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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平回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邓小平起决定作用
1993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上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周振华研究员,他写道:“《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1979年4月在无锡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讨论会首先提出的。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比无锡会议早两个月召开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必须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快实现四化’的问题。”
经本报记者多方证实,1979年2月16日至26日,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四川省物价委员会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成都召开了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会议有包括计划、物价等实际工作者、大专院校、国家物价总局和一些外省市物价部门共130多人参加,轰动一时。
“(这个会是)为了给价值规律恢复名誉,会议还没结束,省领导就要我们去汇报。会后我们召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基层计划和物价部门工作者培训班,我当班主任,主要就是传达和学习这个会议。” 2008年7月4日,92岁高龄,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兆丰在家中向本报记者回忆说,他并谈到这次会议和1978年在四川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内在联系。
在成都市图书馆内,本报记者找出已经发黄的1979年3月13日的《四川日报》,其头版右上即是有关本次会议的长篇报道。
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上,除了大家一致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外,一些人士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据上述当天《四川日报》第三版刊发的会议发言精选显示,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周振华研究员都直接提出了这一概念,而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田善耕则在《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中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经济”活动就一直存在。
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和他1979年底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公开发表,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1979年四川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上,就是“商品经济”的提法要冒很大风险,价值规律是否应该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的讨论也可谓大胆,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几乎从未公开出现过。
2008年7月4日,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袁文平在家中,细细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讲述了当年提出这一概念的过程,特别是孕育了这一想法的现实土壤。
“棉花站岗,红薯睡觉”
我中学时就被借调到县里参加征粮和土改,后来参军学了一年经济理论,读大学阶段实践机会不少,1959年留校任教,也做农村调查。1970年,我们学校还没恢复,就被成都市委借调又去搞调研了,主要是调查地方企业、街道工业、商业企业和农村情况,对我国以产品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以实物交换取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倾向有着深入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调研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其给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深感震惊,又深感切肤之痛。
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国营企业搞不动,上头管得很死,越管反而产品越少了。我去过一个生产科技产品的大厂做调研,那里科研人员有百人左右,但没有什么重要科研成果或发明,能够把原来的做好就不错了。大家都被计划管死了,没有积极性,干不干都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领导干部也没积极性。关键是把价格定死了,工厂赚不到钱就不做了,他们可以向上级说自己完不成任务,做多了还亏损,我不干也就不亏损或少亏损。东西越少计划体制越要把它管住,最终计划价格越管东西越少了。
农村就更是这样了。比如粮食是按计划价格收购,农民觉得不划算,都私下说价格定死了的,我不生产不行吗?!当然上级也有各种指标压种植面积任务,但农民也有应付的办法啊。
比如上级让种棉花,但不仅价格管得死,还花费劳动大,加上四川天气本身不好,收棉花的时候总下雨,收益连成本都不够,农民肯定不想种,但你非让我种一亩,我就说种了一亩了,实际上在同一亩地里套种了别的作物。农民们说那时是:“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实际就是指棉花是摆个样子的,到时能不能收获、收获多少就不怪我了,而实际上大家依靠的、在意的是间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
短缺的计划经济有时是恶性循环,越搞越扭曲。
我曾到一个柴油机厂调查,那时柴油机整机和零部件都很吃香。你有指标买了机器,零部件坏了很难买到。为什么呢?价格定得太低了,就是不卖给你,厂里有些人宁愿拿零部件去换东西!什么短缺和需要就换什么,有的买零件的人要背着猪油、背着花生米来换,厂里有些人,就可以享受这些。
物物交换越来越盛行了,不少工厂有一种追求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的倾向,工薪阶层要吃鸡,不仅买鸡自己杀,甚至要自己养鸡,商品经济越来越差,倒退了。按社会发展来说,分工应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应该越来越发达才对啊!
我还去过一个小汽车修理厂,它的仓库里万物俱全,市面上越缺什么它仓库里越有什么,如钢材缺,你就只有用钢材和我换零件或修理,拿钱都可能不行。紧缺的钢材就成为一般等价物了。
另外一些现实也给我很大启发,那就是搞得比较活的几乎都是一些街道的小厂。它们生产出的商品要面向市场销售,设备和原材料也来自市场——都是别人不要的旧机器或边角余料等原材料——结果他们最活,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有个很有名的电器企业,当时70年代末是个生产自行车气门芯的街道集体小厂,在成都人民南路的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当时厂长就告诉我们,只有走市场这条路才能把经济搞活。那时国营工业没有谁去办个气门芯厂,而这个厂只有三四十个人,原料都是大厂的边角料,不跟计划争,设备也简陋,但进货和出售都面对市场,结果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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