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农村改革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之时，中国的南海同样惊涛拍岸。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以一系列大胆举措，以实际行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1984年1月1日，广深线东莞中堂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一举成为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闯出了通过“贷款修路、收费偿还”加快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这一办法被形象地称为“借鸡生蛋”。

任仲夷一个更大的手笔，是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后来回忆：1984年，中共广东省委下发31号文件，给蛇口4个行政特权：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改革试管”。

然而，这些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备受指责与怀疑，尤其是作为对外开放试验场的特区更是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在1982年2月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之后，对经济特区的质疑就一直不断。当时一篇发到全国各省市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使深圳备受指责和压力。

这时，对深圳的负面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有人说深圳“放羊”了，“精神污染严重”，“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一些从内地到深圳参观的老干部甚至视特区为异端，认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

面对各种责难，任仲夷针锋相对地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蛇口，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源于他在香港工作时的一次体验。1978年，袁庚到香港主政招商局。当时袁庚拍板让招商局买了一座大楼，第一次交定金定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卖楼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按时把支票交给他。下午，袁庚带着2 000万元的支票去签合同，签完后卖楼方拿着支票，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开车赶到银行，将支票存了进去。

原来，这天下午3点银行就要下班，一旦赶不上就得等到下个星期，这样会损失好几万元的利息。袁庚后来很感慨地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这一课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原来钱是这么重要。”

袁庚主政蛇口后，不仅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还在蛇口工业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劳动人事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还要求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监督。袁庚最大胆的设想是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但后来被邓小平和陈云否定。

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久，就被说成是“要钱要命”的地方。

作为解放思想的产物，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伴随着非议声。特区姓“资”不姓“社”的指责，不绝于耳。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也装着一个大问号。

1984年1月24日，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抵达深圳，他想亲眼看看5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样。他一路上认真听、仔细看、不说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他也没有表态。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专门来到原来作逃港通道的贫困渔民村。不到5年，村里家家都有了两层小洋楼和一应俱全的电器，已是富甲全国。多年后，当时的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还记得邓小平这次参观的细节。

“我们在1981年就统一建了住宅新区。邓伯伯问我是不是什么都有了，我说都有了，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6 000元，全靠邓伯伯。旁边有人说比邓伯伯的工资还高。邓伯伯说，全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至少也要70年，因为中国人口多。”

在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袁庚向邓小平介绍说：“我们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陪同父亲南方视察的邓榕后来说：“1984年去广东时，父亲思考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应对建设经济特区的质疑之声，一路上只看不说。”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考，邓小平已经有了答案。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会见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8天后，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最后的落款上，他特意把时间注为1月26日，表示在深圳的最后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邓小平的话很朴实，却一字千金。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历史，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选择了深圳，而此后深圳创造的奇迹同样无愧于历史。很多年以后，“春天的故事”成为“深圳奇迹”的代名词。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激情，不断地推动中国巨轮向前滚动。深圳没有让小平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召集7位中央负责人开会。邓小平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