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实情：表面看着热火朝天 实际都在磨洋工

核心提示：以公社为单位，这个大家都做工不出力，叫出勤不出力，表面上看着热火朝天，实际上大家都在磨洋工，因为分不到什么东西，男子汉忙了一天一身大汗，不如老母鸡下个蛋，老母鸡下个蛋三分钱五分钱，你干一天工，工分干不到三五分钱。

曾子墨：中国农民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很多外国人都说这是个奇迹，农业在中国起着安天下稳民心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说到农村改革，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爱人民就要爱农民”的理念，他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人们称他是“农村改革总参谋长”，这位老人就是今年已百岁的杜润生。

解说：1950年初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被召进京，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出谋划策，在香山双清别墅，杜润生见到毛泽东，面对主席他有些拘谨，没想到毛主席倒是主动和他聊了起来。

吴镕（原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毛主席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山西，你贵姓我姓杜，哎呦，毛主席说姓杜的名人多了，山西出的名人，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最有名的杜甫、杜预这些人，然后大家越讲越近，毛主席问问他对土地改革，对合作化的看法，他就讲了他过去从事土改的情况，就是第一步先组织农会，第二步再来分配土地，第三步再来给大家讨论一些生产上的问题，毛主席觉得你这个很有步骤很有方法，而且说你这个民主反霸这个立场也很坚定，搞得不错嘛，搞得不错，那么所以呢就是给毛主席一个很深的印象。

解说：根据毛主席指示，杜润生回去后写了一份报告，将他对土改的意见都写在其中，随后这份报告以中央名义发出，37岁的杜润生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然而这种赏识很快被打破，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杜润生被任命为秘书长，两个月后，杜润生赴京，和部长邓子恢一起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告诉他们当前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互助合作，计划在十至到二十年之内完成合作化任务，但很快他又改变初衷，提出合作化进程应该加快。

段应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自己那个村我那个生产队，我们那个村里，我那时候小我记得刚搞初级社，刚把秧子插下去，就插秧的时候才搞初级社，等那谷子快黄了的时候就变成高级社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它变得快得很，太快了，所以这个农民确实有些搞得不太好，他们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的，所以提出要整顿一下子嘛就是，就是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个意思。

吴镕：因为他们提出来农业合作化，必须要稳步前进，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太急，那么跟毛主席的思想呢不符合，毛主席呢就批评他。

解说：1955年7月31日，在全国省市委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农村工作部。

吴镕：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到来，而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这就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头上，在这个七届四中全会上，报告头两句原文就这样写。

段应碧：杜老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和毛主席的分歧不在要不要搞这个合作化，是速度问题、方法问题，他给我们一直是这么个讲法，而且呢，就是说这是毛主席自己变了，他原来说要十到十五年，他后来说两年就够了。

解说：很快在合作社的数目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子恢、杜润生再次发生分歧，毛泽东认为可以建130万个农业合作社，而邓子恢、杜润生则认为这样不可行，最多能建100万个，这些让毛泽东更加加深了对邓子恢、杜润生的看法，认为两人的思想靠自己是转不过来的，要用“大炮轰”，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杜润生被点名批评。

吴镕：毛主席这个要他们检讨嘛，那个陈伯达就是对杜润生特别有意见，因为杜润生呢各方面才干比他好，他那个福建话哇啦哇啦人家都听不懂，杜润生呢一讲一大篇道理讲得很好，人家说山西人天生演说家，所以陈伯达对杜润生是特别的忌讳，就说邓子恢固然犯错误，但是这里面杜润生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主席说怎么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呢，说杜润生这个同志嘛，我看讲土改什么挺好的嘛，他可能还是有点经验问题，有点经验主义嘛，所以他固然有错的，但是主要的责任人还是邓子恢，让邓子恢好好研检讨，当然杜润生也要检讨。

解说：毛泽东的批判无形中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各地方政府将其解读为“加大力度发展农村合作社”原本计划15年完成的农村合作化进程一蹴而就，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

吴镕：以公社为单位，这个大家都做工不出力，叫出勤不出力，表面上看着热火朝天，实际上大家都在磨洋工，因为分不到什么东西，男子汉忙了一天一身大汗，不如老母鸡下个蛋，老母鸡下个蛋三分钱五分钱，你干一天工，工分干不到三五分钱。

段应碧：到1955年全部就实现了合作化了，都变成了高级社了，事实上农民很不接受，农民不接受这个表现就是，1956年下半年就开始出问题，就是拉马退社，就是把马拉回去他要求退社，到处出现这个事情。

解说：1956年粮食产量非增反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减产，与毛泽东意见的分歧，以及现实中农村合作化负面的效果，让杜润生和邓子恢开始受冷落，之后不久杜润生被解职，原本被安排到海南岛后来安子文提出，像杜润生这样解放前的大学生不多，应好好利用，正值科学院创办，就这样杜润生调入科学院参与中国科技12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

徐简（原国家科技干部局副局长）：原来他在农业方面嘛对搞科技的规划呢完全是生的，可是我觉得他来了以后好像很快很快就上了路了，杜润生这个人是啊是很认真的学习的，他自己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他就说我一定要是就说，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就要学什么东西，好好的学，就他不像一个是好像从别的行业转过来的。

吴明瑜（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2月份调到科学口来工作到搞完规划他就成了一个专家了，这个所以郭老有一次在这个科学院开院务会议的时候就非常夸奖杜润生，说以后我们这个科学院的文件，因为当时给郭老起草文件，他说这文件以后就要靠杜润生最后把关，要让他。他叫杜润生啊，润生润之，要他自己来修饰。

解说：1957年民盟中央发表了一个关于科学工作体制问题的意见，署名的有曾昭抡、华罗庚、钱伟长、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驹等，反右斗争开始后这个建议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眼看科学家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危险，张劲夫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

吴明瑜：他首先是明确就是一条，日内瓦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运动，像钱学森这些，当时几百人啊，上千人，都是各门科学的优秀的学术领导人，首先规定这些人都不参加，他们刚回国嘛，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内情嘛，就不参加运动，不参加运动就是一律根本就不考虑划右派的问题。

解说：为了保护科学家，在《中央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指示》中，杜润生还提出应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对待科学家。

吴明瑜：一种叫做谈而不批，就谈谈话，领导人跟他谈谈话，谈谈心，不要搞批判，第二种呢叫批而不斗，就是批评批评了但是不要斗，斗他，第三个叫斗而不戴，斗是斗了也不要戴帽子，分成这几种不同的类型来处理，那么都点了名的，像华罗庚啊、陶孟和啊，童第周啊都怎么，都是都是不谈不批的这个类型里面处理，保护下来了，而且这文件呢经过中央批准，特别规定了一条，凡是科学技术界就中科院系统的科学家要划右派的话，必须经过科学院党组批准，中央授权给科学院党组这么个权，所以这个杜老起草这么一个文件在当时啊很不容易的。

解说：事后叶渚沛、赵九章等科学家对杜润生说“吓了一身汗，好险”，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科学家没有划一个右派，1979年，66岁的杜润生在离开农口23年后，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让亿万农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是杜润生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过10年文革，文革的动乱啊整个的国民经济已经这个变成这个没有办法吃饱饭啊，这个饥饿问题啊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许多外国人在那看笑话，说中国呢你不用弄它，它过不了5年，它自己解决不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它自己就要垮台。

解说：初到农委，还未“施展拳脚”，杜润生就被一些同志拉住，劝他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吴象：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这个决议啊内容都很好，是批判左的，采取的措施是对农民有很大利益的，但是尾巴上加了两句，不许分田到户，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段应碧：包产到户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从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啊，农村不断的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有几次啊差一点就成了气侯，就是农民有这个强烈的要求，但是都给打下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敏感，因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时来说，说实在话，路线问题上要犯错误是谁都害怕的，谁都不愿意沾这个边的，所以一提到包产到户呢很自然的想到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要挨批判的。

解说：尽管在当时包产到户是个禁区，但是勇闯禁区的人也不是没有，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签了份“生死状”，他们悄悄的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包产到户让小岗村迎来了久违的丰收，看到了安徽包产到户的效果，杜润生认为应该让更多农民踏出禁区。

段应碧：他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村的情况非常熟悉，那农民心里想什么他熟悉非常熟悉，他知道农民非常要求这个，而且呢只要，只要搞了这个东西这个生产肯定就会上去，其实这不用调查的，你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农民的自留地种得多好。

杜瑞芝：他很早就有包产到户的思想，但是他没有摆到文件上，他想，他没有摆到文件上，为什么呢，因为王任重反对，王任重反对，这个谁啊还有李先念他们反对，他不敢写，我说我支援包产到户，他只是说了一句我又得到了一个支持者，那我就知道他的底了，他主张包产到户，又多了一个支持者，那可见当时不支持他的人不少的。

解说：3月初，国家农委在向阳招待所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这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与会人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段应碧：当时这个会上争论就大了，可以说是呢压倒性的意见，就是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提法，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是也有少数的同志呢觉得应该允许，以这个安徽的同志为代表，他们坚决主张，双方的这个辩论的很厉害，辩论的很厉害。

解说：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讲了不少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他打起来，而杜润生则是坐在会场一直听，没有表态。

段应碧：大家在那吵，他就听，你要说赞成的吧，你要赞成吧他就提出一些不赞成的理由来，他总是提一些相反的意见，你要是不赞成他就提出赞成的意见来，就是对不赞成搞包产到户的人呢他就提出现在这个事怎么办，好多问题怎么办，对这个赞成搞包产到户的人一发了了言呢他就提出来相关另外一些问题出来，他是这样的，所以开始辩论感觉到他有很多人都说他是啥态度啊，好像都不清楚似的，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明白。

解说：当时段应碧就认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段应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因为我也认为那是搞资本主义呢不是，我还有个更大的理由，我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啊，把那个农村的人民公社那套经营管理四大管理搞乱了，我其实想像只要那个加强管理，特别是责任制管理，定额管理这一套啊，这个情况会有好转，就不需要搞包产到户。 

解说：面对这样相左的意见杜润生并不生气，他认为包产到户自1956年以来三起三落，这足以证明它在农村实践中的生命力。

吴镕：包产到户是全国零零散散的，到处都有，所以就批了几十年批不倒，为什么批不倒，杜老就讲是因为它有生命力，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大田种不过自留地，你都像自留地那样，大田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农民私有制，讲到底还是这个道理。

解说：杜润生把工人生产和农民务农做了比较，简单易懂的话语段应碧至今记忆犹新。

段应碧：工人干活呢他的这个质量好检查，好搞，就是说定额也好计算，你生产螺丝钉，这个螺丝钉一下就能检查出来质量合格不合格，是不是，你生产几个螺丝钉这好记的很，这比较好管，这个农业不一样，农业不一样是为什么呢，那个质量也很难检查，你说他，你说他锄地吧，锄干净没锄干净，他锄草的时候一锄头挖下去，把那个土往后面一盖，你表面看整个土都松了，实际上下边没有动，他隔好远就把那土又从挖起来往后面一盖，你看见好像不是松了土了吗，实际上是假的，你又不可能去一个个去检查呀，所以他说呢定额管理很困难，他倒是跟我讲过这个事情，他就觉得这个农业生产呀一个是不适合雇工，二个不适合集体生产，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解说：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在会上表示“合作化基本上是好的”，农委工作人员在起草向中央汇报的文件时就刻意回避了包产到户。

段应碧：杜老就给我们布置这个，布置这个事，就搞个汇报稿，他说就看你怎么一个晚上就把汇报稿给写出来了，第二天他来一看不满意，不满意就是什么呢，我们回避了那个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回避不过去的，这个会不可能回避这个事。

吴象：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

段应碧：杜老在那个，在他那个房间里头足足的憋了半个钟头，大家谁也不吭声，这怎么弄吧这个事，不突破啊又不行，要突破又不知道怎么个突破法，而且要承担风险，杜老就当时就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要大突破是不可能的，从现在全党的认识来看，要想把这个问题突破是不可能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在这个孤门独户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解说：杜润生修改后，会议《纪要》中这样写到，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吴象：就是说现在好多地方农村里面农民肚子吃不饱，还有个严重的温饱问题怎么办，有的地方采取这样的办法，他也把过去提的就是过去邓子恢同志提过的这种办法呢再给它往下延伸一下，你不是公社、大队、小队，队以下还有一个组，临时的作业组，这样子你把它这个山里面，凡是有困难问题的，采取一定办法，他说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分田单干，他也干不成过去那个旧社会的小农经济，现在我们已经集体化，而且国家有社会主义工业，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

段应碧：你这一说还有个别的说，偏僻的什么户可以搞包产到户，那等于说呢包产到户还，还可以区别情况，那就把那个性质给他变了，所以拿到会上呢大家都很多人都反对，但反对呢也说不出口来。

吴镕：华国锋最后到会上去讲话，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我也不赞成，但是在有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山区怎么办，你公社力量也达不到，我看这些地方呢可以让他们包产到户。

解说：但是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说到“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时，李先念和华国锋一个表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一个说非集体化不可，同年9月在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杜润生再次从文字上入手，把“不许”改成“不要”，这一字之差它为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口子。

吴象：他就把它改了，改了一句话，不叫还是不许分田单干，但是呢除了深山独户，有特殊副业或者偏僻偏远的这些特殊困难情况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他就是把这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说的很干脆不许，现在是改成不要，口气缓和了一点，还加上这么一条件。

段应碧：那是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把人的思想的禁锢给解放了一下，就是说过去就不叫一谈包产的什么变色就是个谈包就变色，就是心里头就害怕，现在可以不怕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搞包产到户的，这个，这个给人的印象太深，这个就不得了，老百姓一看说这个地方干部一看，这中央退步了就退让了，就是过去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你现在是不许分田单干，在什么除了什么情况，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口气变了，大家知道中央松口了。

解说：1979年，包产到户已经开了个小口，这条口子会越开越大，让包产到户重现生机吗？1980年4月，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得到姚依林的支持，在此不久，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也得到邓小平的赞扬，而此时在中国各地包产到户已经慢慢兴起。

杜瑞芝：老百姓已经自发的给刘少奇平反以后啊，自发都在下面搞包产到户了普遍的，你下去调查啊都是假的，跟你讲集体生产都是假的，包产到户是真的，1980年就很厉害的啦。

解说：9月，中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会上杜润生做了简短的发言。可是，杜润生提出的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吴镕（原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池比卿讲我那里要包产到户，贵州嘛，然后杨易辰是黑龙江的省委书记，他说我们大农业，我是不能搞包产到户。那么池必卿就讲，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吴象：这时候就，就全国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认为学大寨就走阳关道，你这搞包产到户就是走斜路、机关，甚至于家里，这个，这个你赞成，我不赞成，这个这个吵得很厉害。

解说：会议休息期间，一位同志拉住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这次座谈会因意见不一很难进行下去。杜润生在胡耀邦万里的支持下，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问题》的纪要，即著名的“75号文件”。

吴象（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家都通过了就是一条，就认准了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危险，对于解决温饱问题非常关键、非常有效，这个大家都同意了，就是没有写包产到户。讲到包产到户只说它没有危险，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那么，这就等于呢包产到户大家本来都害怕，谁要搞包产到户就，就撤下来了，就不能工作了，现在说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说：“75号文件”中还有这样一段表述，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杜润生“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成了著名的“杜氏公式”。

杜瑞芝（原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你在文字上抠找他的毛病啊是很难的，你这个也可以解释，那个也可以解释。

吴镕：杜老的本事就是他是善于协调，就从来平衡各种利害关系，你可以搞集体，像华西村这样到现在还是集体，南街村还是集体，可以分散经营包产到户，也可以分散到大包干是最简单的也可以，所以不同层次、不同方式分散就是可以分散风险，就是农村的改革先个案到一般，先有经验再总结，所以这个呢农村工作的经验呢，很多的城市改革的到现在还可以用。

解说：杜润生后来回忆说，“75号文件是争议的结果，也是一份妥协的文件，但它却为中国农村政策改革拉开了序幕。到了1981年，实行包产到户的一些地区已经初见成效。

吴象：许多山区各个省里面也有，现在安徽已经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了，实行那种包产到户呢，温饱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杜瑞芝：那农民嘛一户的生产总量就等于一个生产队的呀，我在紫金县调查家家户户增产啊、受灾啊，受灾以后恢复很快，家家户户增产啊。

段应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最坚决反对的人也知道这个东西增产，都知道这个效果了，但是不能说增产就是个好东西，他们有这个看法，它这个性质问题就突出出来了。

解说：杜润生开始考虑，怎样才能让包产到户由点到面，由资到社，从不合法变为合法。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杜润生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样的话语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吴象：他心里面念念不忘的就是农民改变的处境，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改革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处境那样困难、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肚子都吃不饱，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复兴就没有任何希望。所以呢他最重要的就是念念不忘三农问题，关心着这个农民的状况的改善。

解说：为了更好掌握农村情况，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

吴镕：那个时候到农村去很随便嘛，一个面包车下去就很随便就坐下来就谈。到村头上面跟农民拉呱嘛，跟农民在田地上面拉呱，跟农民商量问题，这个问题你们看怎么样，那个问题看怎么样，就是说农民没有戒心。你看那个杜润生本人就像个小老头，像个农民一点也不像个大干部，那个长的那个又瘦又小的。在农民家里就，就没什么，没什么变化，他跟农民随便促膝谈心都很随意的。

我们到黄海边上，黄海边上就跑到农民家里去看看，看看米囤子，看看，农民就在虾仓里面就抓几个虾，这个对虾养的虾活的，然后就洗一洗吃啊，说吃啊，然后杜老就吃了，杜老吃了4个虾，把我给吓坏了，我说这拉肚子怎么办，他说没事。过了几小时之后，我说，我说老杜啊怎么样肚子有没有反应，有什么反应，我习惯了，农村里跑惯了。

解说：有调查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当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吴象：绝大部分的省都要求搞包产到户，因此这一年的文件啊，这个会是12月开的，开完翻来覆去的讨论，按照全国各地的意见，就是连那个比较富裕的省呢也都主张还是，还是有地方要放开，他谁也不敢说我这里都能吃饱饭，没有，就没有贫困地区，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因此他都不敢正面的谈。

解说：会后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杜瑞芝：要没有他，怎么能够把那个东西写到上面去啊，没有他不行的。就说责任制，包产到户是给集体相连，这是最基本的观点，还是集体经济的一个经营形式，是个责任制，不是说合作化的性质变了，这是要害的一个观点，这是杜润生的创作，他做了解释的，与集体经济相连的一个经营管理的方式。

吴象：这个文件等到弄好送到书记处等它，我们呢把这个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者是这个联产承包各种方法有十几种得给它列上了。这都是社会主义责任制，就按滁县的地委书记，后来是安徽的省的省长，他是最积极的要求把农民包产到户报上户口。他这个杜老呢当然很高兴把它送到书记处，书记处里面绝大部分人都同意通过了。

解说：杜润生在《自述》里写到，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干部和群众的拥护。1982年元旦《纪要》发出，成为信念的第一号文件。

吴象：通过文件以后已经过年了，这个第一个“一号文件”不是有意要弄“一号文件”。到了过年了，就把它发下去了，已经书记就拿到印刷厂去印这个文件，已经到了过年。发了“一号文件”以后呢，农民就在那儿等着说中央要发文件，农民、农民的事情发中央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附件，不是中央签发的一个文件。现在是中央文件讲农业、讲农民、而且是一号，天字第一号，而且说的是包产到户可以，都说是社会主义，这就上了户口了，这样来的。下面反映非常强烈，农民啊非常高兴放鞭炮，这个胡耀邦知道以后非常高兴，说这个，说这个“一号文件”啊反应这么好，说这个群众吃个定心丸，我们以后就就变成一个，定下这么一条每年到年底根据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情况。这个有些什么好的、坏的集中总结经验教训，到年初的发“一号文件”就给它发“一号文件”，今年是一号，明年还发一号。

解说：1982年的“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文件中“长期不变”四个字，让怕“一年放，二年收、三年不认帐”的农民吃了颗“定心丸”。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的包产到户，如燎原之火遍布了中国各地，但反对的声音并未消失。

段应碧：反对的人啊还是不服，说你讲的这个道理啊，你还是，你还是得把集体经济给毁了，你还是搞了单干了，你不管怎么说也是单干。你说统分结果，你是有分无统，就是成了一个这个，反正很多人不服，那么最重要的就要找出一个，就是把这个性质说清楚。

解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起草1983年的“一号文件”时，杜润生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解和的双层经营体制。陈锡文，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年参与文件起草的他刚从大学毕业，并不是很理解双层经营。

吴镕：在电梯里就碰到杜润生同志、杜老，当时不是叫杜老，都是叫老杜，我们一直叫老杜的。老杜啊搞那么复杂，你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出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就是大包干包产到户多好。杜老就讲了，小伙子你不懂的，中国的事情提法不当要掉脑袋的，陈锡文说我这个话记了一辈子。

解说：杜润生提出的双层经营，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理顺了，消除了分歧。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都由杜润生参与起草，万里对杜润生这个“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很是欣赏。

吴镕：万里就讲润生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说些道理呢，人家就觉得太硬不服气，就跟润生这么一转过来，一圆通过来这么一说，那么一弄，大家就接受了，所以润生有这个本事，所以耀邦就讲农村的问题还是要听润生的，润生说了算。

解说：在农村问题上杜润生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到了晚年杜润生曾多次说，一直有两个待解决的问题他放心不下。

吴镕：我呢还有两个心愿，一个心愿呢是农民还是要进城，怎么安排城镇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农民没有农会，公民社会要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要靠公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中国有工会、妇联、商会、甚至少先队都有，唯独缺少农会，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却是，理应补救。他说我这个问题1986年我就向小平同志反映，小平同志当时就说了，说这个问题我们跟雇工问题再看三年，三年以后你打报告，你写报告来我一定批。好了，过了三年，1989年正好政治风波以后，小平退休了，他也不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又拖了，一下拖了20年了，还是没解决。他在90岁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我恐怕解决不了了，要靠歧山、锡文你们这一代人去完成这个任务了，他说这个我把希望寄托于你们这个农口的后来之人。2013-03-11

韩长赋（2012年7月杜润生百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为杜润生庆生）：生日快乐。

杜润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韩长赋（农业部部长）：杜老啊，他也是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功过一生，而且那么多的成绩、业绩，而能长命百岁，这个是咱们可贵可贺，而且也反映一种胸怀，这个长寿的人一定是有胸怀的。

吴象：他还是保持着平静的，关心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改革的进展，他是一个非常令我们非常尊敬的老人。

段应碧：不知道跟我们说过多少次，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农民人口多，农业人口多，农民多。说中国的事啊，不把农民的事弄好啊，中国的事弄不好。

吴镕：90岁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你们把我说太高了，我这个人也是个平凡的人，我只是一个符号，我只是农口这么一个团队的符号，我们所以有这些成绩靠这个团队。

曾子墨：在回顾自己百年人生时，杜润生是这样总结的，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2012年8月，温家宝到北京医院为杜润生祝寿，他说杜润生了解国情、热爱农民，他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学识和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我们祝杜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