤炭专家、地质矿产专家、交通运输、修铁路的都动员起来，给我这些任务。我不说建议是我写的，假如不是李智盛，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建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会作出这种批示来，我也得贯彻，我也一样得高度重视，积极地贯彻，更何况这是我自己接触到了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算是我承诺给国家做一件事情吧，是我的职责驱使的。当时我的想法很多很多，如果是开了这个煤田，尽早地开了，我们一年上一个规模，逐年地增加扩大，他是能够给东部地区，给全国需要煤炭的地方供应多少煤炭。我头脑中出现的是这些想法，所以即使很忙，也很愉快，很高兴，盼望着能够把这个前期工作做了。

我进行了宣传，我说希望大家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配合起来，把这个能源基地尽早地建立起来，尽早地开发，尽早地给我们国家最需要煤炭地区输送能源，输送动力，使国民经济这个大机器运转起来，使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速度加快起来，使得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起来。很欣慰，各个部门都很响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这个批示。于是，神府东胜煤田前期工作展开了，有关的领导都去了。我记得第一个去的是煤炭部的部长高扬文同志，第二个去的就是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

这个时候，世界上当时认为你们中国尽管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你们快不了，而且都了解你们中国缺少能源。这是世界上的舆论。为此，我就把发现神府东胜大煤田，我们亟待大开发，我们准备大开发这种信息传到了新华社。新华社立即派人去考察，回来写成通讯，说陕北、鄂尔多斯盆地发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大煤田，故意放这么一条信息。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前面说的世界上认为我们经济建设成功不了，快不了，说你们缺乏资源。告诉全世界，我们有资源。同时又告诉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改革的。我们缺乏资金，我们承认，欢迎世界上的企业家们来投资，我们一起来开发。就放出这么两个信息来。这引起了世界的轰动。这样一放，有回应了，美国的大企业家就来了，来了就到这个地方去考察。一个叫寇顿这么一个人来考察了。我们当然要把考察的信息在国内宣传，对我们国内的省市，东南沿海的地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缺少能源。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中国的国情，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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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于是就集中力量，做前期准备工作。它是个综合性的项目，一方面要开发煤田，一方面要修铁路，交通运输，修港口，这样一个大工程，有好多技术问题，还有设备，这时候要订设备啊。我们自己的设备落后，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引进来，而且买的时候，我们希望买他最好的、最先进的设备。事实上，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在大柳塔煤矿。从1982年建议起，准备了3年，1985年国务院正式作出叫“加速开发神府东胜煤田的决定”。“加速”这两个字，在国务院、在中央文件里很少用。开发后我们有关的部门进去了，环节建立起来了，有快慢的问题。加上这两个字以后，不一样了，有关部门就以这个调动人力、管理人员，成立机构，成立公司，组织技术人员，调动资金，国际上订购先进设备，要集中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矿区。这些问题，在国务院的文件里都提到了。

这个煤田的开发，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赵紫阳同志明确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开发这个煤田。开发的模式要用新的模式，也就是要产生新的公司管理体制。过去我们是条条块块，这个我们要采取股份制，要计划单列。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初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那时候就决定要突破那个框框，突破计划管理体制。对这个公司要进行试点，带着我们国家大企业、大集团体制的试点，神华集团带着试点的一个任务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计划单列。作为一个集团企业，不仅管煤炭生产，还要管煤炭运输，还有销售，所谓产运销一条龙。这是给这个煤田开发模式的定性。这在我们国家是一种新的模式。股份制的办法，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制的办法，权利下放给这个集团。要大胆地试验这个新模式，如果成功了全国推广。“加速开发神府东胜煤田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这样的开发模式。投资这么大的一个能源项目，是要大量资金的。我们又提出了“大中小一起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这样一些思路。从当时的环境条件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缺资金，资源又丰富，因为国家急需煤炭资源，不得已的办法，挖出来运出去就好。集体的，个体的，股份制的，各种经济手段都用上了。在开发初期，包括个体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国家毕竟是当时的环境。当然，以后发展了，以科学发展的态度，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说，这些要整合，可以合并，可以以小变大，慢慢地规范。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我们不能唱高调，唱高调不解决实际问题。一个经济专家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实际，事实上也是这么过来的。这个是历史。

五

我说，紫阳同志，作出“加快开发神府东胜煤田的决定”之前，恐怕你要去看一下，亲自视察一下。他说，既然你说得这么好，各部门说得这么好，那就决定。开会决定，发文件就开发吧。我说不然，一个是你视察了，你也心中有数了。你，还有其他领导都去看了，再做决定。更重要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你去了，各个部门都去了，回来做决定的时候，各个部门容易形成一股劲，一条心。我亲自去了，也带着你们去看了，这个就完美了。我们是有过一次教训的。他说我这么忙，你还让我去。陕北那么远，交通不便。我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天去明天就可以回来。现在国家就有这个手段，我都调查好了。他说，那好吧。确定了之后，还是没有时间。我又想了个办法，我说紫阳同志，这样吧，你先叫李鹏同志去，李鹏同志是副总理，他管工业交通，你先叫他去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他去了你还得去，回来决策不是又加速了吗？他说，那好，你和他商量。我和李鹏一说，李鹏说，那好，你得陪我去啊。我说那没问题。李鹏去的时候又是这么忙。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给赵紫阳同志走的那条路线，咱们今天去明天就可以回来。山西的五寨有一个军用机场，飞机定员是7个人，那天我们坐了8个人。北京大概八点钟出发，九点钟到五寨降落，陕西的车过来接，直奔保德、府谷，直奔煤田，直奔大柳塔。那里有老百姓打开的断面（小露天矿），由活鸡兔上去，那时候很辛苦的。上去看了才回到县政府。回去已经很晚了，深夜了。第二天早晨，省里、地区、县里的人就去给李鹏副总理汇报。当天如法炮制，坐上汽车又到了五寨机场，还是那架飞机等着我们，晚上八点又回来了。总理、副总理有专用通道，李鹏同志从机场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就这么紧张。

李鹏同志去了回来以后，我连夜把他视察神府东胜煤田的情况写成一个纪要：“李鹏副总理视察神府煤田的谈话”，他去了总要说些话的啊。当然，都是一个调子，他看了说确实好。他当时很兴奋。我们就说初期开发一个亿（吨），就按一个亿的盘子上马。当然一个亿要分期分批的，不是一次投入。因为你定了这个东西才能上交通。没有一个亿，咋能上铁路，你要上几百万、千万吨的，这都不值得。当天晚上，这是他的秘书给我说的，李鹏就打电话给赵紫阳，赵紫阳问煤田怎么样？李鹏就说好啊！没问题啊！放心，对煤田本身是一百个放心。我事前动员李鹏同志，他和我也是一个调子，说紫阳同志你也去啊。

这样下一个就是赵紫阳去视察了。他说，咱们这次安排的时间长一点，去平朔露天看一下，到神府看一下，到准格尔也看一下，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给安排一下。我说，你要这么看，五天，我给你再减少两天。这样，我五天就给他安排完了，转了一圈，到神木、到东胜、到准格尔，又过了黄河，到了呼市，布赫给汇报内蒙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希望上准格尔煤田，也提东胜。赵紫阳说，东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李智盛给我建议的时候不知道有个东胜，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开发神府加上两个字就行了。他说，我也看上准格尔了，我在内蒙工作的时候，知道准格尔有煤。准格尔煤田前期工作早就做了，那次看了，也就决定了。神府东胜一起上。当时有关部门对先上神府，还是先上东胜，还是先上准格尔有争议，最后讨论结果还是一起上，神府东胜规模大一些，准格尔规模小一些。先确定当时是3000万吨，资金三分之一由地方出，三分之二是中央给，这么个方针。准格尔的煤不如神府东胜的好，所以这个规模小一点，内蒙也接受得了。等于是两个煤田。回来以后，赵紫阳心中有数了，自己亲自看了。这个决定一出来，当然就上马了。这就是神华集团的历史。

六

这个煤田的开发，适应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因此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特别突出，特别显著，特别巨大。假如没有它，就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什么事情都是要人做的，都是需要主持方面工作的有关机构、有关部门，部门里面有关的人员，各个方面的人员，一种合力，合在一起的一种力量。我们当时进行的时候不感觉，事后回头一看，是这样一回事。恩格斯从物理学的角度说，当众多合力集中于一个目标的时候，这种力量是无穷的，是巨大的。所以领导者的才能和他的作用，就在于他要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去共同办这件事情。神府东胜煤田的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哲理。这不是我们编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个力量里面是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的领导到中央的领导，到一个具体的科室技术人员，到一个煤矿工人，到第一线的包括服务人员，包括公司的领导等等，这样一种力量合在一起产生的巨大的作用。所以这给我们一种思考，我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处处都要想到一种客观的需要，事情办成的时候是适应了客观的需要，这个很重要。我不否认大家说我李智盛在这个国民经济大机器里面起着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但是我把这些情况讲清楚以后，大家都会知道，这决不是我一个人能干成的事情。我能办成有偶然因素，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大家，特别是家乡的人总是把我这种作用牢牢记着，有时候我觉得太夸张了，这引起了我的不安，幸亏我自己没有忘乎所以。我始终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可是年纪不饶人，老了！我不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人类的一切活动，就是把主观活动和客观因素和地球已有的资源结合起来，利用它。当然，任何一个人都是有作用的。我这个也不是碰运气，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个事情，并且把这个事情抓住，抓住以后把这个事情推动，把这个经济信息输到决策人的大脑里面去，产生效果，然后利用他的力量来推动，把它办成。这是我的一点作用。

我今年回去大柳塔，王安同志说，神东矿区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神华集团的功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再一个呢，当时决策时，用世界当时最先进的采煤方式，机械、技术，把它拿进来，我们在这里带有试验性质，培养我们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就是那种模式。它取得了这么一个模范作用。我整天、整年观察着你们神华。我虽在北京，但我在观察着它，通过各种渠道。我在看台上看你们的活动，它的贡献。从我们国家搞经济建设来说，神东矿区是一个试验场所。因为我具体参与这个事情了，我更加关爱它，更加关注它，更加关心它，希望它成功，希望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国民经济的水平，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我们国家经济在全球占的比重。这样一个时代，神华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这个不是哪个人嘴上说是这样，客观它就是这样。因此，我说神华集团的每一个人，他是和国民经济的命脉联系在一起的，和国民经济的脉搏跳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神华是给它造血的，给它输送血液，输送动力，输送能量，培养人才，包括国家对这个企业的管理。神华的工作人员，神华的技术人员，神华的劳动者，都应该感到自豪。一批批人才出来了，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

七

我们的国家经过20几年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国际地位上来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还不够。因此，我们神华集团的一切职工，上上下下，还要继续努力，生产更多的能源以及能源化工产品，为国家提供能源保障，使国家持续不断地发展，在国际上使我们的地位更加走在前列。神东不是要停止，而是要继续发展，要高质量地发展。假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还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今后我们要更加科学，既生产国家需要的能源产品，同时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个非常重要。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更加富裕的生活，这是要继续努力的。我们矿山的劳动者是光荣的，他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祝愿大家在更好的环境之下劳动，为国家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大家辛苦了！

我做过方方面面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有他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场合的作用。我到了快要退休之前，这么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向中央、向国务院建议开发了神府东胜煤田。这件事情就我一生来说，按一个体育运动员的经历来说，是我的最后一跳，也是做的比较完美的一件事情。一个事情与一个事情性质有时不同。比如说，我过去爱写文章，可能我的观点，在那个方面，在一定的时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写过一篇千字短文，标题叫《贵在坚持》。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讲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哲理。只要坚持，方针对了就能成功。我当时引用了孔子的话，“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意思是凡事没有不开始的，但是坚持到最后的很少。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说，“四十年来画竹子, 日间绘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 画到生时是熟时。”意思是等画到熟时就画成了，是坚持不懈的结果。毛主席也说过，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是坚持难。

人生是一种生活的积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要坚持。开发神府东胜煤田我起了一点作用，也是我革命生涯里边，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一生坚持的结果。

作者介绍：李智盛，1925年出生，陕西神木县人。1941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任文书、机要秘书，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抄写文稿。1952年秋调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任研究员。1959年调《红旗》杂志社任编辑。1981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85年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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