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公平分配的新兴经济体——2012’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对话综述（3）

   2012年11月3～4日，在中改院主办的“2012’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对话”上，中外专家围绕公平分配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收入分配与包容性增长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研讨，现将相关研讨成果综述如下。

一、分配不公是新兴经济体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

1.分配不公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前首席总裁艾森布莱特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与部分工业化国家一样，面临收入分配不均的挑战,贫富差距导致大部分人群难以发挥自身潜力，从而对增长形成障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司高级官员马蒂内茨认为，拉丁美洲发展的历程表明，没有好的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德国威腾·黑德克大学研究员李柏也认为，建立一个理想的、有包容性的社会，才能够支撑可持续发展。

2.分配不公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院长朗哈默尔认为，包括俄罗斯、中国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陷阱，有些地区收入非常高，有些地区收入却非常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和风险，可能带来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指出，近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1992～2008年16年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明显，引发了投资消费失衡等结构性失衡，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各经济体发展初期都强调物质财富增长，但在物质财富增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也指出，收入分配公平应是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着力点。

3.分配不公制约城镇化进程。南非专家通过分析南非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后指出，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而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将严重制约城市化进程。南非非洲研究院研究部部长西梅拉内指出，南非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是影响南非农民进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低收入的群体而言，城市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一旦城市生活成本变高，人们就不再有意愿进城。另一方面，当城市里收入分配出现不平衡时，城市的吸引力也会快速下降。例如，约翰内斯堡的吸引力在城市吸引力模型中已经成为负数。

二、包容性发展与分配公平。

在讨论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分析，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1.公平分配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指标。李实认为，分配的公平程度，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否属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远快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就不是包容性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可认为已处在包容性发展阶段，但考虑到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可看作是低标准的包容性发展;如果穷人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富人收入增长，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高标准包容性发展阶段。

李实指出，近30年来中国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在不断扩大。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已经扩大了150%，农村内部基尼系数要比30年前高出80%以上。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0.31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0.48左右，最高10%人群平均收入是最低10%人群平均收入的23倍。以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衡量，中国离包容性发展还有一定距离。

2.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继续保持扩大趋势。有专家认为，201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顶峰，中国迎来了“库茨涅兹转折点”。李实则认为，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比率略有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二是农民工工资增加;三是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在这三个因素中，只有转移支付有可能可持续，前面两个因素难以保证可持续，这表明收入差距缩小并不是一个稳定趋势。而且，从中国和巴西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比较来看，近20年来，巴西收入差距在稳步缩小，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0.62左右的高峰下降到2009年的0.54左右，同期中国基尼系数逐步上升，2009年已达到0.50的水平，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至今未出现。所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能被动等，需要加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page]

3.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应分析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性。李实指出，评价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性，有几个视角：第一，是否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第二，是否有助于缓解贫困;第三，是否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要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应注意先分析各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例如，个人所得税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它是单项税(即对每一项收入进行征税)，而不是综合税(即根据家庭收入和人口情况进行征税)，另外，一些高收入人群有各种方法避税或逃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从缩小收入差距来看，效果相当有限，但从缓解贫困来看，其作用却很明显;农村惠农政策使农村大部分低收入农户受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发展;社会保障政策，近年来逐步将农村居民、农民工以及城镇其他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体系，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仍然存在不同群体间社保差异性太大的问题。

4. 实施更加有助于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政策。政策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的重要因素。李实指出，当前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因素和缩小因素在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哪种因素占上风将可能决定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这一进程中，政策因素可以发挥非常重要作用。我国已经进入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亟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出台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措施。李实建议，实施更加有助于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政策;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需要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向包容性发展模式转变，收入分配政策需要更加有助于促进这种转变。

三、调整分配关系、促进分配公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推进消费主导经济转型。

1.中等收入群体是拉动消费、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加拿大南北研究院院长英格拉姆认为，低增长与较高的不平等密切相关，新兴经济体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找寻新的消费市场，这个新兴的消费市场主要是本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要靠他们的消费来推动增长。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韦洛苏指出，2003～2011年，巴西中产阶级数量快速增加，5000万人成长为中产阶级，给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带来了庞大的需求，对GDP的增长贡献达到23%～47%。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未来10年左右，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在2008年23%左右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有望达到40%以上，届时中国将形成6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拉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2.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会是促进分配公平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陈淮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竞争的不公平。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当前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得到最高收入的人群并不是市场优化选择出来的人群，低收入群体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收入。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彼德森认为，公平指的是获得利益和行使义务之间不能够失衡。要确保经济的稳定，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分配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常修泽认为，未来改革要学会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一方面要市场化，一方面要公正化，要处理好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关系。

3.以分配公平为目标推进公共治理改革。新阶段协调利益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提出，要强化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构成的公共治理结构，下一步应该重点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一是要重新认识并切实树立社会建设的理念;二是要着眼于建立和完善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重点的社会政策;三是要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四是要积极推进社会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加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通力合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需要一场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这是因为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症结，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之相关。他认为，公平正义的改革取向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