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我的任务是开荒、修路、铺轨道

如果没有经历过中国早期股市，可能没办法想象，中国证监会和它的首任掌门人是诞生于何种狂热之中的。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统一实行自由竞价交易，沪市股价全部放开，上证指数一天之内涨幅高达105.27％，受财富效应的强烈刺激，民众炒股热情高涨。

1992年8月10日，在深圳有关部门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过程中，由于申请表供不应求，加上组织不严密和一些舞弊行为，申购人群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受其影响，两地股市大跌，从8月11日到11月17日，上证指数的最高跌幅达到60％。“8·10风波”直接促成了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而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

“试点不能撤销，改革不能后退”

其实，刘鸿儒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鸿儒就大胆提出，“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1985年的党代会通过了刘鸿儒在人民银行时主持起草的，“建立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等建议，列入“七五计划”。

后来，刘鸿儒在文章中表示，在“股份制是80年代以来唯一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国有企业改革形式”，“股票市场是适应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产生的，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而中国股市则在这段时间中渐渐发展起来。截至1990年底，我国共有4750家企业发行了各种形式的股票，共筹资42.01亿元。其中，公开发行股票筹资17.39亿元，非公开发行筹资24.62亿元。

然而，股票市场也开始出现“过热”的苗头。根据当时人民银行的调查，到1990年6月末，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24.85元，在4月拆股之前它的价格更是高达176.78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84％；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上涨730％；万科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安达每股8.76元，原野每股53.21元，分别比发行价格上涨776％和423％。全国的资金也有源源不断向深圳聚拢之势，股票热引起了关注和争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奉命，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沪两地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

在调研后，刘鸿儒认为，“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股市可以不扩大。”最后，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刘鸿儒一直都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

直到“8·10风波”的发生，刘鸿儒终于来到了资本市场的最前沿，这次他的身份是中国证监会的首任掌门人。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了第一届证监会的工作。

A股历史上的第一次救市

而刘鸿儒上任后，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股市。

1992年11月17日上证综合指数跌至放开股价后新低386.85点。此时，与放开股价时的1429.01相比，已经跌去近73％。

股市此后又大幅攀升，至1993年2月16日到达1558.95点，半年的跌幅，3个月就回补。然而当日，上海老八股宣布扩容，上证指数从1588.95的高点开始大幅下跌。

1993年3月14日，刘鸿儒在上交所第四次会议上宣布“四不”救市政策：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 当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 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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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依然一路狂泻，一直到7月29日的历史最低点325.89点，与最高位相比，跌幅达79.5％，大盘再度陷入低迷。

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出手救市。

8月1日，三大救市政策开始生效，随后的一个半月时间，股指从7月29日的最低点325.89点涨到9月13日的1052.93点，涨幅超过200％。

虽然在任期间的三大政策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第一次救市行为，但刘鸿儒认为，对证券市场，政府要改变当“婆婆”的习惯，政府伸出的“手”应适可而止。应逐步淡化行政色彩，走市场化的道路。“阳光是有效的消毒剂，电灯是最好的警察”是刘鸿儒的名言。

走下火山口

上任之初，刘鸿儒就说，我是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股市发展关系千家万户的投资者，刘鸿儒说过：“股票市场价格猛涨，上边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股价猛跌，下边有意见，怕被套牢；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他一直致力于防范股市风险。

他说，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

刘鸿儒在任期间，先后推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还有相应的配套法规。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鸿儒在证监会主席上任之初就表示过：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然而把他烧倒的，是继“8·10”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性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初，327国债即将到期，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当年2月23日的期货市场上，多空双方围绕“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进行对赌，双方都动用了大量银行资金，违规交易327合约，当空方眼看将成大败之局；空方主帅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紧急调动上亿银行资金，在收盘的最后8分钟抛出1056万口卖单砸盘，面值达2112亿元，远远多于327国债的真实发行量。“327”由暴涨3元瞬间直线下跌0.71元。多方崩溃。

当晚上交所紧急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并组织协议平仓，万国证券亏损16亿元。第二天，万国证券发生挤兑。3个月后，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

事后，多方主力辽国发清盘，掌门人高氏兄弟外逃不知去向，万国证券被接管，老总管金生被判刑。同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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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刘鸿儒也终于离开了火山口。

原中国证券业协会研究部主任黄丹华曾表示：“327国债期货事件集中反映了我们当时证券监管制度出现漏洞，不仅是股市，是整个金融制度、金融市场的问题。要说刘老在这个事情上负有什么直接责任我看也不见得，但这个市场毕竟是由他在管。”

用刘鸿儒自己的话说：“改革者大部分要牺牲。他是突破旧体制障碍的人，从理论本身到既得利益集团都需要他来突破。你冲到前面，触犯律条，突破理论禁区、习惯禁区，当然就有一帮人反对你。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最后都不会留在原位。接着再做的很可能是曾经批判过他们的人，这没关系，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它最终是一步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坦然相对。”

对于多年来股市遇到的争论，刘鸿儒总结到：“我国股票市场在争论中产生，也在争论中发展和成长。80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争论，90年代初期要不要股票市场的争论，90年代中后期规范与发展的争论。”

他说：“争论既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引发的，也是由于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展开的，还会一次次地发生，争论的最大赢家是我们的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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