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20年前里约热内卢举办了一场全人类的环境盛会，20年后世界各国元首将再次相聚在这个美丽的南美海滨城市。本报特别采访了曾经亲历过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及现场的几位世界环境名人，他们将带读者一起，感受环发大会的点点滴滴，回顾那一幅幅令人难忘的历史画面，重温那一个个载入史册的永恒瞬间。

莫瑞斯·斯特朗

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首任执行主任，曾经主持筹备过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

曲格平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费尔南多·科洛尔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主席，时任巴西总统。现任巴西参议员，也是里约＋20峰会的提议者。

夏堃堡

前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首任UNEP驻华代表处主任，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中国筹备小组成员。

许正隆

高级记者，曾任中国环境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赴巴西里约采访。

为什么要召开环发大会？

记者:请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下简称环发大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曲格平:在197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达国家振臂疾呼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而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极其粗浅，大都未予回应。并且会议单纯就环境污染谈环境污染，没有认识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具体措施。20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环境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双方共同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愿意坐到一起合作，明确具体责任。

莫瑞斯·斯特朗: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还远远不够。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对环境的治理也不够有效。所以联合国决定在斯德哥尔摩会议20周年之际再度召开大会。

记者:为什么环发大会由发展中国家巴西主办，而不是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发达国家？

莫瑞斯·斯特朗:当联合国确定1992年要召开环发大会时，瑞典再次成为发起者，并希望在斯德哥尔摩承办第二届会议。这时，巴西提出愿意做东道主。瑞典意识到如果会议在巴西召开可能更有把握成功，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于是将这次机会让给了巴西。

费尔南多·科洛尔:1992年的巴西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当时，巴西有许多森林被破坏，引起了欧洲人的担心和恐慌。一旦亚马逊热带雨林被过度砍伐，将直接影响整个欧洲的气候。

巴西之所以提出申请就是要向世界证明，在环境问题上巴西不怕别国的指责，巴西愿意与世界各国一起交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心得。当时，加拿大也曾提出主办此次会议的申请，联合国最终决定在巴西召开环发大会。

记者:那次环发大会是不是经历了相当长的筹备期？

曲格平:是的。会议筹备时间相当之久，在此期间，环发大会筹委会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从工作和技术层面为大会编写了相关文件。当时，发达国家集结成了“西方同盟”，而发展中国家仍是一盘散沙。在大会召开前，为了凝聚共识、摆明立场，我国邀请了41个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部长在北京举行磋商，发表了《北京宣言》，阐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主张，为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软弱、被动、涣散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夏堃堡:为了筹备此次会议，联合国成立了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四次筹委会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90年8月在内罗毕举行，最后一次于1992年3月在纽约举行。整个筹备过程历时两年。中国成立了筹备小组，由外交部牵头，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环保局为成员单位，我代表国家环保局参加了筹备小组。它的任务主要是提出中国参加环发大会筹备会议和以后参加环发大会正式会议的对案及立场。我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各项筹备活动。环发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发展中国家形成了“77国集团和中国”的协商机制，这个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发大会筹备过程中形成的，现在在其他外交活动中也采用这个机制，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

东道主怎么迎宾纳客？

记者:参加环发大会的国家和元首有多少？日程是怎么设定的？

曲格平:这次会议于1992年6月3日～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有183个国家的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临会场。6月1日～2日为高级官员磋商，6月3日～11日为部长级会议，6月12日～14日为首脑会议。

记者:作为亲历者，您能否回忆起当时会场的状况以及周边环境？

曲格平:里约中心离里约市区有40多公里，环发大会的会场就设在这里。从外表看，这个会场貌不惊人，活像一个体育场，既无豪华点缀，又没有高大的建筑。很有意思的是，代表团办公室的布置反映了南北差距的现实。在这里，发达国家的办公室一般很宽敞，设备讲究，而发展中国家则因经费关系只得租用小间，里面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十分简陋。

许正隆:里约中心贵宾入口处不用通常的地毯，而是铺用象征自然和生命的绿地毯。悬挂在会议主要大厅的特制大钟，上部显示全球人口增长情况，下部展示耕地状况，它时刻提醒你:每秒钟全球增加13人，每8.23秒减少耕地1公顷。大会的会徽:一只巨手托着有一枝鲜嫩树枝的地球，告诉人们:“地球就在我们手里。”

会议进行中有哪些插曲？

记者:在这样一场牵涉到各国切身利益的大会上，会议进行过程中有没有激烈交锋的场面？

曲格平:当时，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责任的划分，特别是温室气体的产生，究竟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最终大会取得共识并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世界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特别是气候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这种排放量占到80％以上。这就是著名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结论来之不易，经过了专家们的反复论证、科学计算，我参与了期间数次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交锋异常激烈，夜晚都不能安睡，是对体力和脑力的严峻考验。

有时，为了一个用词，代表们争执不下，这实际就是互相抬杠、拖延时间。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况:甲方在这段里加上几句，乙方就在另一段中添几个字，彼此作为交换，结果把文本弄得越来越长，有的则文理不通、前后矛盾。最终大会不得不做出硬性规定以避免这种争执继续。

记者:在国际会议上，美国的态度向来十分关键，这次会议美国有没有参会？

费尔南多·科洛尔:大会签署了3个重要文件，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当时参会的所有国家的首相都代表本国政府在这3个重要文件上签名，唯独美国总统既没有来参会也没有签字。美国不签字，有可能对协议的执行带来困难。

于是，我们准备到华盛顿去，带着文件到美国让他们签字。会议离结束还有最后24小时，美国总统确定要来参会。

记者:大会上除激烈的争执之外，有没有让人看到文明的、温情的一面？

许正隆:既然是开会，免不了有磋商、有争议、有交锋，但是绝无“谩骂和攻击”。众所周知，美国与古巴，这两个毗邻国家唇枪舌战几十年，环发大会上，两国的元首坐到了一起，人们自然担心:“仇人相见”会不会“分外眼红”。结果出人意料，他们表现得彬彬有礼——6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即老布什)在首脑会议上讲话结束时，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频频鼓掌；在此之前，布什也为卡斯特罗鼓了掌。在回答法新社记者“布什总统发言后你是否鼓掌”的提问时，卡斯特罗说:“他作出了漂亮的姿态，我作出了同样的答复。”

记者:时间一晃过去20年，请问当时留给您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曲格平:这次会议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也非同寻常。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授予了联合国环境大奖。在领奖台上，我说:“荣誉属于我的古老而伟大的祖国，属于我的勤劳而淳朴的11亿同胞，属于我的为环保事业共同奋斗的中国同事们。”联合国环境奖评选委员会把荣誉授予我，也是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巨大支持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许正隆:6月11日下午，中国总理李鹏一出现在大厅，中外记者们便蜂拥而至，挤成一团。当李鹏总理在公约上签字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热烈拥抱。有几位记者苦于没有拍到这个热烈的场面，急得不停地高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李鹏和托尔巴只好微笑着在记者的镜头前又拥抱了一番。

发达国家的承诺兑现了吗？

记者:您如何评价20年间会议成果的实施情况？

曲格平:在环发大会上，资金、技术转让和机构设置3个关键问题的谈判十分艰难，最终发达国家作出了一定承诺，即必须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这笔资金要求达到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7％，即每年大约为1200亿美元。同时还规定:发达国家要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转让技术，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的和无害的环境技术。

但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资金问题，美国拒不接受提供0.7％的额外援助资金，即便是原则接受这项规定的国家，也只有北欧几个国家兑现承诺提供0.7％的对外援助，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履行承诺。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简称ODA)还在不断减少。而优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和无害技术的问题，更是被他们抛诸脑后。事实是，这种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已经成为他们赚取更大利润的手段。20年来，发展中国家虽几经斗争，但发达国家提供额外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承诺一直未能兑现。我曾被聘请担任全球环境基金(GEF)的高级顾问，我看到，每年收到的援助资金仅为20亿~30亿美元，与规定的1200亿美元差距很大。

对里约＋20峰会有何展望？

记者:当今世界同20年前已大不相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您认为里约＋20峰会的召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莫瑞斯·斯特朗:虽然整个世界都在迅猛发展，但是人类却正在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局面。所以即将召开的里约＋20峰会可以说正逢其时，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真正的决策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发展道路。

里约＋20峰会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不如1992年时好。中国现在情况特殊，可谓一花独放，是现今最具活力的国家，但是西方国家的状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比如美国和欧洲政府都缺乏经费，所以现在全球的状况很复杂。

记者:您希望里约＋20峰会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

费尔南多·科洛尔:里约＋20峰会应考虑选择一个新的绿色经济方案，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里约＋20峰会在签署协议方面应做出更大努力。1992年环发大会上签署的3个文件是人类环境史上弥足珍贵的财富，希望这3个公约在里约＋20峰会上不会有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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