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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痛苦
——墨西哥考察报告
2010年11月23~29日,由我院院长迟福林任团长的考察团赴墨西哥进行为期7天的考察。考察团先后与墨西哥经济研究和教育中心(CIDE)、墨西哥农村发展基金会、墨西哥农业(畜牧业、农村发展、渔业及食品)部、墨西哥社会发展部小区域发展司、墨西哥众议院等相关机构的官员和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墨西哥农业部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先生、副部长瑞弗拉先生、前农业部部长、现任众议院议员乌萨比亚加先生、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乐多先生等高层政府官员会见了考察团。考察团还沿途考察了墨西哥城贫民窟,对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有了初步了解。
2009年,墨西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我们接触的墨西哥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大学教师,他们的普遍反映是,在墨西哥,经济增长并未使多数人受益,广大社会成员并未享受到高收入国家应有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农民长期陷入“发展的痛苦”之中。
一、比较优势的丧失
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实施全面自由化政策。加入NAFTA初期在促进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墨西哥摆脱了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冲击。但加入NAFTA也对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墨西哥历史上的两次金融危机。
1.农业比较优势的丢失。墨西哥传统农产品,如玉米、大豆、蔬菜、咖啡,在世界贸易中曾占有很大优势。目前,这种优势已逐步丧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瓦加斯博士介绍,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贸区,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2008年实行全面自由化政策以来,农产品关税进一步解除,使得这一状况继续恶化。无论是在技术、规模生产,还是在农业补贴方面,墨西哥农业都无法与美国相比,造成农业竞争力明显下降。例如,美国玉米价格180美元/吨,墨西哥是200美元/吨。目前,墨西哥要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满足国内需求。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托雷斯博士介绍,80年代墨西哥是一个农业净出口国,农产品进口不超过5%,食品供应相对稳定。加入北美自贸区后,墨西哥农业由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无法与美国竞争,产量大幅下降,农业整体优势丧失。
农业部前部长、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大蒜出口商乌萨比亚加给我们举例介绍,2010年国际市场大蒜的价格达到4美元/公斤,是年景比较好的一年,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墨西哥农业自身优势,而是由于中国大蒜产量的下降,如果中国大蒜产量恢复,墨西哥无法与中国竞争。
2.“去农业化”趋势明显。农业优势的丧失导致墨西哥“去农业化”趋势明显。第一,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墨西哥农业发展基金会瑞兹博士介绍,墨西哥45岁以下的劳动力大部分流向城市,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一般只有5~6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所以农业科技推广很困难;第二,农民投资农业的意愿大大降低。乌萨比亚加介绍,当前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30%左右,非农收入占相当大比重,20%左右的农村人口移民美国或加拿大打工。但金融危机后汇往国内的钱越来越少。据农村发展基金会调查,近年来50%~60%的农民没有再向农业投资;第三,大资本下乡导致小农的破产。墨西哥“去农业化”有外部原因,但从内部看,资本大量下乡后,大农场主垄断了农产品价格,获得大部分农业补贴,小农户无法与之竞争,纷纷破产。瓦加斯博士介绍,墨西哥有6家玉米大公司,其中1家垄断了70%的贸易量,控制着整个墨西哥玉米贸易价格。
当问及墨西哥农业能否重新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教授们都无奈的笑了。特帕加博士说,目前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资本、劳动力回流到农村,但这非常困难。
3.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自1994年以来,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4%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波兰科教授介绍,80年代墨西哥40%的外汇收入依赖农产品出口,现在50%的食品需要进口。为了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墨西哥每年花在进口食品的外汇支出就达2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全部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到美国打工一年寄回的钱。托雷斯博士补充说,这部分外汇支出相当于墨西哥一年的石油出口收入。波兰科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他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因为中国对农产品生产限制的比较少,放开的比较多,农村有发展的动力。
4.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由于农业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墨西哥农村贫困问题突出。托雷斯博士讲,目前墨西哥有6000万贫困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60%,其中,80%的贫困人口来自农村。瑞兹博士介绍,由于农村贫困,农民纷纷前往城市谋生。墨西哥城的贫困人口主要是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大量农民因没有土地而放弃农业生产,流向城市或偷渡到美国。1991~2007年,墨西哥农村从业者从1070万减少到860万,下降了20%。每年流向美国的人口大概50万人,其中40%是农村人口。波兰科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是因为外出打工,墨西哥却是因为“去农业化”导致农村就业大大下降。瑞兹博士进一步分析,农村公共支出的快速增长与农村从业者快速下降说明,农业补贴基本没有进入到小农户口袋,促进农村就业已经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任务了。
二、城市化之痛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墨西哥城市化水平经历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墨西哥农业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介绍,20世纪40年代后,墨西哥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加快趋势,1950年城市化率达到42.6%,1960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7%,1970年为58.7%,1980年达到66.3%,已接近于当时欧洲城市化率,40年间提升了31.2个百分点。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77.2%,超过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仅用了20年。但墨西哥的快速城市化存在严重的问题。
1.过度的城市化。由于城市化缺乏工业和农业的支撑,加之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墨西哥的城市化缺乏有力的支撑,演变为“过度城市化”。
“进口替代战略”的过度实施使墨西哥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为77.2%,而工业化进程远远滞后,当年工业化水平只有37.1%。在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和农业比较优势丧失的双重压力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了城市,产生了失业、城市贫困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
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是拿着清洁剂和抹布为堵车的汽车擦车窗的服务人员。司机米格尔介绍,这种非正式就业是进城农民的主要就业形式。农村社会发展部罗萨勒斯司长介绍,在墨西哥每年约有100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政府只能提供25万个就业岗位。进城的农民大多年龄偏大,平均受教育年限低,难以获得职业培训。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和工业技能,进城农民很难适应城市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包括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向各式各样的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
除了被迫进城的农民感到就业压力,城市白领阶层也时刻感到生活压力,不得不从事两到三份工作来获得更多收入。例如,为我们服务的司机米格尔是一名大学教师,人类学硕士。他除了日常的教学,业余时间靠为旅游团当兼职司机赚取外快。米格尔说,这种事情在墨西哥很平常,在他们大学也很多,为了生活的体面不得不从事多份工作。
考察中感触深刻的是,11月29日清晨6点,我们在车上看到一对父子(孩子大概5~6岁)正在十字路口表演杂技获取来往司机的小费。送我们的司机说,这就是墨西哥大量下层人群生活的写照。
2.剥夺农村的城市化。在墨西哥,与城市化相反的是“去农业化”过程。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学院德加第罗博士认为,墨西哥农民进城是因为在农村无法生存,是彻底放弃农业的过程。自上世纪60年代后,原有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已导致土地兼并,再加上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又不重视农业,大量农民在破产后不得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家庭农业逐步衰败,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进一步增多。墨西哥的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衰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城市化”,或者说是资本剥夺农民的过程。
3.沉重的城市化。由于墨西哥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而且城市人口又相对集中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仅首都墨西哥城就集中了墨西哥近20%的人口。过度的城市化导致“大城市病”越发严重,交通、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过度城市化导致的城市贫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贫民窟是墨西哥发展过程中长期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具体表现,成为制约墨西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11月27日,考察团考察了绵延数十公里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400万贫困人口。陪同人员介绍,1940年墨西哥城人口约164.5万,到2000年已接近1800万,年均增长超过5%,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移民。政府对城市化速度估计不足,难以为如此庞大的人群提供住房,进城农民也无力通过正规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于是只能占用城市边缘的公共土地建造简陋住所,贫民窟的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张。
政府无力向贫民窟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长期采取了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组织起来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盗用城市供水系统的水,用电则从附近的输电站偷电。贫民窟的子女也很难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根据当地人介绍,贫民窟里每100个上小学的人中只有40个能升入初级中学,其中20人能上到高中,只有1个人能进入大学。
贫民窟居民是墨西哥快速城市化的受害者,大都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构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墨西哥许多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都是从贫民窟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仿佛成了“独立王国”,毒品、暴力犯罪肆虐,政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控制。2008年4月,位于墨西哥城市中心的Tepito贫民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犯罪分子与军警枪战的恶性事件。
4.失衡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和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前是墨西哥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期,1970~1981年,GDP年均增长6%左右,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35%左右的水平,无法与经济增长同步。此外,从20世纪40年代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开始到2000年,城市基尼系数从0.67上升到0.78,收入分配差距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墨西哥经济与教育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原墨驻华大使奥古亚诺教授指出,城市里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大约是最低收入群体的34倍,虽然差距没有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但长期固化,缩小的难度相当大。他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墨西哥贫民窟现象就难以根治。
墨西哥公共服务起步较早,发展到今天,对儿童、部分城乡贫困家庭等特殊人群的服务比较到位,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稳定的制度。政府的公共服务局限于单个项目的推动,缺乏整体的公共服务体系设计,公共服务覆盖面较小,公共资源短缺问题在墨西哥的城市普遍存在。据社会发展部计划司司长提耶拉先生介绍,墨西哥城市里的养老金只针对正规就业的人,但大部分农民进城后很难获得正式工作,大多是非正式、临时就业,难以享受到相关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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