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前的大辩论

1968年，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在这一年春耕前爆发了一场“大辩论”。

1964年春耕时，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到了1968年春开犁种地的时候，这个“经验”要不要继续推行就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产生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中，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推行过去的做法，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这样可以提高积极性，有奖有罚，责任清楚，干活起劲，进度快。另一种意见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老贫农王连山在辩论中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公’上使，干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私’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经过“辩论”，人们认为，要不要实行“小包工”，是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向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走向邪路。“小包工”是中国赫鲁晓夫式的活命哲学，是毒害贫下中农的“砒霜”。只有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能种好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是种不好地的。要经常斗私，经常批修，千忙万忙不转向，红心永向毛主席，打好革命、生产两大仗。

后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这场“辩论”，题目是：《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在《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里，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姓资姓社”成为人们一切行动前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为革命种田”的结果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30公斤，比1956年多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导一切的年代，贫困无处不在，农村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志愿军的史成德一家10口人，只有3只碗，还是破的。1979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记者到西部农村调查。调查发现，1978年西部农村全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山西吕梁地区，为人均70元；最低的是宁夏固原和定西，只有36.8元。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高华有一天在南京大学校园看到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直到今天高华还记得，这群农民中男女老少都有，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来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有66.95%的人平均收入在20~25元之间，18.84%的人平均收入在15~20元之间，8.11%的人平均收入在13~15元之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上的只有几户人家。

在调查中，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这个厂挡车组贫困户张淑珍家一个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 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 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精打细算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文革”结束后，万里来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1978年3月，万里到安徽定远县考察，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目睹了万里和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之间的一段对话。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解开破棉袄，拍着肚子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又拍拍肚子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

后来，万里感慨地说，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就在人们还在为春耕辩论走什么道路，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国家的活力在一天天丧失，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10年“文革”的浩劫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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