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12月的一夭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全队20户农民（两户单身），聚在村里一间屋里。

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下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于（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有17个指印．三方图章。

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为什么说“分田到户”惊天动地呢？因为它背叛了人民公社体制，造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反。

毛泽东为人民公社概括的8个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成果全都归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平均分给社员，维持生计。

这是毛泽东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它搞分田到户。

在一部分人看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对劳动的控制和对产品的控制。生产队权力旁落，公社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恐怕将因此解体。

1955年农村搞合作化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为主张合作化不要一哄而上，要实事求是地发展，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结果遭到毛泽东痛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书记会上公开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东并且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和邓子恢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从此邓子恢成了众矢之的，经历了无数折磨之后默默死去。

1957年7月31日，浙江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就针对永嘉县尝试包产到户发表文章说：“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文章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1961年困难时期，天文人祸导致农村饿死大量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又在农村流行开来，并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

但是毛泽东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刘少奇等人愤怒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这股风从何而来？毛泽东自问自答：来自党内。

毛泽东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至死，邓小平被打倒，与此事有根大关系。刘少奇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罪名就是：“提倡‘三自一包’。”

在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

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字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方针。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讲话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强硬语言。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京向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并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灌人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夭动地”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体会了。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年毕竟不是1962年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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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

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指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壮了胆。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对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即以小岗生产队（村）所在的风阳县为例。1967年1月初至2月22日，该县就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3月18日，更达到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凤阳37％的农户由于部率领到外地要饭。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凤阳仅861人外出乞讨所得就有22000元现金和8800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在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些”叫花子”在全国城市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

1g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夕卜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同时，也鼓励了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彼土而出。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斤粮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作梦都不敢想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四川的农业改革试验也获得同样的效果。

安徽和四川的变化，特别是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万里：我走独本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虽然是历史惯性所致；但包产到户仍然是禁区。到了1979年10月这个文件的定本，“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被删去，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虽有松动，仍没有开口。

小岗的分田到户即包产到户1978年底就出现了。怎么看待这一突破性的实践呢？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员伤了脑筋。

1979年1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是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1979年1月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赛的。”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1979年春说：“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也许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过去的教训太深了，至今心有余悸，省委书记们谁也没有公开附和安徽。最大胆的也是避实就虚，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就是不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

然而农民们却受不了饿肚子，行动起来了，1979年春，各地不少农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oo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也叫包产到组。。

正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档案局的干部，他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

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报社收到这样一封来信并不奇怪。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是王任重。

从《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送审样上看到华国锋的批示，批评农村中抢牲畜闹分队的现象。王任重立即于3月14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来自上级如此急迫而且具体的亲笔指示，使编辑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在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来信，井依据王任重的指示写了编者按。

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张文题国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

立刻，有的县把已经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玉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虽然会上有争论，但文件的精神是“不许包产到户”。

文件要求：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刚正不阿的万里回敬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句话后来成为名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稳定农村政策，稳定已经包产到组的农民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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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则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主、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还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反驳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极大地缓解了对包产到组的压力，给了各地从事农业改革的官员和农民回旋的余地。

当然，《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整个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的支持改革的立场。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适当保持平衡，同一天《人民日报》还登了一封赞成张浩观点的来信。

但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退到单干。

邓小平一锤定锣音乡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城里来，十之八九是农民如何不听约束。

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

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农具拆了，拖拉机大卸八块，五保户没人过问，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民办教师把学生撂在教室回家种地去了……河南的一首诗这样反对包产到组。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1979年夏安徽诞生一首讨伐大包干的诗：“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死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于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子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于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

一时间，各种舆论纷起。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但是，包产到组和部分偷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实大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实践的胜利和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整个形势在1980年开始的时候相持不下。弄得各地的干部在表态时左右为难。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他说，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这就使关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成为党的全部经济方针的焦点所在，这是1979年争论的继续。

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具有租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说：“现在是从天上回到地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把早就准备好的包产到户的典型经验拿出来四处宣传。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通知》说：“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下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针对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比较满意的一般地区，《通知》指出：“这些地方的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允许继续进行。”

这次座谈会和《通知》，虽然还有两种意见折衷的痕迹，但它的主要方面是推广包产到户，这就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这个文件序号是“中发1980年75号，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地称它为7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大胆解放思想的产物。

当然，限于当时形势和认识水平，75号文件回避了包产到户本身的性质问题，到底它是姓社还是姓资？没有提。这个问题，要等到1982年初的第一个1号文件才能解决。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攻击和指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进展。

《通知》下发之后，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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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解释一下：包产到组，是几户社员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组，共同耕种一部分土地，收获分配权掌握在生产队里。除了上交之外，剩下的由队里主持，平均分配给组里各户。

包产到户，是一户农民单独耕种一份土地，收获都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决定上交多少，分给社员户多少。分配权在队里。

包干到户，是分配也由农户自己作主。“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所以，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大包干，是一步更进一步地把权力下放给农民。

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产量不增不减。

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值得一提的是：

陈永贵在这一年下半年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还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大寨县山西省昔阳县（大赛人民公社所在的县）连续5年虚报产量的丑闻被揭发出来，大寨黯淡了。

顺便还要提到的是：

汪东兴于这一年2月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他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早在1978年12月就被姚依林取代了。

吴德于这一年4月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他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于1978年10月被林乎加取代。

纪登奎于这一年4月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华国锋则稍微晚一点，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19S2年党的十二大将党的主席一职改为总书记）：华国锋伺时还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9月。

华国锋又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包产到户节节前进1979年初担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是曾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村经济专家。他曾这样概括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巨大变迁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而终于完全放开。”

正是如此。这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意愿，逐步取得的成果。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解放后，我在农村工作30多年，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我饱尝过酸甜苦辣，也深知农民吃尽了苦头。谁能想到，凤阳农民奋斗了勿多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

1979年，风阳卖给政府大约4450万公斤粮食。

“陈庭元给他的上级写报告说，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的粮食的总和。

．这虽然叫人难以相信，可是事实比这还要精彩得多。因为过去20多年，政府拉进凤阳救济饥民的粮食，比风阳买去的粮食还要多。

里外里一算账，真有天地之别。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凤阳48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能养活自己。

自从包产到户，凤阳人可以神气活现他说，他们不要国家来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国家。

肥西县这一次给上级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一样要救济粮，而是要建粮食仓库。因为他们的仓库只能放1500万斤粮食，另有500多万斤粮只好在57个场院上堆着。

来安县姜泽和的者婆说：“包产到户让我丢了讨饭棍。”她18岁嫁给了姓姜的，21年来岁岁讨饭为生。现在，这伤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头。

小岗村1979年卖给国家粮食12497公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12466公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还有钱，小岗农副产品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在当时，对这群“叫花子”来说，这无疑像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

一篇报告文学《丹凤朝阳》这样描写说：一只凤凰从天而降，落到凤阳县境内，亭亭玉立，金碧辉煌。凤凰忽见一瞎眼老妇，遂展其光彩，老人立即重见光明。这是凤阳老早的一个传说了。作者说：实行大包干之后，“神话变成了现实”。

乡下人都在证明他们看到的事实：人民公社的集体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

比如天长具有个秦捕公社，84个生产队不肯分开，另外29个队包产到组。结局是那84个队1979年共计减产11万公斤，29个队则增产20万公斤。在苏皖交界，安徽刘程村和江苏下胡村在一街的两端。历史上刘程穷而下胡富。但在1979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刘程包产到户，一举粮满仓。小伙子们也趾高气扬起来，三个月里娶回5个江苏姑娘。坚守在人民公社营垒里的下胡男人们不知所措地嘀咕：“瞧人家快活得腚沟沟都流油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根据调查得出结论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都提高50％以上。

为什么呢？从下面的事情不难得出结论。

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个农民马和贵，带领全家6口在地里劳作。他的10岁女儿也蹲在地里一点点把大块土敲碎。忽然狂风大作，黄沙席卷而来，令公路上的汽车也要减速，可这一家人仍然埋头苦干，恍若不觉。

在河北平原上，有一亩红薯少了6棵秧苗，这意味着在秋天将少收5公斤红薯，作出这个计算的是承包这块地的一个老人。他居然为此走了几十公里路找来秧苗补齐。

在河南包产到户的土地上，仅仅是精收精晒，每亩地就多收回20公斤——收割10公斤，打场10公斤。

相隔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70岁，走不动路了，可她却有本事在自家养50只鸡，把鸡粪弄到地里去。

当然农尺家里不仅养鸡，他们把原本属于公社的牛马分归私人饲养，看来人民公社气数已尽，连牛也不喜欢它了。“那时候的牛”，云南思茅地区地委书记张文英说，“头低着，腰躬着，尾巴夹着，趴在地下，前拉后拽都不起来。现在，归了农户，头抬起来，腰伸着，尾巴甩着。”

新华社一位记者写道：“和过去不同，农民觉得他们是在给自己种地，而不是给当官的种地了。”

大胆的人在村口的墙上写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有幸，没有成为25年前因搞包产到户而被批判的浙江永嘉县；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没有成为被批判开除党籍划为右派的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凤阳成了取代大寨的新的热点。

“阳关道”上的人们争相走上“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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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1年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上升到总数的40％。

这是没有靠强迫命令，而是靠实践教育，靠群众愿望得到的推进。

大约有5％的生产队还坚守在人民公社的阵营里。另外55％的生产队在犹豫。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1号文件。这个文件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在万里主持下推动农村进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

文件的突破点，是这样一段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共产党执政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承认了，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大突破。这就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

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本来就应该把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民主，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东西吸纳进来，而下是排拒在外。不然它怎么成为较高阶段呢？张广友著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中说：“万里在中央分管农业，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就是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每年领导制定一个1号文件，人称五个1号文件。这五个1号文件，连同万里为讨论文件而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反映了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步伐，也反映了我们领导的队识随着实践不断深入而下断提高的过程。它是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椎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套重要历史文献。”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以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为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市场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具体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杜润生由此名声大噪，成为80年代中国最富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

人民公社解体1982年底，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本书前文指出，经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71．1，最高的计算也仅为92。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的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业生产率反而大力降低。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这一年的数字为104。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亦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1982年，粮食再度丰收，总产量增长9％。

新体制显示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1983年，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这一年，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又有39830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产量增产5％。

D85年，所余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至此，在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生产队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中国农村改革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引起举世瞩目。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万里曾经纵谈中国农村改革。根据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万里说：“为什么改革曾先从农村中突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反对“左”倾思潮压制和干扰破坏，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万里说，改革实际上是清“左”除旧。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新；日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事物，不自觉地成为“左”的东西滋生的土壤。“左”的干扰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先问一个姓什么？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单于、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胄定它姓资。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广大群众的实践冲破了这些禁铜的成果，也是我们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

逐步深化自己认识的结果。

万里说，凡事都先问一个姓社姓资，常常会把很多并非社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从而制造和扩散恐资病，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

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成长。

万里的这些话，决不仅仅具有回顾的意义，它对我们当前的发展，也有根大的启示。

这些话，不但对于当前中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中国农业探索产业化、科学化、市场化的新路子提供了总的原则性思路，而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句话，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

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是不是”倒退V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意思是，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应该说是前进了；从过去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糊涂认识到准确地认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采取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有志者对此不妨进行理论探索。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崛起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农村中可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一大奇观。

乡镇企业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它是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摆脱贫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解放初，我国农村只有少量木匠、铁匠、石匠等“五匠”，以及碾米、做豆腐的“四坊”．情况极为可怜。

到50年代未，开始出现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所得利润除上交外，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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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项目主要是农机具修理，烧砖制瓦，农副产品加工等等，其作用是拾遗补缺，以工补农，以工促副，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能起一些作用。

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片面地夸大和强调“以粮为纲”，视社队企业为“挖社会主义墙脚”，常对此展开清算和批判；由于公社化时期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危害，社队企业发展极为缓慢。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强调了在农村中除了要经营农业之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把农业发展成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这就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把农村中的社队企业——加工业和商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打击和取缔的“左”的禁锢，从而为农村加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1g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就社队企业发展方针、经营范围以及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都作了规定，进一步为社队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年9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这些政策措施，使社队企业再度在我国农村兴起，尤其是在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比如江苏省南部；那里是鱼米之乡，交通方便，地少人多，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同时由于比较重视教育，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为发展工业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再加上这里向来有办社队企业和经商传统，人的脑筋灵活，又吃苦能干，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

到80年代初，江苏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已占全省工矿企业总数的9896。

类似的情况还有浙江温州等地。

广东靠近港澳，改革开放之初，正逢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广东。广东遂利用“三来一补”的大好机会，使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社队企业急剧发展起来。

1984年3月、比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文件，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村企业，农民联合企业，其它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文件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包括信贷、财政、税收支持），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4号文件下发之后，乡镇企业在全国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四]驱动”（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和“六业齐上”（农、工、商、建、运、服）的兴旺局面。

到1987年，乡镇企业个数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增加10倍还多。从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2826万人猛增到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无，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工业产值就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1997年，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是中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这是促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有分量的努力之一，它的多方面影响，必将在今后各个方面不断显现出来。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

一篇最近发表的评论文章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评价了乡镇企业的意义，读来不无启示。该文说：“本世纪20年代未，陈寅恰在王国维挽同序中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这后未免说早了一点。陈先生所指是辛亥及五四。而辛亥及五四时之中国农村，对不起，还是几千年来的老样子，试读鲁迅的《药》即可明白。明乎此，就能理解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不久的叹息：

‘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其所以如此，最深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还像秦汉那样贫穷愚昧。”

“就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的改变来看，改革开放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的奇变。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遍及中国通衙大都和穷乡僻壤的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建设，只在孤岛般的城市里进行。这一次则大规模深入到了农村。由此带来中国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农村变了，农民变了。我国统计数字有些滞后并有缺疏，不能及时反映这个巨变的深刻性。以人口结构为例，12亿人民惯称8亿多农民。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8亿多农民中。已有1．5亿左右从事工业生产——参加乡镇企业工作；另有1．5亿左右在城市流动从事工业、建筑业或第三产业。把城市人口和这两项共3亿人加起来。

已达7亿人。城市人口和工业、第三产业人口超过了真正种地的5亿农民（不是户口簿上的农民）。在这5亿当中，减去老的小的。

恐怕只有两亿。

尽管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职业和收入并不稳定，还要在农忙时节回到土地上去，但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无疑已成为中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农业正迅速走向市场化。农民观念变了，追求市场，追求致富，追求自主，追求科学文化，追求现代化成为潮流，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化，称之为‘奇变’当不过分。

经济生活新同汇：特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放眼世界，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井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出了这一项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

当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的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但是邓小平表示赞成与支持。就在广东提出这一建议当天，邓小平即与广东同志谈话。

邓小平淡到延安当年那么小小一块地区，后来竟打下那么大的江山。

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井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

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S0年3月，谷牧再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哺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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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入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千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调整批准四个特区扩大面积，增强了特区的实力和窗口功能。“

1980年9月至11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代表团，赴六国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1981年5月至6月，在谷牧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特区的认识，并为特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等。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发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指寻原则。

后来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在这个文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至此，四个特区建设全面展开。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全新的事物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还有的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针对这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

经过考察之后，邓小平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的这次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鼓舞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而已为围绕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发表重要谈话，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一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从大连到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步伐。。

经过长期的争沦和准备之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我国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其中有不少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痕迹。邓小平在1986年9月29日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为了适应新时期多方面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开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全会公报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79年卫月至4月，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比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废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意见。在会议后期。

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讲话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口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这篇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井获得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

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我们国家很多大的毛病，是不是由于个别坏人如“四人帮”的捣乱所导致的呢？在当时，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邓小平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更为根本的制度层面。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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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在这里，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他严重地提醒干部和群众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这简明而有力的概括，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在讲话中猛烈地批评了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五种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这些弊端的危害，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邓小平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邓小平指出，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规念，等级观念，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力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承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邓小平认为，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曾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中，邓小平结合经济建设的急迫要求，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复杂性，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方面尽量创造条件，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获得极大的拥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成果和发展。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直到1986年这一年，政治体制改革才提到全党重要议事日程。

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任务艰巨紧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复杂，党内尚未就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所说的：“这个问题大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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