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1982年遭遇“八大王”事件

柳市镇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属温州乐清市所辖，这块面积243平方公里、人口50万的工业城镇，已经连续占据温州第一强镇的位置长达16年，居全国1000个经济强镇第13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陈庆王为代表的一批农民能人就从种植业中脱离，合作创办了社队企业，填补了工业产品由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空白。尽管这些农民企业家的积极性屡被打击，但是他们的创业收获却随着打击的持续，为更多当地农民所知。

除了筹资金创办企业，一些缺乏资金条件的农民也不再甘于种地，成了社队企业中最早的雇员，他们不但从事生产，还以购销员的身份到全国各地开辟市场。温州由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国家工业部署的沿海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柳市这批带头吃螃蟹的农民企业家功不可没。

观察这批最早创办私营企业的先锋人物，了解他们由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对于了解“温州模式”的起源，了解中国轻工业以及民营经济的起步，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政策的摇摆和环境的多变，常常令农民企业家们觉得疑惑。1982年，”八大王“被查，对”五金大王“胡金林的通缉令在长达两年内都还有效。但是同年底，温州却决定召开第一次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对他们进行表彰。”枪打出头鸟“，接到开会通知的人也都如惊弓之鸟，满腹猜疑。

1978年，柳市区(后改镇)的“螺丝大王”刘大元33岁，正值风光无限。他装起了柳市第一部电话。据说当时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没有刘大元家里的好用。他的心情好坏，能决定区长当天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买了柳市区第一辆摩托车，在大街上驶过，警察都看傻了眼。这个场景在日后许多描述刘大元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称他忆及此段往事总是泪流满面。

其时，刘大元是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车间中10名销售成绩最好的员工之一。通用电器厂这个居委会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所办的社队企业，在这一年产值居然已经达到了1亿元。4年后，私营企业和它的经营者们将惊动浙江省委。

父亲眼中的“投机倒把分子”

“这里就是当年我创办社队企业的地方”，陈庆王指着马仁桥村河涌边一所两层老房子说。

马仁桥村离柳市镇约1公里，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个生产大队有105户农民，184亩耕地，人均耕地3分1厘，劳动力在生产队一天做10个工分可以挣7角钱，剩余劳力则无事可干。陈庆王记得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艰苦，农闲的时候，村里女人做手工活，男人则跑到外面做素面等小生意以贴补家用。

今年65岁的陈庆王是柳市私营企业起步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也是当地由农民向企业家转变的领头人。曾任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人才培训中心主任的胡文岳回忆，从1962年起，16岁的陈庆王在种田之余也开始做小生意，把小麦加工成素面，挑出去换回小麦，每斤就赚8分钱加工费。

1970年，陈庆王24岁，看到别的镇上有人办起了电器厂，便向村里提出以大队的名义办厂。但是一度被认为“投机倒把”，没有获批准。

1972年，这个倔强的农民找到第三生产队队长郑日淦、第一生产队社员陈通洛、以及高中毕业的陈通田等人，终于办起了一个由大队集体经营的“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

农民办厂在当时极为少见。此时虽在“文革”期间，农村基层管理散漫，一些农民得以外出谋生。但他们所从事的都仅限于手工业，因为办厂涉及到原材料的供应，而这类资源当时全都是国家控制的，私人几乎不可能获得。

当时一无厂房，二无资金，三无技术。厂房就租用参股人员的住房，楼上住人，楼下生产；资金则设股投资，当时11人每人投入200元。陈庆王为此和家里闹翻了，父亲大骂他是“投机倒把分子”。

但是这个26岁的农民决计不走上一辈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了。

1974年，他聘请了西皇公社的郑明宣为供销员。由这个在淮北公安局工作过的转业军人带着其他供销员出去跑销售。没想到头一回出差，郑明宣就凭借私人关系在淮北矿务局选煤厂签到了7000元的合同。

按照约定，陈庆王把“利润七成给了大队，自己和几个股东合拿三成。”大队凭着这笔上交的利润买来了发电机，马仁桥顿时成了柳市区第一个通电的村子。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在陈庆王的带动下，马仁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该企业的生产。这些农民之前在地里劳作一年的收获也就200元左右，到了工厂成了农民工，男工的工资是每月55元，女工每月29元，其中一些人的月收入很快就提高到了100多元，相当于种地收入的5倍。这批农民工很多年后都成了当地自办企业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扩大到11个车间，上半年汇入厂里的金额就达到35万元。这笔钱的数目之大，惊动了柳市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陈庆王作为目前有记录的柳市第一个办厂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有了一段悲剧性的经历。

1975年10月，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停办了该厂一切产品出运手续。红火一时的“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散了。陈庆王本人一度被工商所关进楼梯下的一间矮房子里，让他写自己违法的经过。

陈庆王回忆，那时候办厂“都是偷偷的，跟打游击一样。”“农民办厂，一被抓住就罚款5000元。不料越是打击，就有越多的人知道办厂能赚钱，挡都挡不住。厂子被关了，他们就跑到山沟里开厂。国家不供应各种金属原材料，他们就从民间悄悄收购。产品送不出去，就放在箩筐底，上面盖着素面作遮挡。”

农民供销员渐成“蝗虫大军”

经过第一次办厂失败，陈庆王等人转而另开新厂。首次与他合作的一共11人中，很多人成为日后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集团”与“德力西集团”的缔造者。

陈庆王再度开始艰难创业，既当厂长又做供销员。“当时每个社队企业都有供销员。”陈庆王说，与国企供销员有工资、有报销不同，农民供销员为了路上节约时间，都是买个馒头边走边吃，不管是山区、煤矿，没车就走着去，“越偏的地方越去，其他地方的人嫌苦不去，我们谈成的希望就大”。

今年76岁的刘祥秀老人是较早一批社队企业的农民供销员，从最早推销算盘、口哨，再到推销矿灯配件，干了20多年供销工作。他至今仍骄傲于因从事供销工作而走遍大江南北，甚至还坐过飞机，“当时这可是稀奇事，我是逢人便讲。”

其实他也没少吃苦。为了省钱，从温州坐船到上海，他只买最便宜的通铺票，坐一天一夜赶到上海。如果没旅馆住，就跑到澡堂子的长椅上凑合一晚。但刘祥秀说，当时最怕的不是苦和累，就怕出去一趟什么合同没谈成，搭上路费不说，也不好向厂里交差。

据《乐清乡土地理》记载，1979年改革开放后，柳市区供销员有1.3万人，年出差达5万人次。而在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时，整个温州地区约有30万供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一般来说，农民供销员能取得业务额15%的净利润。为了谋生，柳市的农民供销员不怕路途遥远、严寒酷暑，只要需货，不管时间，不计较业务量大小，都能按质按量及时把货物送到用户手中，质量不合格可退可换。由于重信誉、讲质量，赢得了用户的信任。”《乐清乡土地理》记载道。

随着柳市出现专售五金电器的门市部，农民供销员逐渐分化为像刘祥秀一样的专业供销员和独立供销员。他们不再属于某个工厂，而是自己签合同自己找货源。这些独立供销员因没有工厂和银行户头，只得找家庭工业户挂户经营。

受陈庆王等人的影响，据乐清文史资料显示，至1978年，乐清全县社队的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334个。

这一年5月，温州最富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叶文贵结束了在黑龙江9年的知青生涯回到了温州。

农村能人群体起步

叶文贵在黑龙江七台河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屯子里，忍受了住草房、一年吃3次猪肉、一天赚8角钱的艰苦生活。他自己揣摩出了电器修理技术，靠在黑龙江制造铁锹柄积累了第一笔财富。

这个被费孝通称为“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的农民，日后还将设计制造出国内先进的PV C薄膜，还将进入中央党校发言。很少有人知道，1989年，叶文贵研制的电动轿车就以82公里的时速开上了道路，而被认为是中国民营汽车制造第一人的李书福当时还在生产装潢材料，9年后，吉利的第一辆汽车才会下线。日后的中国首富、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这时还是个大学研究生，20年后，他才表示解决了电动汽车的动力持久问题。新华社记者却发现，叶文贵研发的电动轿车，在闲置13年后竟然还能开动。

这个企业家传奇的起点是1979年夏天，他与17位亲友每人出资400元，创办了铝板厂，也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叶文贵一生创办的企业之多、所涉及的行业之广，在那个温州农民办厂潮的历史中都属罕见，至今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

在当时的柳市，许多日后身家显赫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在1979年开始跃跃欲试。

为柳市的低压电器厂跑了几年供销后，“电气大王”郑元忠办起了自己的低压电器厂，很快就给自己盖起了三层小洋楼，一时羡煞乡邻。《人民日报》在后来的报道中说，郑元忠家的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

21岁的郑元豹，承包下了已经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这个13岁开始打鱼、17岁转行打铁、18岁教人习武的柳市人，19年后将一举吞并66家企业，成立自己的电器王国。

郑秀康32岁了，从国营的通用机械厂辞职，用45天时间学会了别人3年才能掌握的制鞋技术，创办红象皮鞋作坊。现在他是康奈集团董事长。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传向中国各地。前一年的8月，温州才举办了浙江省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到这年11月，中央又批转了《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因为自己请了两位师傅晚上加班赶制服装，被定为“办地下工厂”而劳教4年多的叶笃木出狱了。年过半百的他雄心未泯，承包了一家工厂的裁板车间。

在当时，这些民营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先知先觉，或为生计所迫，或已闻到市场经济的微小气息，在国家对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控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的转折关头，一脚踏进了商品生产的大门，既承担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也开创了光彩的企业前程。

平地起波澜“八大王”蒙冤

勇于率先从土地踏入工厂的温州农民，集体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倒春寒，那就是是1982年的“八大王”事件。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文件，要求打击“投机倒把”。随后，浙江省把打击重点放在温州，温州选择了乐清，乐清又选择了柳市。

1982年，工作组经过81天的调查，用汽车把当地通用电器厂的账本凭证拉走。从该厂32个车间诞生的11个“大王”，当时很多人已经开始自办生产作坊，不料还是遭受追查之灾。

11人中有8人几乎立即被抓捕：“矿灯大王”程步清被判刑4年；“目录大王”叶建华被判刑3年缓刑3年；“翻砂大王”吴师廉被关押63天，罚款6000元“胶木大王”陈银松被收审50天。

“五金大王”胡金林选择了出逃。他先是背了6万元现金，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随后与妻子离开温州。两周后他回到柳市，发现要补缴的税率上调了，工作组通知他不得外出。敏锐的胡金林带了500斤粮票和2000元现金，从温州跑到了上海、北京，甚至在东北夹皮沟躲了一阵。两年后，他悄然回到柳市，结果还是被抓捕，在重刑犯单间里被关了66天后才被释放。

“机电大王”郑元忠被柳市工商所“传讯”期间，从厕所溜了出去，回家拿了8000元现金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逃亡，足迹跨遍20多个省，但最终也被抓获，关押了186天。

“旧货大王”王迈仟潜逃被抓后判刑7年；“线圈大王”郑祥青潜逃被捕后主动退款1.7万元，6天后获释；“合同大王”李方平出逃后也被抓回。

“螺丝大王”刘大元说，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抓的“大王”。正在供销社买信封的他，被朋友告知有人在一旁对自己指指点点，待上前询问时，那位盯梢人员告诉他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要抓他，让他赶紧逃。刘大元逃到朋友家里，打了三天扑克，而后跑到了上海继续做自己的螺丝生意“我在上海遥控指挥，生意反而越做越大。”

“八大王”作为温州早期私营经济的领头人，被打压后影响不小。曾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日后回忆说，当时因为对“八大王”的处理，柳市刚蓬勃兴起的家庭工业一下子被打了下去，致使当年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3%，对整个温州市的经济活力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了给“八大王”平反，重振柳市的民营经济，当时的柳市居委会干部石锦宽说，他从1983年开始，三上北京八进杭州百跑温州，前后写了130万字的申诉材料。最悲情的一次，申诉书甚至被写在了一块1米长、1.2米宽的白色的确良布上，有12人在上面滴血按下了手印。这块申诉布被送进了北京，胡耀邦批示“立足帮助，打击不妥”，要求浙江省委省政府复查“八大王”案件。

在袁芳烈的主持下，“八大王”案发两年后终于获得平反。

1981年10月，继1936年和1957年以后，费孝通第三次访问《江村经济》一书的原型地———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他对这里的“草根工业”极度赞赏。此时的温州，还未受到费孝通的关注，这里的民营企业还要经过一番寒彻骨，“温州模式”也要在“苏南模式”成型很多年后才被提出。

政策回暖农民企业家戴红花

政策的摇摆和环境的多变，常常令农民企业家们觉得疑惑。

1982年，“八大王”被查，对“五金大王”胡金林的通缉令在长达两年内都还有效。但是同年底，温州却决定召开第一次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对他们进行表彰。“枪打出头鸟”，接到开会通知的人也都如惊弓之鸟，满腹猜疑。

许多早年创业的农民企业家都说，那时候市场竞争还没有起来，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风向，因为过去经历了太多斗争，一旦把握不住政策，就可能人财两失。

曾任温州市农办主任的周方权回忆，当时有的乡干部也怕犯方向性错误，不敢给“两户代表”们送开会通知。一些“两户代表”更是怀疑市委摆鸿门宴，以开会的名义把他们骗去集中处理。有的代表和家人商量，要不要把被铺带去，也有的代表互相打探，要带多少钱去，准备给市里交罚款。甚至4天的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还特意要求将会议材料带回去，为的就是保留“证据”。

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虽然“八大王”还未平反，但在这次“两户会议”上，1200名农村致富能人被请到了会场，35名代表在会上发言介绍致富经验，171户代表获得表彰，戴上了大红花。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经过了10多年卑微地挣扎，柳市最早从土地上出来寻找工业利润的农民企业家们，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有大量材料表明，这次会议之后，大量原先挂靠在集体企业里的工人纷纷离开工厂，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工厂。当时一家“韩田五七文具厂”一共才100名工人，结果四五十人当即离厂独自创业。他们开始集体从基层的农民工向更高层次的农民企业家转变。

1984年7月，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和鞋匠出身的南存辉联手，在柳市成立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靠赖在工程师家里帮忙带小孩、擦地板请来了技术人员，从8名职工起步。现在南存辉是正泰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则掌管着德力西集团。两个集团分坐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第一和第二把交椅。

他们的成功，同样获益于1984年前的先行者。

1985年3月23日，一直想去温州看看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上海听取温州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汇报工作。万里对李仁续说，“工作嘛，一个叫继续大胆创新；一个叫及时总结经验，纠正一些这个那个不可避免的缺点。任何人只要革命，只要前进，总得要走步。画个圈就这样大，这个圈谁给画啊，总得走出来才对呀，这不走歪径，那不走歪径，哪能就走到四个现代化！”

以陈庆王、叶文贵、“八大王”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正是敢于走这些“歪径”的人。其中甘苦，冷暖自知。

历史回放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国家七部委随后进驻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清、螺丝大王刘大元、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机电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2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直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这番历程，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谭万能整合

参考资料

《乐清县土地资源》、《乐清乡土地理》、《乐清县志》、《乐清市土地志》、《乐清县农业气候资源、农业气象灾害调查情况汇总》、《乐清市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乐清企业家》、《温州的农民企业家》、《乐清人口与社会经济》、《超前与裂变：走进乐清的改革开放》、《乐清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陈良军、张炜

□南都记者李京实习生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