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经济体制企业改革 温州资本 三大平台突围
温州资本 三大平台突围
从山区里走出的瑞安和乐清人打响了温州商人名号，从柳市镇里走出了 “八大王”和南存辉，也走出了正泰和德力西，再后来又走出了驻扎上海的均瑶和美邦服饰(11.13,-0.22,-1.94%)，当然，还有更多的从实业起家后游走各地的游资。
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固守本地，另一个就是流向外地。本地资本已经饱和，发展同类产业竞争又太激烈，游离于生产经营之外的资金自然还是要流窜到全国各地，虽然宏观调控将其逼回了温州，但仍然很难找到出路的温州游资仍然会寻找一切时机“兴风作浪”。
而从1999年开始，东进西突、北上南下的“温州军团”游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炒房、炒煤、炒商铺，炒棉、炒油、炒油田……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从俄罗斯“灰色清关”到山西煤改事件，再到迪拜世界公司债务危机，在2009年遭受流年之苦的温州游资“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0年4月，人谓“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开始了，与此同时，“鼓励非公经济”的“新36条”横空出世，温州游资就此蛰伏并伺机升级—三大投资平台的组建，撇清与房产投资的关联，温州的资本力量开启新旅程。
温州犹有梦
重商主义的“幽灵” 掌控着他们的心胸，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温州人从三大平台开始突围。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浙江温州报道
当南朝的文人雅士们在充斥着性灵气息的永嘉山水间流连的时候，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脚下踏着的这块土地将会享有这么大的声名，并且，这声名的得来是源自他们最不看在眼里的阿堵物。
唐代时被定名为温州之后直到现在，一千多年，这个名字被一直沿用从未更改，只是被一次一次赋予新的意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扬。
永强机场现在每日里起降的航班架次最高记录曾经超过一百，俨然已经颇有几分大航空港的气度。从永强机场到温州市区要行车24公里，其间需穿过两条长约千米的隧道，公路的两边时不时就会出现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包。山包上除了翠绿的树，就是一排一排挤得满满当当的椅子坟。
进到市区，初来的人们会惊异于这座城中寺庙的数量之多，走走看看，惊异便更加上一重，因为除了寺庙，道观与西洋教堂更是随处可见。区别就在于，寺庙与道观多分布于老城，西洋教堂则“统治”了新区。
进入7月的连阴雨天气使得无论是寺庙，道观还是西洋教堂都被笼在一重湿气之下，即便是初来者亦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宗教气息。只是，即便宗教场所随处可见，人们对于其中尊奉的偶像亦无限崇敬，但是在有形的建筑以及依托于这些建筑的宗教之外，温州人似乎还发自内心地信奉着另一种宗教，而后者是现代温州人与生俱来并且终生珍惜的情怀，抑或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幽灵”—重商主义的幽灵。这幽灵掌控着温州人的心胸，切入他们的血脉，主导他们的言行，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情节会有出入但核心却无比一致的“温州梦”。
最美的时光
就像大洋彼岸那个被称为美利坚的广袤国土上生活着的人们心中都有一个“美国梦”一样，尽管陆域海域加起来也只有22784平方公里，但这并不妨碍这里的人们心中也都有一个美丽的“温州梦”。
想要找出“温州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将是一件艰难万分并且注定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时代，温州这片土地上，因为政治原因被压抑数十年的重商传统在获得一个出口之后，便以井喷式的蓬勃状态得以恢复并且发展，这里不存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的只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勇士。如今人们说起这些勇士，无一例外都会说到当年温州属下乐清柳市的八大王，柳市声名显赫的程度可以用一种最谐趣的方式体现——搜狗输入法中早已存在“柳市”这个词汇。
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若按照更为广泛的划定范围，还应该包括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而这个群体也应该被称为“十大王”。
1983年底，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虹桥综合农贸市场；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产销基地，金乡徽章、标牌产销基地，钱库综合商品市场；平阳县水头兔毛市场，萧江塑编市场；瑞安县仙降塑革产销基地，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成为温州十大市场。
“十大王”与“十市场”一同组成了时代变迁中的一段传奇，生活在温州土地上的人们，是这段传奇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2年之后，“温州模式”成为一个被官方提出的名词出现在党报中，在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中，这无疑可以看做是对于温州发展道路的认可与支持。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文章中称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在正文之后，还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10个月之后，费孝通在考察过后对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小商品，大市场”之说由此而来。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温州人成为站在时代桥头的群体，如果套用一个烂俗的词就是，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活动在全国各地；被视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侨兴纽扣市场，近万名购销员组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会长标牌塑片市场，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 5000多人肩挑一袋袋衣服走街串巷，这些在今天看来近乎原始的营销方式，在当时却已经相当具有创新性。网络时代来临之前的人力网络编织工作靠着这些勤劳的温州民众来完成，并且每个个体在这些网络中作为一个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存在着，发挥着作用。彼时，他们的心中想到的更多的是多做工多联系业务多挣点钱改善生活，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处回望这段时光，会发现，当时每一个看似微小的个体其实最终构成的是整个宏大的时代主题。
温州农民购销队伍中，包含着各种职业的劳动者，农民、乡镇企业职工，村干部、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除此之外，手工业者、小商贩也跻身其中。
在随后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闯荡中，他们经历风雨见足世面，原本被压抑的重商主义情怀一下子被唤醒，时隔多年来看他们在全国市场的所作所为，形而上的赞赏是他们搞活了市场，形而下的描述是他们发财致富，那么悬在中间的收获就是，经商传统的恢复并且在其他地方远未如此觉醒的时期内，温州人人际交往的才干，经商的经验，对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以及市场需求状况的摸索，使得温州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而温州也形成了自己的先发优势，具有稳定关系的购销渠道，勤劳灵活的购销队伍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打响了第一枪。
在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商业头脑显得特别灵光，，“有一年秋天，长江上游闹水灾，温州人马上意识到这个地方需要大量的棉被棉衣，于是马上开工制作，最终赚了大钱。一个做徽章的专业户，在听到刘少奇平反的消息后，马上开始生产刘少奇的纪念章，也是市场大卖。” 这是一位温州的退休高层官员的回忆。在他看来，人们从温州出发，目光瞄准整个中国，足迹遍布各地，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僻乡村，温州几乎成了一个代名词，温州就是改革，温州就是致富，温州就是开拓，温州就是梦想成真。
那注定是让温州人感到满足的时代，即便如北京，这个顶着首都名号的中国最知名的城市，温州的流行构成了它的主基调，甚至连理发店都会换上一块“温州发廊”的招牌，并以此为荣。这是一个全民躁动的时代，温州成为这场躁动的起始点与加油站。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人除了将各种稀罕的货物呈现在人们眼前，更将商品经济的形态活生生地带到人们的生活中，使得被压抑了数十年的人们迅速找回被遗忘已久的商业记忆和商业基因。
我们不妨将那看做是中国迎来新生的时代，在那个时刻，温州没有缺席，而是将自己汇入时代洪流，并且成为若干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1980年10月1日，平阳县金乡镇(现属苍南县)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制度，试行利率浮动，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1986年11月1日，中国诞生第一家民间股份制金融企业——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1987年10月26日，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温州私营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这是全国最早的一个地方性私营企业管理办法……
温州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的形象除了财富之外，更是作为改革先行者的形象出现。22784平方公里的界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的实验区，温州，也就从一个地域概念而成为改革的概念——“一座普通的城市成为一个时代的信仰”。
我们无需否认，当初对于温州的信仰最原初的动力是来自对金钱的崇拜，但是隐藏在资本之下的原因则无疑是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勇于实践创新，不惧政策藩篱，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商人的又一次觉醒，并且，这一次觉醒之后，便再也没有沉沉睡去。温州人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用最饱满的精神来迎接着商业时代的到来，用最大的热诚堆垒着最诱人的温州梦。
30年过去，温州梦一直在延续，“八大王”或许成为历史，但是柳市的传奇从未停止。在温州这片土地上，一段传奇过去，必有一段新的传奇出现，因为重商主义的情怀一旦复苏便无法再被压抑。
30年过去，温州梦一直在延续，10大市场的铺面显得萧条，但不代表生意的冷清，水泥建筑里的市场早已被搬到虚拟的互联网上，当年遍布全国的由购销员组成的销售网络早已经被电子商务网络取代。
30年过去，温州梦一直在延续，在这片土地上，能吃苦，看准机遇，便会成功，这是做生意的信条也是做人的信条。30年资本积累之后，五马街的喧嚣繁华，妙果寺的安宁祥和，新城大道的平坦开阔，雪松路的崎岖逼仄，都是这座城市的面相，而在这看似普通的表象之下，有着按捺不住的资本狂潮蠢蠢欲动。
按照官方数字统计， 2009年温州市生产总值(GDP)2527.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32595元，增长7.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4772美元。
而2008年温州市生产总值(GDP)2424.2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1555元，增长7.5%，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4544美元。
官方的数字枯燥晦涩，从这些数字中我们无从读出温州经济的具体繁荣，或许我们换一种方式与角度，更能够将温州民间资本的宏大数量体现出来。
据保守估计，目前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在递增。温州民间资本的庞大总量也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过程。从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到1999年，这8年是温州民营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1999年之后，温州民间资本开始游离企业生产经营领域，追逐投资热点。
从2000年开始，温州炒房团开始活跃于各大一线城市。亲历者回忆说：“温州商人们在温州以及杭州一展身手之后，便携带5000万元现金，包火车奔赴上海，当时温州人一掷千金，‘见楼就买，见房就收’，花光5000万元只用了3天，‘温州人像蝗虫一样飞来’。”便是当时的上海人对于这些温州炒房团的惊讶且带有轻蔑的形容。
温州人在上海制造惊奇之后，便由沪上沿江而上，苏锡常、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纷纷失守，厦门、广州、海口、三亚也成为温州炒房团的囊中之物，青岛、济南、北京、大连、沈阳、哈尔滨也遭其染指，甚至新疆伊犁都未能幸免。温州民间资本在省会、中心城市、二级城市甚至县级市攻城略地，真的像蝗虫一样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所过之处，留下一处处空置房产和被拉高的楼价，带走的是甚嚣尘上的骂名。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温州人的炒房热情，企业老板逐渐不再是炒房团主力，工薪阶层迅速填充进来，民间参与炒房的资金据称有1000亿元。
尽管背负着恶意炒房的坏名声，温州商人并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炒”无疑是对他们的行为的曲解，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为解读为“投资”，或者说凭借着最原始的投资冲动所采取的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的短线投资行为。
在“炒房”的同时，温州民间资本在新疆炒棉花，在中西部炒小水电站和油井，尽管风评一如炒房团，骂声如潮，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正常的生意，直到山西炒煤受挫。
同样是最保守的统计数据，山西煤矿整顿中温州商人被套牢或者准确说是损失500亿，区区500亿对于财大气粗的温州商人来说并未伤筋动骨，当时这迎头一击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一窝蜂式的“炒”之外的投资方式。
曾经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温州民间资本，在相继遭受迪拜金融危机、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以及政府调控楼市等等客观经济条件与政府调控而遭受连累之后，大量民间资本从各地回流温州，大量民间资金回流到了温州。
据温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5810亿元。精明如温州商人者，不可能将这么多钱握在手中，这已经被30年来温州商人的每一个动作所证实。如此巨量的民间资本，将向何处去？是放任其在地下无序流动还是将其摊在阳光下因势利导，成为温州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page]三大平台突围
连阴雨，温州江滨路的风景自然而然地比平日也更有味道。因为沿着江水修建，最平常的形容一条大路的赞誉之词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它虽然平坦，却无法做到笔直。
路的一边自然是瓯江，这条浙江省第二大河被视为温州的母亲河，在经过388公里的蜿蜒之后，在温州流入东海，之所以被称为瓯江，则是因为温州的故名。
路的另一边是新建起来的一座座高层建筑，其中有写字楼，亦有住宅。温州港集团的写字楼海港大厦便在瓯江车渡码头的对面，这一地理坐标被“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员工们标注在自己的名片上用以方便不熟识的人。
铜牌崭新，刚刚挂上不足一月，就连海港大厦的办公楼里也人迹不多，15、16层是人们乘坐电梯时最经常的选择，因为这个“服务中心”便在这两个楼层。
几乎所有的办公室的书架还都是空的，刚刚运转起来的服务中心似乎没有时间给职员们布置办公室。
在服务中心的公开宣传中，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温州经济师协会、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组建这个服务中心，但事实上，其初始发起人以及最终操作者是十几名温州民营经济业者。他们是温州当地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或者财团的老板，这些人集聚在一起，可以调用的资金最多可以达到70亿元。
6月26日的挂牌成立仪式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称，这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有利于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作为国内首个“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的民间资本服务机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显然被寄予厚望。
服务中心将自己定位为一家中介机构，将集中发布供需双方信息，使资本与项目通过中心平台对接；通过市场化规范操作，推进温州企业重组兼并，做大做强行业龙头企业，提升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专业化水平。“中心不但将建立一套项目和资本对接的信息网络系统，逐步实现网上交流、展示与交易等虚拟服务，还将提供项目路演、项目推介、洽谈与对接等有形服务。”服务中心实际发起人黄伟建如是说。
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则表示，利用这一平台，提升资本运作的集中度，有利于政府监管，可有效防范地方金融风险。
服务中心筹委会主任李坚平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即对外界透露已有200多个经过初步筛选的项目进入中心平台，涉及生物医药、电子科技、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16个行业。他坦言中心并不是简单地将资金介绍给项目，而是先对项目进行征集和筛选，找到有成长前景，有回报的项目，然后与资金对接。
李坚平来自香港，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银行(4.73,0.02,0.42%)，以及东航，作为服务中心延请的管理者，对于中心业务的开展有超出当局者的观察。
在李坚平看来，在市场尚不完全规范，投资缺乏产品、缺乏引导的情势之下，温州企业家阶层组合成这样一个平台，“政府推动民间运作，最有特点，积聚融资，服务民企，提升产业。这些都非常到位，也非常及时。”
李坚平直言无论是6000亿还是7000亿，这些都代表的是中国金融市场上一股不冷静的力量，现在是到了将这股力量引向冷静有序合理投资的时候了。
李坚平对服务中心寄予厚望，这从他并非独自一人就职而是带团队赴任便可见一斑。“我们第一批进来了四个，下周会全部到齐。有六七位专家，分别来自上海与香港这样的资本活跃的地方。”
李坚平说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有团队配合，整个组成一个管理链来操作。他将业务思路归为四个方面：第一个开始“项目找资金、资金找项目”，第二个要联合金融机构，大力推广各种理财方式，第三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李坚平特别强调，此财务管理是指基础管理，“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些可以互惠互利的，能够打通融资瓶颈的手段。”企业的重组与创造是李坚平规划的第四个业务方面，“走向资本市场的条件需要培育。”
在李坚平看来，企业重组、企业管理、提升财务防御和整体提升是一个大工程，对于服务中心来说，不会去引导企业凑IPO的热闹，“我们现在所有的主导思想，就是把企业的基础打好，上市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的重心是上市前的重组工作、管理提升工作、上市后的可持续发展。”
李坚平坦言这种过程注定会很漫长，所以更需要培育，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到企业的脉动。“现在中国不缺钱，也不缺PE，缺的是真正好的项目。当出现一个真正好的项目时各方又打得昏天黑地，造成整个PE市场以及企业市场的异化。李坚平说他的团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是要“沉下去”培育企业，同时打通几个渠道——“A股是全国千根线上面一根针，我们就拓展另外的渠道，引到海外市场，引到OTC市场，引到产权交易市场都可以。何必都要上市？目前关键是企业提升，促成产业链、管理链、资本链实现良性循环。”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在筹划了10个月之后选在旨在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出台后正式挂牌，李坚平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国务院非公经济‘新36条’出台，正好为民间资本提供了更广的投资渠道，中心开张条件成熟。”
据介绍，服务中心的众多股东普遍手中握有大量资金，在一些项目中，并不排除股东直接参与投资，当然将会严格控制比例，作为服务中心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会着力寻求运营成本的收支平衡。
在开业当日，中投信托即与该中心联合推出规模为10亿元的“中投·雁荡之星中小企业信托基金”。首期规模5000万元至1亿元，由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负责资金募集，并委托中投信托进行管理，此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温州中小企业发展。
李坚平称不排除组织会员企业组建投行或收购其他金融机构，为温州民间资本找到更多出路。温州当地官员对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也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时任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多个场合公开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对服务中心的工作予以扶持。
为温州资本寻找出路的不只有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也在努力搭建另一民间资本流动平台。
与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办公环境相比，中小企业促进会所在的巨一大楼有点寒酸，中小企业促进会所在三楼的电梯按钮外壳似乎是因为被太多次使用而脱落，昏暗的走廊，直通到周德文的办公室。
周德文，49岁，肤色白皙却憔悴不堪，他自称“每个星期要工作八天”，递给来访者的名片上，罗列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环境保护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与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八届政协常委、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他是2007年和谐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经济人物、中国温商领袖奖、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指导师、温州十大杰出青年、温州市优秀商会会长。
周德文被视为本地研究温州模式的知名专家，同时也是温州模式的积极宣导者，他主导下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曾被称为温州市第二经贸委。这种说法让周德文多少有些尴尬，他会对来访者半开玩笑地说，市长听到这种说法可能会不高兴。
其实周德文是温州市党政领导经常召见的对象，作为最熟悉温州市中小企业生存状态的人，周德文常常需要向市领导汇报他对当前经济走势的看法以及对于未来政策的建议。据称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达到6000亿元这一说法即由周德文最先提出，其主导的中小企业促进会并试图组建“温商对外投资联盟”。
周德文说，这样的联盟模式就像是民间社团，可以囊括温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等，融资力量将超过以往任何组织形式，可以冲击国内任何大的投资项目。
按照周德文的设想，投资联盟的运行脉络是一旦进入投资项目领域，投资人便成立并注册公司，设立股份。首期募集资金目标为100亿元。联盟旗下将建立独立的专业私募基金，如金融私募、房地产私募等，委托专家进行对外投资。“各类企业、协会、商会和自然人，都可以汇集到这个联盟中来，以此为平台，寻找收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息，进行理性投资。”
周德文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并不谋求投资联盟的独立注册，但现在他表示，不排除在境外注册的可能。而事实上，投资联盟早已开设独立秘书机构并架设专门网站。
对于周德文来说，抱团投资是整合温州中小企业所持民间资本，使其能够合理有序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唯此才能实现温州民间资本的彻底转型。
参与促进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的除了前述两家机构之外，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亦未缺席。
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由温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资40%、温州市工商局后勤服务中心和温州市财政局财务开发公司分别出资30%，三方共同出资1000万元注册设立。由出资方即可看出股权营运中心的官方背景，政府方面对此亦不讳言。或许，这正是行政力量实施调控手段促进温州民间资本实现升级的一步棋。
6月4日挂牌当日，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牌子不挂前，温州民资一直在观望。温州市股权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好比是条高速公路，我们把这条路建好，企业想通了，就可以直接进来。” 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温州信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为首批进场托管的3家温州企业。
官方公布的股权营运中心服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为企业寻找融资机会，引进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并提供股权投资进入与退出服务平台，同时为企业提供账户开立，受理企业股份转受让、清算交割、分红送配等业务；二是为企业提供股权托管登记服务，接受委托并代企业进行股东名册登记管理和股权初始、过户、质押登记等服务，促进企业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提升企业档次，培养上市公司后备资源；三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交易服务，面向全球温商，为企业资本运作、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投资融资提供平台；四是代理企业分红派息、股权查询、股权冻结，为企业并购、资产重组、上市提供信息咨询，提供项目策划、项目融资、投资信息以及其他投融资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
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规定：设立满一年，财务状况良好、运行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在200人以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在50人以内)，均可申请进行股份转让交易。
“温州的股份有限公司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向有限责任公司敞开大门，才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股权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就像办超市，货品优质丰富，市场才会红火。
股权营运中心设置的投资者进场条件相对宽松，无论是公民个人与企业法人还是具有经营业务的事业法人均可进场，只是，预计三年内也许不会对自然人开放交易，且投资者参与股权交易的投资风险承受能力不能低于50万元。
运营中心目前采取会员制，投资者需要前往温州股权营运中心开户后便可按照价格、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股权交易。投资者买下企业股权后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如果企业未上市但发展良好，投资者可获得分红。而一旦企业上市，投资者就成了手持原始股的大小股东。投资者买到股权后，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获取企业股权分红，也可以按市场价转让手中的股权。
运行一月之后，进场托管企业仍旧是3家，数字没有增加。与温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处办公的股权营运中心接待柜台的服务人员显得十分轻闲，股权营运中心对于外界来访虽不排斥却要隐去身份且出言十分谨慎。股权营运中心对于业务的冷清丝毫不以为意，似乎这早在预料之中。
“观念改变比制度改变更难。很多家族企业不习惯开董事会的时候突然来个陌生人；股权营运中心未现火爆才是最正常甚至理所当然的现象。这涉及到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互信的建立，而这需要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需要时间。”营运中心方面不愿谈及与另两大投资平台的优势比较，只是说各有侧重。
值得庆幸的是，股权营运中心“头开得好”。目前除去3家已进场托管的企业之外，有17家小额贷款公司将定向进场，至于股权交易方面，亦有一家企业意向初定。出于谨慎，中心方面对于该企业的一切情况守口如瓶。
对于外界将股权营运中心称为“温交所”，中心方面称从未有如此野心，或者说“成为温交所不在我们的设想之内”，目前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尤其是在开业一个月的时候，更是需要完善各项工作，制定各项规则的时期，对于发展规划，则以三年为期，三年打基础，三年大发展。
营运中心将核心工作总结为帮助民营企业实现股权分置，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温州大部分企业属于家族式企业，产权不明晰是不少优质企业上市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股权营运中心实际上就是模拟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利于改善家族式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综合素质。
尽管官方背景浓厚，但是中心方面却强调自己绝对排斥权力，“股权中心绝对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力，而只能作为第三方存在。”
“我们面向的是非上市公司，一般情况下，非上市公司在很多地方并不规范，那么直接融资风险会比较大，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入合格投资者以及成长性的公司，让二者在我们提供的平台上对话，并实现合作。”
营运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包括提供双方沟通平台以及数家具备合格资质的会计审查机构以供选择。
为了降低风险并不逾越自身“第三方”的分际，营运中心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预收企业需要支付给审查机构的报酬，待报告出炉，确定其真实可信才会将款项交付。营运中心方面认为这样才“稳妥”，并且“自己放心，对方也放心”。
台面上股权交易，台面下却是对传统家族史企业进行的洗牌重组，通过股权交易，引入新的资本成分，改变以往亲友间私下转让股份的方式，使资本与股权的流动符合市场化定价并享受法律保障，从而实现企业通过优化股权实现发展，最终实现温州产业与资本结构的转型升级。
营运中心方面称，此一平台把民资投入到健康的产业，然后促进产业的发展，促进企业的资本优化。“民资去向对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一部分民资进入到健康的产业、向上发展的产业，是个双赢的局面。”
而民营资本与民营企业因为股权交易而发生的结合，对于解决温州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家族式经营模式，破除旧有地缘与亲缘关系所带来的狭隘的经营理念，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page]区域金融中心梦
毫无疑问，三大投资平台的设立，可以看做是温州官方与民间合力出击对本地经济的自救或者突围。
7月初，温州的街市因为连绵不断的雨而被笼罩在一团水汽之中，这个位于浙江东南部的城市也在经历着30年来未曾遇到的困境与机遇。
对于一个曾经创造出“温州模式”的改革开发先行者，对于一个如今民间流动资本达到6000亿元的城市，对于在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企图心非常明显，但事实是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并未对于温州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更多的助益，而丰沛抑或说雄厚的民间资本却因为曾经的无序流动而使温州声名狼藉。
对于此种境况，温州人颇感委屈。对于外界对温州的种种“负面评价”，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心有不甘。而此种不甘尤以官方为甚。
在温州官方看来，走过30年改革开放之路的温州本身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遑论其现在拥有的数额巨大的流动民间资本。政府内部的研究院对外界公认的6000亿数额有所修正——温州本土的资本额接近8000亿，若是将各地温州商人的流动资本加在一起则超过1.2万亿。这使得温州商人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实力，温州商人从实业家到投资家的转型过程中毫无疑问走了太多弯路，炒楼炒煤让温州商人声誉严重受损。
不过，前述政府内部研究者为此辩护说，与同期台州商人的炒房行为相比，温州商人的同类行为明显小巫见大巫，因为温州原本的知名度导致其成为关注的焦点，加上温州本地媒体的无知，起先将对温州炒房团的报道视作向外界展示温州雄厚经济实力的方式，最终导致成为众矢之的。
在山西炒煤事件中，温州商人遭遇了被戏谑的称为“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对待，浙江省并未出面与山西省交涉此事，这使得坊间流传的温州在浙江省内一直遭遇政策打压的传言显得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温州地方政府内部，关于遭受打压一说拥有广大拥趸者。
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数次考察温州并决定以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戴表示要吸引民间资本去改造和发展中小商业银行，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温州可以先试验，要有更多的经营灵活、本土化、市场化的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这家地方性商业银行， 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再扩股，可以试验突破个人不能入股的界限，做强做大。要加快农信社体制改革的步伐。农信社改革的方向 是通过产权改革，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温州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建立小型企业投资公司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便于银行对小型企业投资公司发放贷款，从而满足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也把民间金融纳入银行服务范围，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戴这一讲话影响下，当时温州市商业银行已经开始着手吸纳民间资本入股。
6年过去，温州政府内部研究者对于因为戴相龙突然去职而导致此项试点工作名存实亡仍旧不忍唏嘘。温州官方一致认为，若是2002年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一事实现，那么温州现在“不比杭州宁波差”。
从政府内部官员的言谈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于温州发展现状以及前景的焦灼。在他们看来，温州正在被逐步边缘化。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字，2002年之前，温州年GDP增速大于杭州与宁波，也就是说，温州与杭甬两地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002年之后，这一态势发生逆转，温州与杭甬两地差距逐年拉大，温州本地研究者将其归因于城市化调整中温州遭遇的不公平对待。
在当前实行的土地制度下，温州在进行城市化调整过程中，没有实现任何突破，目前辖3区6县代管2县级市，与杭州8区宁波6区相比，拥有浙江省最多人口的温州市却并未获得与其人口资源相匹配的行政区划配套改革。
“在省管县体制下，公共服务提升在这种财力情况下无法实现”，温州政府内部研究人员对于温州城市化调整的失当颇有微词。在其看来，这是温州遭遇政策打压的明显例证，这种因为土地资源原因导致的城市空间发展问题首先应该在政治范围内得到解决，否则，温州的改革先发优势无法得到体现和延续。
生存空间的挤压还来自于城市之间的竞争。温州的对外出口长期依赖上海港与宁波港，温州港建成后，法国达飞公司主动上门商谈开辟航线，但是事情最终不了了之。温州方面称是上海与宁波对达飞公司联合施压，威胁其若在温州港开辟航线则会在上海港与宁波港对其实施报复性制裁。“开辟一条新航线的成本超过了达飞公司的承受能力，于是此事作罢”，温州方面对此事耿耿于怀，因为没有航线的温州港基本闲置，温州商品的海运出口还需要依赖上海与宁波。由此，温州货物出口要多付出4天的时间成本，换算成货币则每个集装箱成本增加2700元，同时，企业报关只能在上海或者宁波，这样税收与出口额均不计入温州，依此做出的对于温州经济的整体评估即会发生偏差。在很多温州人眼中，自己的城市俨然已经是浙南的孤儿。
受上述众多原因影响，温州资本外流与企业外迁相当严重。诸多从温州起家的企业纷纷将总部搬离温州。目前有温州人创办的资产超过10亿元的企业，落户上海的有50家，而温州本土则只有33家。
以民营经济繁荣发展起来的温州如今面对民营经济的大量“外迁”，心中焦灼与不安显而易见，也正是这种焦灼与不安使得温州对于“新36条”的出台热烈欢迎并对其释放利多以拉动温州本地民营积极发展寄予厚望。
温州政府内部研究者称“新36条”对于温州来说是个机遇，政府要抓住这个机会引导民间资本从投机型向投资型转变。
“新36条”出台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连续召开会议，召集商会，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分析政策制定行动计划。
在正式的座谈会上，邵占维用“四个一批”来诠释“新36条”在温州的具体落地，即“拿出一批地块、摆出一批项目、列出一批国有企业、推出一批服务事项”。市国资委主任蔡永进表示，在民间资本的“行业准入”方面，将不提任何限制，同时积极实现国有资本进退有序，集中发展。
随后的实施意见中，对各职能部门的任务分工加以明确，“四个一批”每一项都有牵头负责部门，其职能是要将政策细化，根据各部门职能提出意见。
据参加会议的官员透露，会上有职能部门领导在汇报其工作时不得要旨，直接被邵占维打断，要求其回去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方案再重新汇报。
按照官方的计划，“新36条”在温州的实施将以3个阶段来推进：7月为细化任务阶段，各部门形成意见上报协调部门汇总，8月至10月，待到正式实施意见出台，将完成项目库的建立，之后便是全面推进阶段。
温州市将整个工作落实铺开的时间定为2010年底至2011年，将成立专门领导小组来进行监督并推出具体工作要求。
温州方面内部提出“三个凡是”：凡是国家未明确禁止的都向民间资本开放，不设准入门槛；凡是针对国有企业和外商的优惠条件，同样适用于民间资本；凡是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一般性竞争性行业，都要引导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尽管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温州党政高层却并未公开对外界发布“三个凡是”并形成一致意见，尽管以积极迅速的态度推进“新36条”并对其寄予厚望，但作为官方仍旧在审慎等待实施细则，在细则未出台前提下，官方动作从外部看稍有保守，以至于非核心官员都会抱怨政府的胆量不够大，步子不够快。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温州现状的焦灼并不局限于官方。
温州官方与民间都希望此次借“新36条”提振温州民营经济，使民间资本得到合理有序配置，最终实现温州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梦想。
2009年温州已经有14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城镇银行，发放贷款20亿元，不良贷款率在0.01%以下，投资收益10%以上，此外，外界公认的6000亿流动民间资本也使得温州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具备了基础条件。
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这是温州的梦想，也是温州的野心。在通过民营经济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必然的，金融资本在温州非常活跃，曾有观察者称，温州的投资环境很差，但是金融环境非常好。熟人之间低于50万元的借款只需一个电话，连借条都不需要。
浙江省的金融业布局中，包括建设杭州与宁波两个金融集聚区，温州通过力争得以加入，成为浙江金融业布局中的第三极。对于温州来说，身处浙南闽北是其地域优势，但不是决胜因素。
温州金融业30年来经历过地下钱庄、农村基金会到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地下钱庄的繁荣背后是民间借贷利率的居高不下，农村基金会几经改组终于归于沉寂，小额贷款公司受政策限制只贷不存，额度偏低。对于急需在短期内解决融资问题的募资者来说，小额贷款公司几乎不起作用，曾有沈阳募资方在柳市3天内募到40个亿，这于小额贷款公司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这种情形下推进金融创新是温州能够实现自己区域金融中心梦的必然途径。温州政府内部研究者直言，如果不能最终转化成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在其看来，温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最直接好处是资本汇聚之后，能够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从而形成财团，以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制度来支持现代化公司的运转。温州一直希望建立的总部经济需要以财团为核心，如果缺乏后者，则组织程度与核心竞争力将面临双重缺失。
早在2003年，中瑞、中驰两个财团相继成立，政府内部的研究者称他们是勇敢的先行者，而周德文则直接说2家财团生不逢时。在金融政策严苛的2003年，两家财团甫一面试，便受到重重“监视”，风传最高层主管部门派员抵达温州，对财团成员分别约见加以训诫，事后有当事人称，训诫的内容就像一个笑话讲的——你们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终于，在初创的雄心装置落空之后，中瑞中驰两家财团归于平静，在起初预期的业务范围内几乎没什么作为，反而沦为“有组织的炒房团”，直到现在还饱受奚落。
中瑞、中驰的前车之鉴似乎在告诉温州人，要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最首要的是要突破政策壁垒。
瓯江边上的这座城市，曾经诞生了温州模式，曾经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信仰，曾经为众多渴望发展的中国城市奉为榜样，如今，瓯江依旧，世事沧桑，却换了人间，曾经的繁华过去，只留下急需努力的热望。
[page]新温商黄伟建
从办鞋厂到从事投资，从资助内蒙古治沙到搭建“服务中心”平台，
每一步他都像下棋时一样举重若轻。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浙江温州报道
外面的雨下下停停，办公室的空调呼呼地吐着冷风，黄伟建从沙发上站起来，迈着大步走到近10米开外的办公桌边，打开侧面的书柜门扇，从里面快速地抽出一本蓝色硬皮的论文合集来。
单手拿着那本厚厚的册子，黄伟建又迈着大步走回到沙发边，一来一往，他的鞋子在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黄伟建熟练地把集子翻开，到他要找的那一页，双手捧着，递到来访者面前，用眼神指引着对方看文章的标题——《温州民间融资体系亟待定位规范》。这是黄伟建对于温州民间融资问题的最初观察与思考，这篇文章的发表年份帮助黄伟建记下了具体时间：2006年8月。
黄伟建被视为温州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操盘手，他本人对此“供认不讳”，但是各方面的消息都称，在完成了6月下旬的开业典礼之后，黄伟建将会从这个服务中心前台淡出，转而从事幕后工作。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被外界视为当地积聚民间资本，引导其正向流动并以此加速温州转型的三大平台之一，黄伟建将其办公地点设在温州港集团海港大厦的15、16两层，海港大厦与瓯江只隔一条江滨路，很多办公室窗外就是笼着水汽的瓯江，黄伟建的办公室尽管宽大，但窗外却是临近小区的高楼和民居的屋顶，或许，黄伟建已经不需要从窗口的万千景象中获得胸中丘壑，窗外密集的屋顶也不能让他心情局促了。
现在的黄伟建心情不错，直接的表现是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总是表现得很亢奋，并且很阳光。
从商与治学
黄伟建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名叫做孙建国的高中老师，因为后者告诉他“什么叫政治经济学”。
黄伟建说自己成为商人的年代很早，这让坐在他对面的能够在很近处观察他的人感到非常意外，就像来访者第一眼看到黄伟建时所感受的意外一样。
黄伟建肤色稍深，身材高大，戴着近视镜，办公室连角落里都摆满了各种糖果。当然这些完全不足以让人吃惊，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看上去太过年轻，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老成持重的商人形象，毕竟他所操盘的事业无论是他的 “主业”恒生资本还是作为发起者的“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都是很大的“局”。
那一年，温州第四中学的高二学生学生黄伟建迈出了自己商人生涯的第一步，因为那间鞋厂，黄伟建放弃了高考。很多年之后，黄伟建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感慨良多，且值得玩味。
当年身为班长的黄伟建对孙建国说：我保证考试成绩不低于65分，平时可不可以不上课。“因为我大学不考了，我那天跟老师谈了半夜。如果我考上大学父母没钱供我，我伤心；如果我去读了，父母要负债，也伤心；如果我考不上更伤心。干脆我就不考了，我就去创业。”
1989年黄伟建开办了自己的鞋厂，1990年放弃当年高考，但是隔年，他还是考上了一所远在东北的大学。黄伟建说：“我并不是因为想去那里读书，靠哈尔滨的大学是觉得在那做生意方便，当时我的鞋厂办得也是相当有规模了。”
黄伟建在哈尔滨“读大学”，父母与姐姐姐夫帮他在温州管理之前创办的鞋厂 ，黄家人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温州制作哈尔滨出售的皮鞋制销链条，直到1994年黄伟建又回到温州。
又过了4年，黄伟建涉足IT行业，因为 “觉得做这个行业(鞋业)太传统了”。
从1994年到1998年，黄伟建其实只有一年时间待在温州，为当时温州市颇具知名度的一位企业家做秘书，并且不领薪水，因为那时候黄伟建已经完全不需要挣钱糊口，他做那份工作的目的是“学东西”。
经历了一年的免费打工生涯之后，黄伟建考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信息电子。有了上一次在哈尔滨半读书半做生意的经验，黄伟建这次又做了自己的公司，产品是“浙江省税务系统”软件开发。
1998年，黄伟建将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递到温州市委书记手中，这篇关注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论文后来成了温州数码城的发展方案。等到温州数码城建成之后，黄伟建在很多不明其中原委的人们的惊奇中成为前者的副董事长。
7年之后，黄伟建又一次离开，去读博士，等到他又回到温州时，带回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民营资本发展研究。
很多年之后，黄伟建很喜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自己当初遇到了坏朋友把他领上了做投资的路。事实上，尽管“赚了钱丢掉了，再赚到钱又丢掉，来来回回很多次” ，他在这条路上仍旧做得乐不思蜀。
“平台”服务者
在投身投资业并对温州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持续观察5年之后，黄伟建决定建立一个为项目与资本提供接触机会的平台。“以前搞资本，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怎么走，我真的不知道。前年的两会我提出来搭建平台，后来到去年的5、6月份大致发展书就做出来了。”
黄伟建用最乡土的语言解释现在他所做的最时髦的平台概念：“我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为项目找资本，为资本找项目。假设我们办的是婚姻介绍所，男的女的我都喜欢你过来，来了就是客，但别是已经结婚的过来。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要什么诈骗的，什么违规违法的，只要是合法的，这个项目我会帮你做；但是结婚后能不能生孩子的，脾气合不合的，这不归我管。”
黄伟建还会引进国内外各类基金机构，“他们在温州的机构我知道如何引进来，很好地去审核。比如说中投来了，那不用说，肯定没问题。国外的基金机构，做过真实有效的调查之后认为你是合法的，那我就会支持你。”
黄伟建说不会对携资本而至者有过多限制，“钱一定要投温州——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你既然在温州落户了，投温州的概率本身就大。所以，第二点引进基金机构，因为我们自己去发展基金，还经验不足，能力不够。”
“第三个，我们会策划、包装、整理各种好的项目，包括技术设施项目，推荐大家去投资。” 黄伟建说“服务中心”是作为一个中介性质的组织出现，不以此营利。
实际上，温州市党政部门对“服务中心”已经表现出浓厚兴趣与极大的支持。据称，时任市委书记邵占维就在多个场合表示各级机构要对其大力扶持。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海港大厦为其减免一半租金，并常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在“服务中心”现场办公。
硬件条件之外，“服务中心”所获得的软件支持更让黄伟建心里有底。
如果没有意外，李坚平将会成为“服务中心”主任主持具体工作，身为资深投资人的李坚平有在中国上海与香港众多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银行(4.73,0.02,0.42%)、东航等的任职经历，在黄伟建的“N顾茅庐”邀请之下，李坚平从香港北上温州，且携带工作团队，在他对未来希望的描述中，充满期许。
徐牧，这位财政部某司前司长在退休之后，成为“服务中心”业务副主任。此外，像是主旋律电影演的那样，很多职员是放弃之前的高薪，成为团队的一员。当然，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服务中心”现在也有很多像黄伟建当年一样不领薪水的打工者，他们往往是富二代，不愿意在父辈的金山上享受前人的成功，而看重“服务中心”的历练机会。每每说起这些可能是开着宝马来上班的年轻人，黄伟建总是说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公益人士
当年是在离开那家免费打工的公司很久之后，黄伟建才知道当时公司的老板的钱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自己。这让他受到很大的启发，钱这种东西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并不是“钱多的人就是老板”。
黄伟建自豪于自己一年360天除了客人到的时候，每天吃快餐。“很多人说不理解，要我把生活素质提高点。说白了，吃的再好我也吃得起，我已经把几辈子的钱都赚到了。我说这跟钱没关系的，我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舒服。”
黄伟建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花的钱没有一分钱贷款，因为“我的理念比别人先一步，大家在做传统的时候我在做资本了”。
黄伟建说自己2000年前赚的钱90%放在自己口袋里，10%拿出来做公益；2000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70%放在口袋里，30%拿出来；2003年到2008年之间，是50%的钱放口袋里，一半拿出来。他现在的目标是“10%放进自己口袋里就非常开心了”，因为“每一个阶段赚到的钱都远远大于前面所有钱的总和”。
黄伟建对于公益的热切丝毫不输于对于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支持“服务中心”。
4年前开始，黄伟建在内蒙古资助植树治沙项目，“我们一共资助了500亩，500亩不是一次性的。一年100亩，第二年100亩。”
那个项目的操作过程是志愿者在当地植树治沙，热心公益人士提供资金支持。黄伟建选择的是在后方每年付钱的方式，当时在前方的最早一批志愿者有一位大学的团委书记，“当年就是一个小伙子，比我还年轻很多。他在那里待了10年之后，我们过去一看，你猜怎么样，林造得非常好，已经有树荫了，但这个人已经苍老得跟我爸爸差不多了。”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慨，我们只是认为自己出点小钱，做点公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真正的英雄是他们。我们只是付了钱，他要去把钱拿出来，要去落实到买树苗，去管理树，一年才补贴几百块钱，所有的义工，要除草、要养护，他们最高的时候要做到三米多高，沙漠里做得很了不起的。我们在他面前根本是嘴巴上的公益，他才真的是。他没有收到钱，但他付出的是生命。”黄伟建找出他们的合影，指着上面的人感慨万千。
黄伟建说自己还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公益了，现在他出行已经有了专职的司机，“服务中心”开业前黄伟建决定戒烟，并最终成功，戒烟期间办公室里摆上的糖果却没有再撤去。闲时他会做背包客到陌生的地方旅行，一走就是半个月，在温州时，会偷偷跑去网吧玩QQ，因为这些地方“没有人认识我，我玩得多开心”。
38岁的黄伟建，会下象棋与围棋。而从办鞋厂到从事投资，从资助内蒙古治沙到搭建“服务中心”平台，每一步，他都像下棋时挪动棋子，举重若轻。
[page]把资本积聚起来
最好是实业家安心做好实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创造利润来反哺实业，寻找机会积极转型，创造更多的利润来回报社会、回报资本市场。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陈锋
周德文的头衔已经多到名片上几乎挤不下，当然，在诸如民进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委、浙江省人大代表等等身份中，他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正是后者使他被视为 “温商代言人”。而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也被人们称为温州市第二经贸委。
显然，在温州，没有人会担心这种戏谑的称呼得罪官方，因为在温州这块拥有重商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政府方面对于商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友善程度超乎想象，这使得温州商人能够在一种更为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而在“新36条”颁布之后，周德文对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深度观察与思考，亦是对其良性有序流动做出的有正面意义的注脚。
温州民间资本困局
Q:温州目前能够用于投资的民间资本的规模是怎样的？
A: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温州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具有了对外投资、对外扩张的能力。尽管温州人目前手中所掌握财富的具体数额各方表述还不完全一样，按我的提法，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超过1.2万亿，流动资本已经达到8000亿，这样大规模的流动资本，使得温州具有了强大的对外投资的能力。
Q:但是之前温州见于媒体报道的对外投资行为都饱受争议。
A:本世纪以来，温州人投资的行为被赞美的有，但被丑化的、被误解的也有，实际上这是对温州投资模式的争论，也有丑化温州人投资行为的倾向，比如把温州所有的对外投资都冠以一个“炒”字——炒房、炒煤，炒什么的都有。
人们心目中炒股就很正常，炒房就不正常，炒其他的都不正常，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误解，当然是因为房地产这些可能直接关系到民生，主要是温州人到处投资，到处寻找商机，到处追逐利益，这样使得非常多的人觉得自身利益受损。
Q:尽管有被误解甚至丑化的成分，但是温州的对外投资行为本身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新36条”的颁布为温州民间资本曾经的投资误区是否可以说是提供了修正的空间？
A:2009年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投资严重受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36条”出台，温州马上成为热点，说明大家对温州民间资本流向还是非常关心，作为浙江与温州省市两级政府也一直关注温州资本能否健康地发展。近一两年来，我们也意识到温州对外投资模式也有自身的缺陷，我们也在反思，觉得温州这两年投资确实也有些问题。
Q:请详细解释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
A:去年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投资行为的受挫实际就是集中的表现。
去年一年中温州资本是到处碰壁，在海外受挫，在俄罗斯，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引起贸易争端等等，在国内，温州资本更是受到严重的挤压，最典型的当然是山西煤改事件。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交通等等一些领域都被迫退出，体现为挤出效应，被国有企业挤出了。
Q: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其实会更关注温州民间资本何去何从。
A: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更关注温州资本，到底往什么地方发展，向什么地方投资？因为这毕竟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目前光温州人在银行中的存款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怎么引导这些财富，更好地对外投资？国家绝对不希望人们把钱存在银行，经济建设要转型升级，缺乏资金的支撑，企业要培育新兴产业，也需要钱。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躺在那儿睡大觉，那绝对不是好事情，而是要如何引导这笔钱的健康有序流动。
Q:您认为温州或者说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投资行为其实还是受到很大限制吗？
A:温州人本身很热衷投资，温州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要从实业家逐步转到投资家，温州的老板不能只是做实业。实业是基础，要做扎实，但是你还要找投资的路线，使它和基本经营的东西相结合，才能够符合外部环境的新要求。但是，当前存在针对民营资本投资的种种限制、种种障碍，我们甚至还不如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
外国资本在国内的投资领域比民营资本都要大得多，我们有数据说有70多个领域是对外资开放的，民营企业只有40个领域可供投资，这显示民间资本不仅没有享受国民待遇，本身是连外国资本享受的待遇都没有。当然，国有企业进入的领域是最多的，这种实际上是对民营企业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歧视，所以“新36条”我认为是中央对民营企业作出的一个政治承诺，就是说接下去我们会一视同仁，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的领域民营企业同样可以进入，并且国有企业还会逐步从竞争领域退出，又回到改革初的目标。
“新36条”机遇
Q:您怎么看待“新36条”的颁布对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影响？
A:温州是中国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有关民间资本的任何政策上的风吹草动对于温州来说都会产生影响，当然各种影响有大有小。“新36条”颁布之后，温州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起步比较早，规模比较大，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新36条”的颁布对于保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引导大家健康投资都有正面意义，而这也正是温州民间资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Q:温州市在“新36条”出台后的应对措施是怎样的？
A:温州市政府对“新36条”的出台是非常热衷的。实际上，好多年前温州市就提出“非禁即入”，民营资本感兴趣的领域，有需要的领域，我们政府就退出，所以温州市比较彻底地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当然也因为各个条条框框的影响，具体实施不是很理想，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领导是比较开明的。
“新36条”出台的前后，温州的政府一直在酝酿，要采取措施对民间资本进行引导，最近出现的几大平台，包括股权交易中心、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还有我们正在积极筹备的温商对外投资联盟，都是为温州大量的民间资本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资本进入到政府所鼓励投资的领域，包括我们国家所需要的领域，那么也同时为这些民间资本找到更好的投资项目。
Q:温州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对于“新36条”的由衷期待。
A:温州应该率先响应国务院的新条例，为什么要率先？就因为温州资本受到关注，温州更应该提前动手，因为中央也是为你量身订做，如果自己没有任何反应，也说不过去，温州提出来要实实在在地响应 “新36条”，也就是在 “新36条”所涉及到的6大领域中，每个领域都要求推出一些大项目，来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给民间资本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光去制订实施细则，光是去搞一些讨论，而是实实在在要拿出一些项目，交给民间资本去投资，这个很受温州老板的欢迎。
只要“新36条”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温州民间资本一定会找到更好的投资路径，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方面，要保持较快增长，现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我想民间资本的投资，更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积聚与转型愿景
Q:温商对外投资联盟有哪些实质工作内容？
A:温商对外投资联盟是我们搭建的一个战略合作平台，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寻找路径争取能够合法注册，在国内暂时比较难注册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到境外进行注册，因为投资是没有国界的。然后，我们会再根据实际投资的需要，有特殊的项目，就可以建立一定的创业基金，像最近我们已经在考虑，跟平安信托酝酿建立一个房地产投资的基金，这个方案已经做出来了。我们会根据实际的需要，筹建一些个专业基金。这个平台是完全开放的，并且不收费用，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发布你的信息，我们通过很公开的、很开放的平台，尽可能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为投资者服务。
Q:投资联盟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您已经有了具体规划，目前这三大平台能够积聚到的民间资本有多少？
A:积聚的民资数额现在很难讲，就看运作的模式。温州，我们讲流动资本，从理论上有8000个亿，都是我们可以募集的对象，问题是你运作的模式，怎么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汇集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
Q:通过这几个平台，您希望最终实现怎样的目的？
A:现在的资本相对来讲是分散的，分散在老百姓手里，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要达到小资本大积聚这样的作用。在整个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投资中，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待观察，不能轻易做出判断，至少它能够积聚一部分的资本，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选择一些好的投资项目，会引导民间资本更加理性、更加科学，至少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Q:这些民间资本的正向流动会促进温州资本的整体转型吗？
A:这些民间资本未来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是温州模式在改变，是温州投资方式在改变。
我们说温州的实业要转型，温州的资本同样也需要转型，目前这些都是转型期起步时的一些做法，未来还会有新的模式出来，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温州的观念还有一个改变的过程。比如，就像我们现在的思路，包括建这些中心的思路，政府的一些思路，股权投资基金的思路，甚至产权交易中心的思路，是不是能够得到广大企业的认同，它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是积极地去引导，但它们是不是一定会进入这个平台，放心地把资本交给你去做，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地创造良好的氛围来加以引导。
Q:您对于目前温州资本发展的愿景是什么？
A:把资本积聚起来。我们认为，最好是实业家安心做好实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创造利润，来反哺实业，把实业不断地提升，寻找机会积极地转型，同时通过提升实业发展水平，创造更多的利润来回报社会、回报资本市场。这个就是良性循环，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但这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
[page]民资大佬温州那些事儿
南存辉、何建国、高天乐、周成建、陈时升、张朝荣、黄伟建，这些瓯越大地上的资本英雄，让温州企业历史从家族跨入现代集团，从偏安东隅推向叱咤全球。
文 本刊记者 侯君 温州报道
温州历史是一部民营经济发展的进化史，从家庭作坊起步，完成资本的积累，然后在胆大敢闯的精神推动下，或走出温州，或跨区域发展，以实业家和投资家的身份分别演绎资本连续扩张的神话。
这似乎与温州之外的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不过，温州人却在中国资本势力扩张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与众不同、令人侧目的神话，如同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野战军。
南存辉、何建国、高天乐、周成建、陈时升、张朝荣、黄伟建，这些在温州名头响亮的大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瓯越大地上资本英雄的代表，他们或因技术而兴，或因创新而富，或因独辟蹊径崛起，或因长于谋划立业……
与在海南淘金后来发迹的那一批大佬不同，温州人并没有遭遇类似于海南泡沫的侵袭，也就少了惊涛骇浪、令人荡气回肠的经历。但近年国际经济环境引发的危机，让所向披靡的温州资本呛了几口水，也算是给他们波澜不惊的投资人生补上了一抹彩色。
悄然间，中国经济已经走入资本时代。一代接一代的温州资本英雄，如同澎湃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前浪花开，后浪追来……
柳市春潮
雁荡山南麓的柳市镇是一个草莽辈出的地方。
这个偏居东隅的小镇，养育了一大批后来叱咤中国商界的精英，南存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3年，南存辉出生在一个鞋匠家庭，童年在半饥半饱中度过，如果不是一场家庭变故，他初中毕业后应该继续求学，但一切因父亲受伤卧床而改变。作为家中长子，南存辉13岁就被迫为家庭而弃学谋生。
以父亲的活计求生，南存辉修鞋修了3年。这3年，也是柳市低压电器蓬勃发展的三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倒买倒卖电器元件的推销商，将柳市的产品送出去，然后收钱回来，一趟下来就能收入近千元，赚钱比做什么都容易。不过，当时的南存辉并不明了其中的门道。
柳市电器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文革早期。有据可查的是，1969年前，一些柳市农民冲破人多地少的资源束缚和重农轻商的思想意识羁绊，涉足低压电器产销，出现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以1969年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成立为标志，柳市迈开了其打造“中国电器之都”的矫健步伐。
与美国通用电器同名的这家电器厂其实只是一顶“红帽子”，下面挂靠着30多个生产车间和销售门店，在那个谈论私有经济都不行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可谓重大创新。
以通用电器厂为基地，柳市一批有勇气的农民开始下海搏击，并推动电器厂快速发展。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达到了1个亿。在那个市场经济处萌芽期的年代，温州人以电器开道，以柳市为起点，向全国开拓通道，一条连通世界的电器走廊越来越宽。
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店予以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某某大王”称号。
温州经济史上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即来源于此。据温州本土学者周德文介绍，“八大王”其实有十人，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 、“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 、“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这些缔造了“中国电器之都”基石的先行者们，将柳市电器铺向全国并将荷包撑爆的同时，也在将一把“姓社还是姓资”的大火引向自己。
那是一个敏感的时代，但农民出身的“大王们”并不具备政治敏感性。“螺丝大王”刘大源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的电话也没刘的好用；刘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以为是大人物家子弟。“合同大王”李方平重金修建的豪宅，被人批评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灾难源自小部分人拥有远超普通大众的私人财富和与公有经济相悖的私营经济。1982年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使温州尤其是柳市沦为重灾区。浙江省副省长袁芳烈被任命为温州市委书记，直接指挥这场暴风行动。
历史文件显示，当时国务院要求：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昔日的荣誉成为暴风行动的行动指南，“八大王”直接被定为重要打击对象，史称温州“八大王事件”。虽然此事件只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短暂的插曲，但对于温州人而言记忆深刻。
很多报道和传记都描述了暴风行动之下“八大王”的遭遇，而《温州样本》有如下精彩的叙述：“五金大王”胡金林第一个做出反应，他扛上一袋6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胡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待，可是事情的发展方向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帘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调增近20倍。又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停下来小声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次日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到处流窜了两年后悄悄溜回柳市，当夜即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其他几个大王也一度亡命天涯，但相继落网。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 “矿灯大王”程步青，他后来被五花大绑押上公审大会的高台，接受批斗和唾骂。
数据显示，到1982年年底，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随着政府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主的重治，源自民间、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包括柳市在内的温州经济呈现万马齐喑的萧瑟之气。
政治上的高压，直到1984年才慢慢缓解。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当年将“八大王”送进监狱的市委书记袁芳烈经过两年的调查和感悟，主张“‘八大王’案若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在袁芳烈授意下，温州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复查“八大王”全案。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之后，温州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宣布“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风云际会
气候转瞬间变了。
此时，南存辉从商的领路人胡成中23岁，他已经沿着柳市的电器走廊练脚了六年。作为那条电器商路上的先行者，在号准了电器市场的脉搏之后，年轻的胡成中并不满足于电器推销员的角色，他找到南存辉，想约这个小学读书时的班长大干一场。
与南存辉早经苦难一样，胡成中几乎在同一时间因贫辍学，跟随父亲学习裁缝。这对在小学是同班同学的年轻人，再次携手是在短暂分别几年后。在各奔前程的日子里，胡成中后来转向了电器销售，这个由出生地和时代确定的行业伴随了他一生。
南存辉是一个低头补鞋者，虽然年幼的他并不甘于一辈子做着与臭鞋打交道的行当，但家庭生活的压力，逼迫他放弃了一度冲动的梦想，直到胡成中在街头找到他。
柳市电器的快速发展，令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纷至沓来，南存辉感受到了来往客商跃动的鞋板和哗响的钱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抬头的机会。
1984年，21岁的南存辉与大他两岁的胡成中分别出资1.5万元，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这是日后成为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求精”意即制造质量合格的精品，从起名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南存辉一生的命运。在那个商业空气并不清新的年代，南存辉的洁身自好，更显得难能可贵。
南存辉和胡成中的开始，选择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当政策再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时，聪明的头脑和改变贫穷的渴望，成为其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学界指出，放宽管制，使得1984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这一年，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当厂长；这一年，柳传志在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中创立了联想的前身；这一年，王石在深圳用倒玉米赚到的300万元奠定了万科的基础……
这一年，郑元豹26岁，何建国25岁，高天乐21岁……这些在柳市成长起来的电器大佬们，即使当时并不知道命运会发生转变，但能感觉到，财富之神离他们并不遥远。
一份报纸让后人记住了柳市的繁盛：人潮车流，南腔北调，数不清的电器商店和地摊一家挨一家，各式电闸电表、开关应有尽有，慕名前来的客商扔下票子，带走电器……
谈及柳市电器大佬时，掌控浙江耀华集团的何建国董事长饶有兴致：“我跟这些人都很熟悉，最初我们的工厂都在一起，南存辉和胡成中的求精在一楼，我们耀华在二楼，三楼是精益的胡万地，四楼是新华集团的郑元孟，跟郑元孟名字相仿的郑元豹那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何建国说，全国皆知柳市“八大王”，但对柳市电器企业的“八大金刚”知之甚少。从当时实力排名上看，第一是郑元孟的新华，第二是南存辉和胡成中的求精开关，后来求精一分为二，各自成长为正泰和德力西，第三是胡万地的精益开关，第四是万家陈成曼(后被人民企业集团的金福音兼并)，第五是郑祥桃的长城，第六是后来消失的乔光，第七是何建国的耀华，第八是高天乐的天正，高天乐从商稍晚，他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电器大佬合署办公的故事，应该在这些资本英雄的回忆中占有厚重的分量，如同很少有人能轻易忘怀自己的初恋一样—那段开始创业的过程充满着艰辛，却孕育着希望。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早期挤在柳市一栋大楼内的年轻人，20多年后，个个成长为富甲一方、呼风唤雨的资本英雄。
何建国说，后来政府为扶持壮大柳市电器，就在靠近104国道地段规划建设了“工业走廊”，给“八大金刚”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各辟一块土地建设总部或厂房。由北往南数，第一家就是耀华，第二家是正泰和德力西，第三家是天正，第四是长城……“南存辉的正泰后来与德力西分家后外迁，而天正和耀华总部一直未动。”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南存辉脑子很活啊！”说起这些历史，何建国兴致盎然。“省里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对我们五个大老板有一个别样的评价，五个字——‘刁灵精通达’。”按照有关说法，“刁”是指胡成中，因为其鬼点子多；“灵”是指南存辉，夸赞其脑子活；“精”是指新华集团郑元孟，因为郑精通管理；“通”指的是万家的陈成曼，该人人品很好，通情达理；“达”是指何建国，意即“达标”，作为工程师的何建国，研究出的新产品获得过国家科技金奖。
南存辉从修鞋匠转投电器的6年时间里，求精开关厂不断发展，效益逐渐累积。历史已经进入80年代的转换之年。彼时，柳市电器进入那段辉煌岁月的高潮，不过，那是一段并不和谐的高潮。
这是温州人无法忽略的历史。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制造了多个令当地人蒙羞的辉煌，而柳市电器则是其中的代表。由于疯狂追求利润而不注意质量，柳市电器贻害了一个时代，并引发国家层面对这一地域的严厉整治。
一切都可以总结为刚刚由农转商的经营者短浅的目光。
低压电器触头必须用白银，柳市人以白铜代替。两者产品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远。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证生产，柳市上千家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
明明是本地产品，出场地却全部标着北京、上海，制作相当精致，不明底细难辨真假。
这样做，就是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冒伪劣”成为柳市电器的代名词，当地人出去甚至都不敢说自己是柳市人，但他们却有高超的销售技巧，通过给买家或中介高回扣，柳市产品在市场中仍占有不小的比重，这扩大了其危害程度。
北京一家国营企业买了大批柳市质量不合格的低压电器，堆放在仓库里。之后，柳市人主动找上门用废品的价格买回堆积品，然后擦得光亮，以正品价格再卖给这家国企。哈尔滨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国营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不佳。后来该厂找到降低成本的妙方——从柳市低价买低压电器，贴上自己的商标高价销出去。到后来，相关行业专门下文禁止购买柳市伪劣电器；有的地方贴出告示：谁买柳市假货，后果自负。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废纸，采购人员仍如以前一样来往于柳市。
该来的终归都要来。质量伪劣的电器产品引发众多安全事故：建设工程因电路出现故障而突然停止，电工因劣质开关起火被严重烧伤致残，矿井出现漏电引发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贪图小利而忘却道德底线，必将受到惩罚。一场国家层面的打假治劣行动史无前例地开始了。顷刻间，绝大多数电器商店被贴上了封条，柳市电器跌入低谷。
八仙过海
如同一次必要的刮骨疗伤，虽然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手术对人无疑具有重大益处。政府一边打击，一边引导有眼光、有实力的企业立足长远，申领生产许可证，制造质量合格的产品，再创柳市电器辉煌。
台风扫过，空气倏然变得澄净。柳市电器在严肃的整治行动之后，迎来新生。率先获得许可证的是新华开关厂的郑元孟与万家电器的陈成曼，从起步就开始注重质量和品牌的求精开关，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还是那句烂熟的老话，机遇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句话。
在大多数电器厂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的日子里，南存辉踏踏实实地经营“求精”，事实证明南存辉的远见。在柳市低压电器因质量问题跌入低谷时，“求精”产品反而旺销，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清理整顿中，“求精”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并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这一年，求精开关产值突破1000万，也到了两位创始人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家的时候。《走近南存辉》一书记载：乐清县委书记和南存辉、胡成中关系都很好。他很关心求精厂的发展，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有一天，书记打电话告诉南存辉“晚上我到你家吃饭”。晚上，书记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胡成中。席间，书记说：“你们既然谈不到一起，不如分开试试。让我做‘娘舅’，分家！”
求精开关一分为二，“正泰”与“德力西”问世。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政府对柳市电器的整顿，从客观上帮助了正泰和德力西成为后来的王者。
秉持对产品一贯“求精”的理念，南存辉将新企业注册为“正泰”。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南觉得“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南存辉的立世态度，此特质也帮助其成为有人格魅力的温商典型。
在温商内部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正泰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定好船期，准备装货上车运往港口。发货前南存辉最后一次到仓库查看，他让质检员随机打开包装箱，拿出产品细细察看，果然发现了产品瑕疵。质量工程师称，根据惯例，产品是合格的。但南存辉认为这批货不能发，需全部开箱重验。属下提醒此举会导致船期和交货延误而被索赔，南存辉则指出，船运来不及就改空运。海运改空运，运输费就得增加80万元，在场员工不理解。南存辉正色说：“正泰的牌子和信誉不只值80万。今天损失80万，但保住了公司的信誉。有了信誉，能赚回十个80万，一百个80万，一千个80万。”
正泰只是温州成千上万个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变中的一个成功代表。当南存辉快速发展时，他的众多同乡也在改变着各自的命运。
后起之秀高天乐创办的天正电器此时正在向高峰攀登。在温州众多民营老板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者。他是温州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全温州15000多名报考者，只有500多人被录取。从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高回到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智商发达的高天乐成为商海里的一名追赶者。在柳市伪劣电器被查处的日子里，高天乐投资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从拆解其他企业的低压电器入手，生产经比较后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这样的做法，要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抢市场，没有绝招不行。刚创业的高天乐展开了猛烈的广告攻势，他把产品广告刷到农村各个农宅的墙面上，专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不过200元钱，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柳市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天正广告。
高天乐的神奇崛起依赖于其新颖的营销策略。他要求工人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在产品包装上，别人大多用马粪纸，高天乐则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用铜版纸时，他套红印刷；别人用两色印刷时，他已经开始采用四色印刷，使得天正产品外表总是比别人漂亮。创业第一年，天正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猛增到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
走出温州
有人瞄准电器向前猛攻，有人稳住份额转向新的领域。在柳市电器激战正酣时，柳市“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建国开始转向国企并购。
何建国与德力西的胡成中一样做过销售员，一向爱钻研的他在和一个冰箱厂的工程师交谈中，发现当时国内大量使用的一种交流接触器所使用的开关都是依赖进口，而这一产品国内外差价高达20多倍。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何建国决定自己设计开发这款产品。3年后，他取得突破，新发明在当时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以此起步，何建国于1986年创建了耀华引进电器厂，并大量生产自己研发的多个新产品，很快就获得巨大成功。
就在耀华如日中天的时刻，视野开阔的何建国捕捉到新的商机，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兼并国企，短短几年间，耀华在江苏、安徽和湖南等地先后兼并了18家国有企业，成为走出温州的第一批先行者。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它为后来成为国家行动的国企改革提供了民营企业并购经验和样板，同时，它也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温州民资对外狩猎的帷幕，炒煤、炒房等成为日后主流的投资亦由此发轫。
“我名叫建国，企业叫耀华，光耀中华之意，我从来就没想着只在温州干事业。”何建国的得意之作在安徽，如今，他身兼安徽浙江商会会长一职。
收购合肥高压开关厂是温州民资向外扩张的经典案例，也是温州人胆识的写照。1999年，何建国在安徽考察项目时听说合肥高压开关总厂已全面停产，企业负债1.4亿元，1100多名职工下岗。毛主席和周总理曾视察过的企业竟然落得如此境地，令同属电器行业的何建国非常触动。经过调查了解，他决定收购这家国企，但很多身边的朋友当时表示反对。
2000年，耀华集团注入资金5500多万元，兼并了合肥高压开关总厂，并对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原来37个部门改成14个部门和车间，中层干部由原来的70多人精简到20人左右，企业恢复生产。经过一系列机制改革，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倍，工人工资也提高了80%以上，兼并后的2001年，合肥高压开关总厂签订合同7000万元，是兼并前的两倍，兼并取得极大成功。
何建国成为安徽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开创人。在温州，像何建国这样视野开阔、脚步大胆的投资者不少。在温州民资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们或单骑出击，或抱团作战，走出浙江，走出国门，纵横捭阖。
温州人季岳仁独自一人跑到巴西。十多年后，他成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刚过30岁的陈九松远赴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几乎把温州服装和皮鞋送到了每个西班牙家庭。张碎唐把四层楼和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阿根廷，从开办“温州礼品行”、“金洲餐厅”启程，完成了人生第二次飞跃。
温州人制作出的“猫眼”打火机点燃一团火，短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韩厂家纷纷关门歇业。
两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席APEC会议，并作主题发言，“警灯大王”陈时升的经历，在强手如林的温州企业家中，可谓绝无仅有。与何建国一样，陈时升也是一名技术型人才。1990年时，不到30岁的陈时升就已经是温州市无线电六厂的技术厂长，在温州创业大潮的影响下，他辞职下海。从仅有的3000元资金、一间只有15平方米的小作坊起步，陈时升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星际控股的奋斗征程。
依靠专长，陈时升研发出高性能的长排灯，受到公安系统关注，随后被广泛应用。如今，长排灯已经成为警车的标准装备。其后，他们创办了温州鹿城区第一家股份公司，并不断研发出不同型号的长排灯产品，牢牢地把持着警车霸主地位。
与国家整顿柳市电器之于南存辉一样，陈时升和他的星际控股迎来两大发展良机：1997年，公安部规定所有的在用车必须装后雾灯。当时星际是公安部后雾灯的定点单位，仅这一项产品产值就达2000多万元。1998年，国内所有的警车装长排警示灯，要在两年内改装完毕，星际在全国同行中占了最多的订单份额。
千载难逢的机遇令星际控股在两年内迅速崛起，陈时升迎来他的黄金时代。据报道，温州聚集了全国2/3的警灯、警报器生产企业，但每次抓住机会的都是星际控股。2003年，公安部3000辆警车的警灯警报器采购订单被星际独吞。2005年，他们拿下了公安部7200套警灯、警报器采购订单的2/3。星际产品销量连续十二年中国第一。
陈时升告诉本刊记者，星际控股的产品占据国内市场六成左右份额，目前产品进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外市场，国际贸易只占公司总量的二成左右。“总体而言，星际控股国际市场的拓展目前处于初步阶段，在掌握规则和积累经验后，像星际控股这样的企业迎来机遇，国际市场空间开阔。”机遇面前，星际控股对战略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投入，主要是瞄准欧美高端市场。
陈时升认为，当前阶段，国内品牌尚无竞争力，欧美市场不接受中国。星际的国际业务，以ODM、OEM为主，承担零部件的生产。在技术和工艺上，包括星际在内的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尚有一定距离，如电镀、喷漆。可能做一两台可以达到欧美国家要求，但没办法大规模生产。“先给他们做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学习、接近、超越。”对于与国际竞争对手的比拼，陈时升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显示出温州企业家务实的一面。
“商业竞争已经进入到品牌的竞争。我就很佩服周成建，在强手如林的服装领域，创造出了强势品牌。”陈时升与周成建是邻居，而周所购别墅更是由陈时升介绍。陈时升回忆说，他买下别墅后，周成建也想买一套，于是委托陈时升帮助打听，不料，别墅已经被人认购。陈时升后来找到开发商，向其介绍了周成建，最后开发商协调，将周成建的名字挤入到认购名单中。对于周成建的成长，陈时升给予极高评价。因为星际与美特斯邦威同为鹿城区重点企业，而且还在同一开发区，陈时升和周成建经常碰面，一起开会、出国，平时也经常聚，交流很多。
邦威神话
周成建的成功，在温州算是一个奇迹。但温州并不能算周成建的家乡，那里只是他的发祥地。从小做裁缝的周成建20岁闯到温州，脏活、重活干遍后，用积蓄在妙果寺服装专业市场干起了老本行，白天卖服装，夜晚做服装，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
1992年，造型新颖、来自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甫入温州市场即热卖，周成建嗅觉敏锐，立即制作起这些衣服，一位东北老板向他下了300件的大订单，后续买家蜂拥而至，订货量猛增，一年下来，周成建赚了几百万元。
敏锐的周成建随后又发现了休闲西服在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便成立了制衣厂 ，虽然是模仿国外休闲服装，但他贴上了属于自己的“美特斯邦威”品牌。周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这一品牌的打造上，他的玩法是：在广东、江苏等拥有成熟加工工厂的地区，寻找代工工厂为美特斯邦威生产服装，然后到全国寻找特许加盟商，销售美特斯邦威的产品。看起来，周成建除了一个商标，什么也没有。但是，最大的利润都进了周成建的口袋。就是凭借这一看起来很简单的经营方式，美特斯邦威以超人想象的速度发展。
现在，美特斯邦威的总部迁到了上海，并于2008年8月成功登陆深交所，成为温州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中的一家。在得到资本市场的力量相助后，美特斯邦威前进的步伐更快，千万面带有这个颇有异国风情名字的彩旗在全国飘扬。据粗略统计，全国有60多家企业为周成建生产服装，产量超过800万件。特许连锁经营使美特斯邦威的专卖店每年以新增50家的速度发展。现在，已有邦威专卖店500多家，遍布全国各地，2009年公司销售额达5亿多元。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周成建及其家族以204.8亿人民币资产排行第13位。
把周成建的经历叫做“神话”，一点也不过分。一位除了一把剪刀别无他物的裁缝，为何能在十多年间创造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服装企业？“周成建书读得不多，但经营企业很有一套，特别是别具一格的管理办法，与其他人不一样。”同为温州重量级企业家的陈时升说，在2000年前，美特斯邦威规模并不大，厂房只有2000平米，还是租用的，主要是替别人生产，这种模式在温州当地非常常见。为什么周成建能脱颖而出？陈时升认为周有野心、有雄心、有脑筋，而最让陈感触的是，周成建成功的最重要一个理念是，让别人先富起来。有些老板很抠，什么事都自己干。而周成建招兵买马，员工享受非常好的待遇，主管级别的员工有房有车。当时听说周成建给员工开出的待遇后，包括陈时升在内的很多企业老板都感觉惊讶，担心周这样搞下去会血本无归。不过，周成建棋高一着，他成功了，美特斯邦威一举成名。
在很多事业有成的温州大佬眼中，南存辉是有长远眼光的实业投资的代表，而周成建是具有现代商业头脑的新一代温商代表，他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那些资本实力并不雄厚但商业智慧充盈的后来者。
资本洪流
在21世纪之前，一大批温州实业家崛起于家庭作坊，用辛勤的汗水完成了资本的快速增长。在势力不断外延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人发现，除了实业之外，还有赚钱更快的行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部分学者专家开始分析入世将导致物价下跌。后来的事实证明，两者确实有关系，但不是导致后者下跌，而是相反。从那时候起，大宗商品价格涨得没完没了。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率先骚动。第一批奔赴上海发展的温州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一位谢姓老板开始留意，他转遍上海楼市，最后跑到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了40多万元买下一间20多平米的商铺。正是从那时起，他感觉到办厂做生意很辛苦，于是把企业资金抽出来，投资房地产。随后几个月，他成为虹口商城常客，亲朋好友受到其影响也纷纷到上海购房置地。
实际上，从1999年起，温州一些中小企业的一部分闲置资金就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那时，温州经济正经历一个调整期，人们对投资实业存在担忧，投资国债、股票似乎没有买房安心，这是温州人进入楼市最原始的想法。
两个温州人去上海出差，到徐家汇附近游玩，看到开发商的售楼广告，每套150平米，7600元每平米。打听得知是“天价”，鲜有问津者。其中一人回到温州，将自住房抵押，从银行贷到几十万元钱后再赴上海，用这笔钱付首付，办了30年的按揭贷款。两年后，上海楼市热火朝天，房价突破一万。此人见好就收，将房转手，净赚70余万。
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房地产市场。
温州某媒体应时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投资俱乐部，会员多为女性，“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炒房团四处出击，手脚麻利，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除了炒房之外，温州炒煤团也频出江湖。李东到山西多年，2000年他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其后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一夜暴富。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被炒到500万，而后一路飙升，涨至几千万、上亿。
温州人强大的购买力，推动上海人屈尊赶赴温州招揽资金。买房可办“蓝印户口”，买铺者享受“永久产权，可自营、转让”待遇。
温州人炒房、炒煤就此成为一种现象。根据温州著名学者周德文的说法，1999年以前，温州人从制造业中积累了最初的资金，总额为2000亿元左右，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能力。2001年，温州2000亿资金投入房地产，其中仅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1000亿。2002年，温州400亿资金流向山西煤矿。
被广泛认可的第一个炒房团，即为前述温州某媒体组织的投资俱乐部的太太们。某天，157个温州人浩浩荡荡闯进上海，据说整整坐满三节火车车厢。下车后，她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只要看好房子，立即交付订金，三天时间里她们买了100多套房子。
这是温州炒房团一次惊艳的演出，自此声名大噪，其财富故事永远对普通人充满诱惑力。
众多炒房者之中，小炒家组团购房，大炒家整栋接盘。而到上海地产界掘金的温州大炒家中，王均瑶则是不得不说的一个。
王均瑶的炒作对象迥异于普通投资客，那是徐家汇的烂尾楼金汇大厦，这个此前被认为是烫手山芋的家伙，只有这位“胆大包天”的温州商人敢玩。王均瑶以1.5亿元的价格买下此栋大厦，又投入2亿元进行装修，其后，这座大厦成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经过一番折腾，烂尾楼摇身变成寸土寸金的商铺，受到投资者疯抢。
温州企业飞洲集团也有收购烂尾楼的成功案例，被称为上海“烂尾楼王”的宝通大厦债务错综复杂，在所有人都害怕被拖进泥潭之时，飞洲集团豪气掷下7亿元买下这栋29层的高楼，又花了3亿进行装修改造。三年后大楼焕然一新，“飞洲国际广场”面世即迎来盈门客商。
当温州中瑞财团2007年出手接盘上海明力德大楼时，财团的九大股东一样信心满满，王均瑶和飞洲集团此前成功的做法可资借鉴。不过，几年后他们发现，这一次他们没有那么幸运。
被认为生不逢时的中瑞财团，由温州九大实力企业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远洋眼镜等联合成立，受制于国家金融政策，财团不得不暂时搁置主投金融产业的规划，转向房地产投资。
说起中瑞财团的组建，财团监事长陈时升回忆说，他们几个企业家比较熟，最初有人就提议成立一个沙龙，有事可以坐在一起探讨投资和企业发展问题。后来聚会多了后，大家就形成了进一步的想法，能不能将人固定下来，注册成立一个公司，集合大家的资源，包括把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投资。此提议获得响应，中瑞财团就这样宣告成立。
陈时升坦言，中瑞财团的成立，与当时业内判断金融政策逐渐放松后，民间资本将可能涉足金融服务的分析有关。
九家企业本身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强强联合成立一家新公司，势必产生品牌效应，能提升各自企业的形象，带动各自企业的发展，尝试投资，可以帮助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舰队起航
一根筷子易折，十根筷子难断。从最初的结团出瓯、出浙、出国四处投资，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温州村、温州街，再到中驰财团、中瑞财团这样的企业联合体，都与温州人喜欢抱团的传统密不可分。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提供的数据称，目前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温州人有175万，还有60万温州人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他们在全国170多个城市成立温州商会，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000多个。与商会和交易市场这种稍微松散的扎堆和抱团相比，像中瑞这样由大型企业联合成立的舰队级企业，更具有战略意义。
也正因为此，中瑞财团从筹组开始就受到广泛关注。多年后的今天，中瑞财团监事长陈时升向本刊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幕。对于财团董事长人选为何由神力集团郑胜涛出任，陈时升说，主要是因为郑年纪相对较大，口碑不错，大家都比较响应。之所以定3个执行董事而自己担任组长，陈时升透露是因为自己是鹿城区的企业，而九大企业中三家在鹿城区，其他企业负责人较忙，在家时间较多的他就被委以重任了，自己并不在乎多做事的性格被大家认可。
成立几年来，中瑞财团整体上运作良好，内部九个老板关系融洽。对此，陈时升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这一点难能可贵，九个各有事业且在各自企业说一不二的人，能组成一个新的合作团队，很多问题都需要坐下来协商，这是需要一定思想境界的，需要有相当胸怀的，很不容易。”据介绍，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会议，雷打不动。他承认，房地产投资此前确实为公司一个重要的投资项目，所以外界指其为最大的炒房团，“这与金融服务迟迟未放开的背景有关。”陈时升说，在前后众多的房产投资中，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不小的失败。
中瑞曼哈顿是中瑞财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手笔，虽然最近曼哈顿的名字因工商注册不成功而由曼哈屯取代，但不影响这一楼盘成为温州顶级社区。
即使是航空母舰，也有可能遭遇危险，中瑞财团在取得无数高额回报后，不幸在收购上海明力德大楼一事上受挫。2007年接手上海明力德大楼，被认为是中瑞财团成立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坎坷，虽然从法理上，中瑞财团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温州大佬级人物金福音织起的层层防护网的阻拦下，当年投入现金6000万元、目前总资产高达三亿多的明力德大楼并未掌握在中瑞手上，纷繁复杂的法律纠葛将中瑞财团和实力不菲的人民企业集团拖入漫长无边的漩涡。
险滩惊魂
在温州资本对外投资遭遇的众多挫败案例中，中瑞财团这笔金额只有6000万的投资，应算极普通的一个。不过，从细节来看，它仍有一定的解剖意义，其主要失误在于为避税而未按最简单的、最规范的程序完成收购。相当部分温州商人的失败，多多少少能从其中找到失败的因子。
温州民资遭受重大挫折是近两年内的事。2002年，迪拜开放房地产市场供境外人士购买，温州开始在迪拜置业，7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迪拜房地产的资金受伤严重。但这并不可怕。对于温州民资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政府政策变化。山西等省煤矿兼并重组，在2009年牵动温州民间甚至浙江省政府方面的广泛关注，在国进民退的政策变化面前，众多投资煤矿的温商陷入绝境，保守估计，应该有数百亿元温州煤矿投资受损。
温州妇孺皆知、被誉为“中国公交事业改革第一人”的张朝荣，生平最重要的一次惨败，直接与地方政府政策变化有关。直到现在，这个素以大胆著称的投资家还没从湖北十堰的投资悲剧中缓过劲来。
张朝荣具有温州人特有的眼光和胆识。1985年，张朝荣发现在温州街道坐车非常不方便，坐三轮车慢、危险、不体面，他就开始琢磨搞出租车的营生。一天，他经过一家单位门口，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精巧的小车，红色外壳，看上去很有精神，张朝荣一下子就爱上了这辆车。他跑进大院打听，得知该车叫菲亚特，每辆价格9400元。他下意识感觉到，对于街巷并不宽松的温州来说，这种车非常适合做出租车。于是，张朝荣发动亲戚朋友凑了几编织袋钱，赶到上海买了几十辆菲亚特。随后，他成立了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并将价格定为5元。菲亚特很快赢得了温州人的青睐，张朝荣因此发达，还成为了陈道明主演的电影《喂，菲亚特》片中原型。
在温州取得重大成功的张朝荣2002年11月到十堰参加招商活动，受到当时的十堰市委书记邀请前往该市投资客运服务业，这位私企老板随后一口气买下十堰市的公交资源。但这项投资因牵涉各方利益并引发公交职工罢工而受阻。前后投入1亿左右的张朝荣最后铩羽而归，政府强制收回其特许经营权。张朝荣折戟十堰，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为，类似公交这类市政公用事业(1656.148,-7.36,-0.44%)投资离完全放开还需要一个过程，而地方政府人事变动常常导致改革承诺难以兑现，甚至出现改革倒退。
2010年中国的楼市政策也出现了变化，虽然从目前来看，并未引发剧烈变化，但受访的温州投资客大多态度趋于谨慎。房价走势未来将影响温州巨大的流动资本，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中瑞财团监事长陈时升说，浙江排名前100位的企业，有百分之七十会介入实业之外的投资，而这部分对外投资企业中，又有百分之九十涉足房地产。
如果房地产不能投，温州民资走向何处？温州市发改委研究员姜洪新表示，这个问题涉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转型升级的问题。“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大力引导民间资本从分散、无序、非理性转向主流渠道，进行长线投资、战略投资，支持温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新的征程
姜洪新几乎每周都要去6月底成立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调研，他是该中心的筹备人之一。那是一群有时代责任感的精英聚会的地方，给温州民间资本找一条好的出路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38岁的黄伟建是该服务中心的核心成员，他现在更愿意做幕后推动者。虽然年纪不大，但黄伟建建树颇多。在高中念书时，他就开起了皮鞋厂，为了拓展皮鞋销售市场，他将大学选在东北。读研究生期间，他钻研信息产业，而毕业论文是对温州建设数码城的思考和规划。
有一件事黄伟建到现在都觉得很自豪：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因为调研充分，并提出非常可行的方案，被通过特殊渠道递到当时的温州高层案头并引起后者重视。随后，由温州市分管副市长牵头，开始启动温州数码城的建设。也正因为此，黄伟建研究生毕业后即被委任为数码城副总。“我估计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出任数码城的副总。”
这只是黄伟建高举高打的起点，凭着灵活的头脑、专业的知识，他在进行实业投资的同时，成立了浙江恒生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开始涉足股权等投资领域，并对众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困境有了深入的了解。长期的研究后，他忽然发现，自己找到了帮助政府和民间资本的抓手，那也是他发挥才智的舞台。2010年4月，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被写入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6月26日，他作为倡导者、合伙人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挂牌，其定位是“为项目找资本，为资本找项目，实现资本与项目、资本与企业、资本与资本有效对接”。
在温州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几个拿着项目到服务中心找资金的企业负责人。握有煤气自动截断安全装置国家发明专利的夏国法，目前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产品，但受限于资金实力，只能在小范围内推广，他渴望得到关注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基金的青睐，一起创造事业的辉煌。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只是温州有识之士为民资寻找出路的一个尝试，被外界冠以“温交所”的“温州产权交易中心”稍早前成立，也备受关注。
温州市发改委副研究员姜洪新表示，如果用较粗的线条，可以将温州民资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家庭作坊成长为标志的民资积累阶段，二是完成积累后单独或抱团对外投资的阶段，三是以中驰财团、中瑞财团为代表的有战略意义的联合投资阶段，而当前处在以股权投资、现代产业投资为主的升级转型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这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丰满的发展史。在温州的最后几天，记者接触到星际控股董事长陈时升的儿子陈序，8年前，陈序被极具战略眼光的父亲送到英国留学，大学期间主攻金融和投资。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序目前虽然身兼董事长助理，但主要工作则是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
说起儿子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陈时升表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时代，他希望儿子将主要精力放在投资业务的学习和钻研上，积累投资经验，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家。同时，作为实业投资的接班人，儿子也需要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学习掌握老一代企业家的管理才能。
沧海一声笑，温州民间资本英雄悄然进入新的时代。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