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

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有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天津作家蒋子龙因为1979年发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被众多的读者认识和记忆。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搬上了银幕，人们从乔光朴身上看到了时代的呼唤。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用“乔厂长”来尊称那些推进改革的企业家。乔光朴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被人们所喜欢，在于他对企业负责，勇挑重担，不怕得罪人，更在于他涉及当时企业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企业自主权。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中这样描述：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儿，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

报纸宣传成功的企业家，当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篇普通的报道，很容易淹没在企业报道的汪洋大海中。无论是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还是步鑫生本人，都不会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已然登场，后来有人形容说，“这是一个裁缝的神话”。

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缝，后来回到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开了一家裁缝铺，经营日渐扩大，后来担任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后来回忆道：“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

在当时，步鑫生的做法是有争议的，因此采访报道作为内参，被送到了当时的党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在改革起步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确需要勇敢的实践者闯出一条道路。这篇内参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当即作了重要批示：

“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中央高层的肯定，以及随之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使步鑫生的名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全国最为知名的厂长”。

参观工厂的人员络绎不绝，步鑫生一时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楷模。一些企业家参观归来，总结经验，认为步鑫生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敢于打破现行体制的束缚，企业有决策权，敢干。

在当时，这种观点在厂长经理们中间很容易形成共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厂长经理们看到，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交足上面的，留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增强，而企业却被紧紧束缚住手脚，不能自由伸展，个别地方甚至到了连“建个厕所都要报批”的程度。

3月23日，在“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55位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据史料披露，这封公开信得到了当时省委书记项南的默许和鼓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福建官员从实际出发，急厂长经理所想，给企业放权的一次“合谋”。

一周后，《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跟进报道。至此，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松绑新闻”成为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位中外合资企业的经理在接受《福建日报》采访时说：“‘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企业要坚持抓两条，不可因为松绑了、放权了，对企业自身管理就松懈下来。”

公开信发布不久，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了7个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松绑”之后，有些企业经营取得了发展，但更多的企业依然经营不善相继倒闭。

作为改革典型的步鑫生，自主权较大，但此后不久海盐衬衫总厂即陷入困境，步鑫生几经努力，无力回天。显然，国营企业改革，绝不是仅靠“放权让利”就能解决的。

项南从大胆放权的角度，打破了企业改制坚冰。以当时的社会环?，企业改革不可能涉及产权，而出于一种简单联想—从农村的承包制联想到打破企业的“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让“包”字进城。项南说，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松绑”放权与“包”字进城，前者给予企业家管理权，后者给予企业家实行激励机制的工具。一个“包”字，涵盖了早期国企改革的要义，其实质是将部分管理权让渡给企业，通过稍有区别的利益激励机制，调动企业积极性。“放权让利”未能从根本上触及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企业制度本身的改革，也就是说，以“大锅饭”、“铁饭碗”为特征的企业制度始终未能取得大的突破。国企改革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很长时间内成为困扰国企改革的怪圈。

不管怎样，改革意味着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颠覆。这些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甚至有些粗糙的改革，在当时却要冒极大的风险。此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路上走过的时间尽管很短，却非常曲折，观念的碰撞异常激烈。人们已经感觉到了制度革新的艰难，感受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