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中国计划工作的最大难题是处理“条”、“块”关系。“条”是通常讲的“条条”，即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它辖属的各大类行业。“块”是通常讲的“块块”，即地方，包括省、自治区、直属市及其管辖的地区、市、县，它们既是地理概念，也是行政边界。在一般情况下，“条条”比较熟悉专业，关注全国平衡；“块块”重视市场、资源开发，注意民生关切。国家计划就是统筹“条”“块”关系，照顾各方利益，尽可能做到平衡协调，综合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我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即现在的计划司）副组长，从事“条条”职责的计划工作。7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期，我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管的是“块块”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做的是统筹“条”“块”关系，主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与中长期计划。我的前后三十多年经历，可谓因缘际会，既做过“条条”的部门计划主管，又担任“块块”的地方计划负责人，最后从事综合“条”“块”关系的国家计划编制负责人，我对计划工作中的各种感受可谓一应俱全。我的最大、最多、最深感受，就是计划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而是执政理念、治理政策、民众需求和市场变化的多方融合，单顾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好工作。

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进行研究的，他们科学地观察到经济活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能动作用。把政治经济学演变成单纯的经济学是后来的事。历史已经证明，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引起的全球政治、社会动荡，波及北美、西欧、亚洲许多国家号称代表“99%人口”的“占领运动”，都再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远见卓识。我在“条条”“块块”计划部门感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是教科书和各种计划数字中看不到的。这里，我讲两个小故事。在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任内，最头痛、最难办的是分投资。轻工业部有多达数十个大行业，纺织、化纤、服装、造纸、制糖、盐业、日用机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皮革塑料、工艺美术，都要发展，都要投资，僧多粥少，不可能做到各方满意。还有意想不到的事需要临机处置，特别安排。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美国人不知道听了哪位“中国通”的建议，还是心血来潮，在离开北京前夕要买中国黄酒（绍兴酒），可偏偏当时北京各大商场短缺，翻遍各家仓库才找到4坛（每坛5斤装）。这个突发情况最终报到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在研究应对预案时提出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多备黄酒。命令下达到轻工业部，曹鲁副部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决定要绍兴酒厂准备增产供应3000坛。绍兴酒厂提出，他们可以增产供应，但没有盛酒的坛子，配套供应的是山东淄博陶瓷厂。于是我们又找到淄博陶瓷厂，厂里说可以生产，但能力不够，需要改造扩建，提出要投资200万元。我们心里明白，改造扩建生产车间根本来不及，这明明是借机要价，乘国家急需“咬一口”，但鉴于政治任务紧迫，只好同意。后来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庞大队伍，确是采购了不少中国商品，但却一坛黄酒也没有买。这个情况反馈到轻工业部的时候，管酒的同志说了句“神经病”表达不满，我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既然是政治任务，以后只要有政治，还会有任务，不值得计较。我再讲一个国家计委任内的故事。1997年的一天，我正在国家计委办公室内办公，秘书进来说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要见我，我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开门迎接。我们是熟人，见了面相互热情问好，接受完哈达，我开门见山地问有什么事要计委办。他说我们要建个卷烟厂，请国家计委批40万箱指标。卷烟生产，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生产，没有批准，没有指标，多生产一箱都不行。我当即问西藏是高原地带，怎么能生产烟叶？他说林芝可以种，建烟厂有利于西藏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藏民生活。我答应认真研究。送走客人，我找主管卷烟建设生产的轻纺司研究，他们讲了相关情况和不能同意的意见。我说算了，西藏情况特殊，民族关系是政治问题，能变通就变通，能照顾就照顾。他们同意了。我想这大概就是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吧！

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本文系作者2010年8月28日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代表我们课题小组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同志，感谢人民出版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为《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举办的这次座谈会。在这本书的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项怀诚同志、樊纲同志、马蔚华同志、人民出版社黄书元同志，以及惠州市委、市政府和燕山石化公司都给予多方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0年8月28日，陈锦华新书《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座谈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今天几位同志的发言，讲了很多很好的观点和意见，许多话都是知音之言。这种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有关这本书的酝酿写作情况，谭刚同志已经讲了，下面我再补充讲三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我在序言中讲道，我对开放这个课题关注已久，一直在搜集和阅读相关的书刊资料，总想写点东西，讲讲我的看法。无奈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特地约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四位同志共同研究。成书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四位辛劳完成的。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五百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2006年的7月，在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七届理事会上，我在讲话中曾经强调：深圳的软实力，也就是深圳的影响力、吸引力，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文化，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开放。深圳在开放中形成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的胸襟，就是善于吸纳世界资源的智慧，就是在开放中推进的原始创新和合成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圳之所以能从一个边陲小镇后来居上，发展成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就是重视区位优势，充分运用了开放的先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60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门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7000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30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30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30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同样是得益于开放。中国钢铁工业以上海宝钢的发展模式为代表，通过开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世界资源和全球市场，促进科技创新，运用科学管理，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不是开放，仅仅靠我们内部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着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多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赋予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二、研究对外开放，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我们把这个要求，作为研究《开放与国家盛衰》的标尺，也就是在本书“后记”中所讲的，以全球开放历史为经，中国对外开放为纬，梳理中外开放历史，探讨开放规律。2008年有关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著作，我翻看得比较多，总的感觉是对开放讲得不够，即使讲，也是宣传成就，解释政策，缺乏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深度。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想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做的工作。可能这本书还达不到这个高度，但这样的立论起点是最重要的。根据这样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我们失去了哪些开放的机遇？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们在书中评述了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以及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历史事件。对比15世纪开始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研究中国由盛而衰和由衰转盛的漫长历史，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是：汉唐盛世是开放治国，善于融合外来文明，促进中国繁荣昌盛；郑和七下西洋后的海禁，是错失开放机遇；乾隆以天朝“无所不有”自居，不察世界大势，是拒绝开放机遇；晚清、民初是在种种丧权辱国条约的屈辱形势下，极其不平等地应对开放机遇；新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而适时抓住开放机遇。历史和现实证明，对待开放机遇的不同态度，突出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郑和七下西洋，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势强盛，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推进朝贡贸易，畅通海上丝绸之路，采用先进的航海技术、设备等等，都是中国与世界交往史、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此同时，人们对郑和七下西洋后的“突然中止”都感到迷惑不解。在《开放与国家盛衰》中，课题组介绍了“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我想补充的看法是，这个突然中止的深层原因，还有治国理念中的漠视海洋，而由此导致的最大灾难则是中国海洋造船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多达2。7万~3万人，现代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按不同的编队，大体上也就是八九千人。郑和船队最大的宝船载重量达到1500吨左右，而稍后几十年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才100~200吨。郑和船队的大规模海上远洋行动，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使用了牵星过洋和罗盘定向、测定针路等先进的航海技术。他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影响深远，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世界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就是这样一个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海军强国，却在此后的400年中持续衰落，直至被当年不能匹敌的欧洲与日本的“坚船利炮”所打败，一再遭到极其野蛮的侵略、掠夺，被迫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让曾经的世界头号强国沦落成半殖民地。事有起因，一个欧洲不能匹敌的海军强国，为什么变得衰落不堪？！这还要追溯历史。据台湾出版的《人物评话》一书记述，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有位太监想仿效郑和的事迹再组船队，重下西洋。同朝的兵部尚书，被明孝宗“尤亲信”的刘大夏，痛恨宦官干政，坚决反对太监组队再下西洋。为了根绝太监的航海念头，他一不做、二不休，竟把存放在库房里的有关郑和船队的全部造船资料付之一炬，让太监重下西洋的计划成为泡影。这件事，从细节看，也可以看作是“突然中断”这页历史的一种解读。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仅隔三年，明王朝即诏令禁造海船；约过了半个多世纪，又明令不准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这些重大举措，同刘大夏焚毁建造海洋船舰资料，可以看作是治国理念中漠视海洋的同一表现。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造船事业。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失误。这以后的中国历史证明，失去海洋造船业，就失去了强大海军，失去了保卫陆疆、海疆与国家统一的能力，失去了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中国明清及其以后的盛衰起落，无不与开放密切相关，无不与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捍卫工作成正相关效应。中国是西太平洋的重要国家，拥有广阔的海疆，是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90%的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海上运输，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和双边、多边合作利益。用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来研究“梁启超谜题”和“李约瑟谜题”，研究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漠视海洋和扼杀海洋造船业的严重后果，探讨其中的深刻教训，特别是与国家的盛衰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开放事业，对于认识海洋、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对于丰富治国理念的战略内涵，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三、开放生生不息，中国必须清醒应对我在序言中写道：“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这是信念，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宗旨。我们也想同时提醒读者注意，开放引起的变化，正在日益广泛深刻地涉及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新情况，发生新问题，都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地应对。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的开放一切顺利，一切成功。现在，打开报纸、电视，可以不断听到别人的赞扬和我们的自我表扬。听得多了，就会产生错觉，就会处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世界大势，影响对外开放事业健康发展。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赞扬。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看到不足，看到扩大开放条件下的种种挑战，看到我们仍然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开放，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开放，甚至有些观念还是半封闭的，对人类的文明成果还知之不深，特别是缺乏开放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至于在开放中，如何吸取精华、拒绝糟粕，更是任重道远，需要长期努力，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中国越是开放，越要谦虚谨慎，以建设和谐世界的心态，继续推进开放事业，在开放中认真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的这些认识和想法，可能表述得不准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再次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的光临！感谢新闻媒体和出版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这是作者2005年4月写给财政部王军同志的信，王军当时是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现为财政部副部长。

我仔细读了你在人民日报《内部资料》（总第755期）上发表的《贫与富》一文，使我联想很多，禁不住想给你写几句话。《贫与富》写得很好，情况分析见底，评论引证准确，是多年来难得见到的国外考察报告。我曾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事到过印度，时间是三年前，先后到了新德里、阿格拉、班加罗尔、瓦拉纳西（恒河畔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所见所闻，同你的感受完全一样。一个社会竟能容忍如此巨大、广泛而深入的差距和对立，是麻木，还是宽容？是悲，还是喜？是进步，还是停滞？实在值得深思。前些年，国内曾经对印度以电子信息软件为龙头的经济赞不绝口，我并不赞同，我以为那是夸大了的判断，是人云亦云，是不了解印度的真实情况。印度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销蚀剂，它对印度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我在印度参观国家植物园，有园长等高级官员陪同，当我问起一个树种，而园长又答不上来的时候，旁边一个技术人员接上来回答，园长当即瞪了他一眼，他吓退了。我发现那个人手腕上没有带红箍，身份很低，没有资格同尊贵的客人对话。这是随机观察，是真切地反映了印度的人文环境。

《贫与富》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展现了一面镜子，照出了印度的问题，也照出了中国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基本国情相近的，我看没有比中印两个更相似的国家了。历史包袱，十多亿人口，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等，都是两国面临的历史性老大难问题，都值得我们去下功夫探索，找到真正有用的他山之石。印度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浮肿，是政客的炫耀，它对印度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起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太大作用。人民党执政的失败，不失为一种公道的报应。中国从印度这面镜子，能看到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隐患？我认为主要是分配问题，至少是第一位的问题之一。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绝不是糟粕之见，而是中国历次动乱的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讲，分配是尤其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误解，似乎一讲分配就是忽视效率，就要平均主义，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正好相反，苏联的衰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都是最好的证明。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能真正起到缩小差距、调剂贫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你讲的五个方面都对，但我感到其中的税收政策应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一些人暴富后的挥金如土，腐败性消费，几乎没有任何法制约束和道德谴责。上亿元的豪华别墅，有的城市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到每平米8万元，这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不合理的，更不值得炫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消费都不应该脱离这个经济基础。媒体的炫富炒作，攀比奢华，完全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这在发达国家也是不为社会所认同的。为什么对这些人就不能搞征税超额累进？搞得狠一点就“左”了吗？就会影响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了吗？我看不见得。连马克思都极力主张的，为什么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就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狠下决心呢！

中国长期贫困，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增收观念根深蒂固，分配是不敢碰的烫手山芋。一讲分配，就是多支出，就要动预算盘子，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你管财政，知道深浅，我看没有那么严重，全局、局部都可以动，而且能动好，可以把税收杠杆放在最好的支点上。中国要抓住机遇，这是重要的机遇之一。越往后，问题更多更大，解决的难度会成正比例地增加。早在十多年前，我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时，就曾同税务总局的负责人议过这个问题，他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概括起来讲，就是只能小动，不能大动。他说服不了我，当然，我更说服不了他。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现在“内需”上不去，我看说到底也是这个问题，一次、二次分配都有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分配的恰当，经济越发展，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越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否则，加快两极分化是必然的，滋生社会问题的机率必定水涨船高。我老了，没有精力再研究这个问题了，信里讲的观点，权当《贫与富》一文的读者反映，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