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兴旺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从业生涯企业情结

我曾先后在工业企业学习、劳动过，直接管理过企业，也领导过企业，同企业结缘一生，情结厚重。我深深感到，企业是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我参加上海第一印染厂艺徒训练班，白天和夜班劳动，早晚上课学习，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当时，上海第一印染厂规模宏大，设备先进、产品优良，号称远东第一大印染厂。我在染色车间劳动，前有原布精炼、漂白，后有印花、染色整理，流水作业，大批量生产。在这里，我经历了工厂劳动的人生最初阶段，感受了大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协作性和同步性。后来我在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前后，读到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于有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同当代大生产密切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论述，我的亲身感受是完全一致的，这成为我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经常到企业调查研究，还在天津纺织机械厂蹲点一年，参与“四清”运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我在上海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并兼任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第二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日常工作有大量涉及企业的事务要处理；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我出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直接领导全国石油化工企业；从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我被选为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名誉会长。纵观我的一生，从未中断过同企业的联系，对广大企业和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成功与失败、欣喜与悲伤，都能感同身受。我直接领导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经历，在《国事忆述》中已有详细的忆述。在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期间，参与企业活动更加多样化，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对“三九”集团和“健力宝”饮料公司的失败教训，专门进行过调查研究和反思总结。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中国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企业承担着挑大梁的重任，特别是工业企业，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确立牢固的信念和始终不渝的追求。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主体都是企业，只有企业现代化，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才有依托，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才能应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没有一大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一切无从谈起。第二，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发达的制造业和发达的服务业，二者应当相辅相成，互动发展。忽视制造业，忽视实体经济，只看到虚拟经济的暴利和一时繁荣，不肯在制造业上持续下功夫，终必导致巨大失误，国家发展要走弯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致使全球经济衰退的教训，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第三，制造业要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要充分吸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生物工程的科学成果，不断改造和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与工艺水平，不断改善市场营销和服务工作，保持制造业的旺盛活力。第四，创办或管理企业的同志，要培养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心做大做强核心业务，不要心猿意马，放松甚至放弃主业去从事投机泡沫业务。要经得起外界的不良诱惑，坚定信念，虚心学习成功企业的经验，记取和借鉴失败企业的教训。第五，政府、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营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氛围，让它们不断做大做强。要添薪助燃，不要釜底抽薪。只有中国制造业强大了，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才有切实保障。

“三九”的教训

——“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性缺陷

经历了创业初期蓬蓬勃勃的发展和随后10年令人眩目的大举扩张之后，从2001年开始，三九集团（以下简称“三九”）的积弊就逐渐显现出来，这一年，证监会通报批评了“三九”大量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危及上市公司财务安全的严重问题。到2003年，“三九”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05年，董事长赵新先被刑事拘留。以上是“三九”由盛到衰的大致轨迹。一个原本势头很好的企业从其顶峰滑落下来，一般都认为，决策失误、盲目扩张、核心业务的削弱是导致“三九”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该说“三九”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的问题，是长期一个人说了算的企业的必然结局。反思“三九”的教训，仅仅从经营管理的失误，或者是从赵新先个人的素质、素养上分析原因是不够的，应该从制度上，从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上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一个人说了算的作用和局限

应当说，创办和管理一个企业，一个人说了算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内外也有很多成功的事例。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一般都是在企业创业的初期或早期，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条件也比较差，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创业者注意谦虚谨慎，不敢乱来，风险意识也比较强，害怕失败。在这样的心态下，做事比较慎重，即使一个人说了算，在说了算之前也比较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在创业早期，一个人说了算还能适应，还是有其正面而积极的作用。一个人说了算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率与科学意义上的效率不能画等号，不能因为在一定阶段、特定情况下的有效，就把它看成一种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情况下，对事物的现状、前景以及未来的趋势都是很难准确测算的。如果把它看成是科学的，将其奉为圭臬，一直走下去，则早晚要走到尽头。中国有一句很通俗、很有名的话叫做“大路旁边盖房子”，意思是说有些事情指指点点太多，众说纷纭，意见分歧很大，很难集合大家的意见把事情做好。这句话最早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的是淝水之战前，前秦的皇帝苻坚作决策时的情况。当时前秦内部对于要不要攻打东晋看法很不一致，在讨论的时候有的主张打，有的不主张打，有的主张这样打，有的主张那样打，莫衷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苻坚把他的弟弟苻融拉到一边说，不要听他们的，从古至今，凡大事都是一两个人决断。这就像大路旁边盖房子，来来往往的人都要指指点点，这个认为这样好，那个认为应该那样，房子永远也盖不好。所谓“筑室道旁，无时可成”。但是苻融也极力主张不要攻打东晋，力陈反对开战的理由。苻坚认为苻融“不达变通”，还是独自决定打。结果前秦大败，全军覆没，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前秦也很快灭亡了。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独断专行的案例。实际上，“大路旁边盖房子”出现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决策者可以择善而从，在不同的意见中吸取那些合理的东西。比如淝水之战这个例子，那些认为不能打者也是对利害反复思考才提出意见的，如果苻坚认真听取，则至少可以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预先加以防范和应对。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决策体制在创业早期取得了一定成功，证明了它有效率，但决不能迷信这个东西，如果因为有限的成功而把它当作真理，形成定见，必然迟早要出问题。很多的大企业从失误到失败，都是这样。一切有作为的企业家都应当记取，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必须审时度势，适时转向科学民主决策。这么多因为个人独断导致失败的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还有新的企业家不断加入进来重蹈覆辙呢？这就是个人对权力、对名利的过度追求，这种追求造成了企业家的不清醒和浮躁。发展越快，迷信越严重，潜伏的危机也就越大。企业的早期创业是很不容易的，做到一定的局面，后来就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直至一个接一个地衰落，这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都是很大的损失，是很令人痛心的。

二、赵新先的极端做法导致“三九”由盛而衰

“三九”的上级对赵新先授权一个人说了算，可以说是“三九”先天性的失误，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领导制度和决策机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缺陷。分析“三九”的成长发展历程，有个界限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实行一个人说了算的前后变化，对“三九”整个经营状况的对比。这是“三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从1985年南方药厂创业到1991年10月，这期间企业蓬勃发展，主业兴旺，充满了生机，产销连年保持超高速增长。“三九”自己称之为第一个发展阶段。1991年10月，上级批复成立“三九”，并将“三九”的人财物等一切权力全部交给经营者，上级只管赵新先一个人，也就是正式明确了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体制。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这时开始，“三九”走上了快速发展、扩张的道路。到1999年进入了全盛阶段，这年9月，赵新先宣布，用5年时间把“三九”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植物药生产企业，用10年时间，成为亚洲最大、最强的综合性制药企业，用15年时间进入世界500强。赵新先提出的这个目标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依据？有没有经过科学、严肃的论证呢？没有。只不过是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他自己想这样，就公开讲出去了。这一阶段是“三九”急速的大规模扩张的时期。重大问题随意决策，特别是1995年以后的表现更加突出。在“下山摘桃子”、“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思想指导下，“三九”在全国各地兼并收购了大量企业。到2001年，“三九”迅速扩张到有56家二级企业、100多家三级企业，据说最后达到5个层次500多家企业。更严重的是，在这样急速的并购中，高达45%的兼并对象都是承债式兼并，这样，庞大的债务就转到“三九”身上，“三九”财务危机的祸根就是在这时埋下的。我1983年当中石化总经理的时候，共有34个生产企业，到现在也没有超过40个，而且从不搞核心主业以外的扩张。当时全国也有许多小的炼油厂想投靠我们，如果我们到处去搞兼并收购、“摘桃子”，也能网罗大批的企业，那到后来肯定都会成为包袱，难以善后。1995年赵新先还提出了要把汽车作为集团的支柱产业，一个原本以制药为主业的企业，一下子跳到汽车产业，很难想象他的资本、技术、人才、管理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撑。也是在这一时期，赵新先又提出了一个“神农计划”，要大规模进入农业，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和60多个地方政府签订了农业开发合作协议，这个计划很快也破灭了。“三九”如果有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三九”投入了近10亿元的国际化、提出建麦当劳式的全球中医药连锁店等，也很快成了泡影。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笑话一样荒诞不经，但是由于“三九”既不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也不遵守上市公司规则，而是由赵新先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内部的制衡机制，没有人能够公开质疑，而外部也没有适当的监督约束，赵新先一个人这样想，也就这样决策、这样行动了。他把一个人说了算一步步推向了极端，形成了“无事不说，无话不算”的局面，失败是必然的。2000年以后，“三九”的问题逐渐开始暴露，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机制来及早发现并制约他、纠正他。本来，企业经营中有了问题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能不能早些发现、早些刹车、早些挽救，以减少损失。但在“三九”，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有人发现错了，也无能为力，任凭企业沿着已有的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三九”如此，很多由盛到衰的企业也莫不如此，教训极为深刻。

三、一个人说了算的财务失算

赵新先迷信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制度，认为它有效率，能加快企业的发展，在下属企业也实行这种制度，提出“下管一级，下管一人”，实行所谓“六给”，下属企业的所有权力由一把手掌握。这样的领导制度，在任何类型的企业，甚至家族企业都是不倡导、不允许的，但是在“三九”却做到了。“三九”的权力下放，尤其体现在对财务的监督和管理缺位上。赵新先根本不知道集团和下属企业的财务状况、家底如何、欠了多少债。最终，财务问题成了整个集团全面危机的导火线。国内外所有成功和失败的企业都证明，财务问题是企业的要害问题。一个企业只要财务状况良好，一般来说其他问题相对都容易解决；相反，如果财务安全出了问题，结果必然是引发企业全面的危机直至走向破产。“三九”的财务问题，就是心中无数，乱承诺、乱开支，失算、再失算。这个教训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对我们国内许多企业来说，发展就是一切，只要能快一些发展就不顾及其他，“萝卜快了不洗泥”，许多企业负责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少钱？能做多少事？有没有条件扩张？对这些没有细致的筹划。没有钱就找银行借，就做假账，欺骗银行，欺骗公众。赵新先后来在反思“三九”的财务危机时认为，是银行害了“三九”。过去都是银行主动找他们贷款，但是到他们资金链绷紧、财务问题显现的时候，银行又都一齐来逼债。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银行继续对他增加贷款支持的话，“三九”就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反思说明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三九”之所以陷入危机的根源。当初银行能够提供贷款给“三九”，是因为“三九”处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企业经营有方、有业绩，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但后来“三九”盲目扩张，自己把自己吹肥成虚胖子，甚至制造假象，不向银行提供真实的财务状况，导致信用失缺。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做多大的事，有没有还款能力，自己应该最清楚，但赵新先一个人说了算却偏偏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一再失算。他没有从这里反思，没有及早醒悟。

四、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正确发挥个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个人的作用要适当、适度，过与不及都是不当的选择。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在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个人对信息的了解、知识的掌握、经验的积累以及决策指挥能力等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了解，更不可能什么都会。赵新先擅长的专业领域是制药，却去涉足汽车制造、农业、航空运输等行业。国内没有搞好，又忙着到国外发展，这些都是立足不稳、根基不牢的盲目扩张。而不自量力、盲目扩张的另一面，必然是分散主业资源，削弱核心业务，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些行业的规律、特点都能了解很多呢？可以说他的这些决策大多是盲目的。我在中石化工作时就总强调，一定要专注于自己的主业，不能什么赚钱就搞什么，我们这些年从未随大流去搞房地产。我后面的中石化领导也是如此，一直集中精力和各种资源搞好我们的石油化工主业。我非常困惑的是，在赵新先领导下的“三九”，不设副职，不设职能部门，赵新先是怎样工作的？！企业里的业务工作方方面面，有一些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都由赵新先一个人说了算。我不相信赵新先就是三头六臂，是超人。有些宣传报道对这种高度“精简”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机制大加称赞，认为这是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成果，是一种进步，那都是不懂得企业运行规律的外行话。一切追求成功的企业必须学会和运用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当今世界，所有真正成功的企业都是这样做的。一个高度复杂的事情怎么可能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做出正确的决策呢？赵新先绕湖走了一圈就决定了一个投资10亿元的项目，事后面对大学生的提问，竟然用战争时期3分钟作出重大决定的故事来为自己的决策方式辩解，显然是无理搅三分，是理屈词穷的遁词。不讲科学，不讲民主，成功是偶然的，而失败则是必然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在企业的发展、扩张过程中，个人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管是办一个企业或是做一项事业，个人的才智、个人的经历经验、个人的敬业精神都是重要的因素。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个人来讲，越是有才智、有能力，越要加强个人的素养，重视学习，尊重别人的智慧，遇事多谋，从善如流。不能稍有成就就自以为是、为所欲为。讨论大事，一定要集思广益，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在集体讨论作出决策以后，个人积极执行，维护科学民主的决策。“三九”的教训，值得国内企业特别是快速成长中的企业引以为鉴。要学习赵新先早期的创业精神，也要防止他后来那种迷信个人说了算，一步步把企业拖入泥潭的失误。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经营者个人能力、素质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比较容易解决。经营战略、策略方面有问题也可以调整，经营者不行还可以更换，但是基本制度上的缺陷则容易把企业带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认识和吸取“三九”及赵新先的教训，通过改革和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企业的制度建设，形成科学、民主、有效率的企业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是摆在中国广大企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日企业应当做诚实守信互利合作的典范

本文是作者2002年11月16日在第七次中日产业研讨会上的致辞。

第七次中日产业研讨会今天在中国苏州隆重开幕。大家知道，唐朝诗人张继写的《枫桥夜泊》在日本很有影响，许多人都知道这首诗，但是，日本朋友并不是都到过枫桥所在地的苏州。去年我们同日经联的朋友商量把今年的会议定在苏州时，大家都一致赞成。这也可以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我想起了比张继晚几十年的另一位唐朝诗人韦庄，他写过一首《送日本国僧敬龙归》的诗，写得很有感情，他写道：“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这首诗同李白、王维的诗一样，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光彩一页。今天，中国企联和我本人，能在中日两国人民喜爱的苏州欢迎奥田硕会长和日本新老朋友感到格外高兴。我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到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对苏州市政府的精心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两国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9月22日晚，13000多位日本朋友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举行友好交流活动，气氛十分友好热烈。江泽民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这就决定了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强调，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不合作。9月下旬，我作为中国民间友好人士访日团的最高顾问，在访日期间，受到小泉首相、参院议长、众院议长、外相等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在东京和外地，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中日友好已扎根于两国广大人民的心中。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2002年2月，在东京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民间友好人士纪念会上致词30年来，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特别是经贸关系蓬勃发展，互补性不断增强。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只有10亿美元，而今年将超过9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比重创下了12。8％的历史新高，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上升到了17。8％，与名列第一位的美国仅差0。4个百分点。另据中方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日本在华累计投资353亿美元，位于中国香港和美国之后，居于第三位。日本80％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在中国都有投资。日本丰田公司在奥田硕会长的支持下，大力发展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合作，同中国一汽集团的伙伴关系迈出了新的更大的步伐，并显示出广泛的积极影响。可以说，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面向未来，中日双方都高兴地看到，深化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也就是达到35。76万亿元，按现行的汇率，折合美元为4。3万多亿美元。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求扩大，正在为周边地区、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遇，中日经贸关系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登上新的台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都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小泉首相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明确宣称他不同意“中国威胁论”，他说中日两国完全是一种互补互利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中日两国企业应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互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本次研讨会上，中日两国的企业领导人就企业诚信建设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是针对全球经济由于诚信危机而导致复苏上升缓慢，各国都深切感到需要重视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此，我简要谈点个人的看法。诚信问题是关系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企业的失信和欺诈言行严重败坏了商业风气，危害社会，损害公众利益，也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成本，使得市场机制难以合理运作。市场经济越发展，人们就越发感到诚信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包括个人诚信、企业诚信与政府诚信在内的诚信体系，以推进市场经济健康运行。诚信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任务。

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都曾经历过从信用缺失到逐渐健全的过程。过去和现在，即使在信用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也不断发生违背商业道德和法律的欺诈行为。美国自安然公司事件以来，财务丑闻不断，股市大幅下跌，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回升。为了挽救这场信用危机，美国政府实施了自上个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范围最广、措施最为严厉的公司改革法案。中国的企业也有诚信问题，有些还很严重，做假账、虚报业绩、提供假信息等，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管理监督，保护公众权益。企业诚信建设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各种类型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广泛，企业家发挥的作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企业和企业家必须直面社会，直面公众，增强责任感，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加快企业诚信建设的步伐。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注重诚信已经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需素质。实现企业的诚信经营，从宏观上讲，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形成诚信经营的氛围。政府需要制定各种有关诚信经营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使企业诚信经营有章可循；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对企业诚信经营的监管与指导，认真维护国家、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整个社会倡导诚信经营的理念，弘扬诚信经营的精神。从微观层面看，企业要端正经营理念，强化诚信经营的自律意识，建立诚信经营的自律机制。要从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奖惩机制、公众监督、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入手，防范不正当、不道德的经营行为。

推进企业诚信建设要坚持“以德治企”，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和优良的道德传统，中国政府历来注意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为企业诚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基础。中国企业要在坚持“依法治厂”、“从严治企”的基础上，将企业的道德建设当作企业的根本宗旨和企业文化，实行职业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把“以德治企”的要求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在企业诚信建设中，企业领导人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对企业经营者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企业行为的决定者和企业文化规则的倡导者，企业领导人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身体力行，率先示范。从根本上说，企业出现诚信问题，乃至滋生众多丑闻的根源，就在于相关经营者职业道德的缺失，特别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道德沦丧，缺乏基本的公德心。我们必须以此为鉴，加强对企业负责人的教育、引导和监督。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较好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日本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在企业经营理念方面双方的共同语言很多。日本在长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企业道德和诚信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国的企业要认真加以学习。当然其中的教训也需要引为鉴戒。关于诚信这个主题，张彦宁理事长还要做全面的阐述，两国的企业家们都将有精彩的发言，我就不再展开谈了。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胜利闭幕。这是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会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正如前些天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时所说的，“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的价值观”。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就曾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互题赠了“言必信，行必果”和“信为万事之本”的格言。中日两国关系正是本着这些格言的精神，克服阻力，不断推向前进。中日两国企业界携起手来，相互学习，努力成为诚实守信、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建立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做出新的贡献。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推荐《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

作者考虑到美国对西班牙战争的非正义性，对罗文的行动不宜过分赞扬，因此未予刊用，现为第一次发表。（2002年10月）

我向企业经理、高层管理者和一切有志于追求卓越的人，推荐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企业管理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是一本小册子，按照美国总统布什家族的律师向布什推荐时讲的话，“请读一读，仅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开始，布什说“我没有兴趣”。后来，布什还是读了，并说“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100年前，这本书从美国流传到俄罗斯，再从俄罗斯流传到德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日本天皇甚至下令，所有政府官员、士兵乃至平民均要人手一册。100年来，它曾经被政府、军队、企业用来激励成千上万的官员、战士和职工，激励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追求卓越。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送信的传奇故事。美西战争时期，一个名叫罗文的中尉，以他的忠诚、坚毅、正直和强烈的责任心，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完成送信的使命，从而为美国赢得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罗文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美国出版商，即本书作者阿尔伯特·哈伯德，特地撰文颂扬罗文精神，赞扬他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时间，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从罗文身上找到了关于好员工、好部下和好士兵的真正标准，从罗文的精神中挖掘出了人的价值中最有分量和最宝贵的人格力量——忠诚、责任心和主动性，并从这种力量中发现了推动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今天，文明的脚步正伴随着人类跨入新世纪而迈向更高的阶段。但是，与这一步伐不和谐的步调却仍然随处可见，充斥于政府、企业及学校的消极懈怠、推诿塞责、怨天尤人、斤斤计较等不良习气和精神上的脆弱表现，仍在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和阻挡着文明的进步。这是许多企业、单位和个人一事无成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们热切呼唤“送信人”的深层原因。寻找“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重用“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一切有成就事业的主旋律。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漫长过程。”当然，书中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罗文上级、情报局长以至麦金莱总统的知人善任，罗文也不可能实现追求卓越。今天，我们呼唤罗文精神，同样呼唤让罗文脱颖而出的知人善任的上级。现在，企业文化都在努力锻造职工的敬业精神。这里有一般意义上的敬业精神，也就是要求员工坚守岗位、认真负责、不懈怠、对企业忠诚。同时，还有更高层次上的敬业精神，就是本书中描绘的给加西亚送信的精神，他领受任务，深刻理解送信对国家的重大意义，不讲条件，不计个人得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为了发挥“信”的最大功效，他主动带回有关情报人员。所有这一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敬业，而是富有创造性的敬业。

很显然，今天我们的企业，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挑战，最需要的就是职工的敬业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关键岗位上的创造性的敬业精神，并让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承担最重要的任务。我确信，凡是拥有这样人才的单位，它们必定会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