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

每次路过北京平安大街的金台宾馆，都勾起不少回忆。这里的地名原先叫厂桥，金台宾馆前身是一个老旧的三层楼招待所。奥运会之前，老招待所拆掉重来，建成现在这座漂亮的9层高档宾馆。

新宾馆我没去过，当初那个俯卧在路边的厂桥招待所，我倒是很熟悉。从1986年秋天开始，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中央从各部门先后抽调了二三十人集中到这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后来还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也就利用休息日不时到这里来聊聊。 

此时，改革开放已经8年，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展，政治体制改革迟迟迈不开步子，陈旧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层层障碍。邓小平在1980年的突破性讲话《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几年来也没见什么大动静。对此，邓小平思考了很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深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他在1986年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6页） 

但是，坚毅的邓小平仍然决定出击。1986年的夏季到秋季，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密集讲话，展开前所未有的新一轮攻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6月10日，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0页）9月至11月，邓小平先后四次催促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那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6—177页） 

从哪里着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一个突破口：“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7页）这个设想，正是他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时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考虑了8年，觉得从这里打开第一个突破口比较稳妥，既有足够的突破性，也能随时掌控。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没有动摇邓小平的决心。按照邓小平的设想，1987年的十三大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突破。 

厂桥招待所的二、三十位研究人员，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设想，走到了一起。 

也许是这种“知遇”的缘故吧，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都有一种大时代改革高潮的昂扬劲头。尽管他们大多数人过去并不相识，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尽管他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政改方案也是几起几落，但他们身上仍然充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近一年的努力，他们拿出的成果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得到邓小平首肯。这个《设想》的主要内容，写进了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毫无疑问，这一部分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其中包括7条措施：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包括合并裁减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诉讼法等。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领导机关的活动要开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人民申诉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据统计，十三大结束之后，全国报刊、出版社发表论述党政分开的文章数以千计，一时成为热点。社会各界纷纷讨论党政分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些文章的重点，一是指出以党代政是现行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导致机构重叠、环节繁多、效率低下、政出多门，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各项改革将难以实施；二是说党的领导是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和推荐干部方面实施政治领导，而不是代替政府部门办理具体行政事务；三是要求撤销与政府部门对应的“对口部”和各级政府及各部门中的党组，实现党委办事机构“少而精”。 

十三大闭幕之后，一些部委开始撤消了主管整个部门业务的党组。有一些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力变小了，纷纷要求调到行政部门担任实职。针对这种情况，报刊上又发表文章，劝说这些干部着眼大局，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安心做好党务工作。 

但是，89风波之后，党政分开不大提了，甚至有人私下质疑十三大报告。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89年9月16日出来说话：“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4页）这才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 

21年过去，回过头来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之外，十三大还有另外两个重大贡献，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对此，本书相关章节已有详细评述。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又向前跨越一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十三大报告比十二届三中全会又进了一步，明确宣布：“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签订经济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从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了经济运行的新的指导方针，中国离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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