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在转变中谋发展——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综述（二）

在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下，“十二五”必须在转变中谋求发展，通过改革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活力和合力。

一、国内外双重压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1．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去杠杆化”可能演变为“去全球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短期会遇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背景下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泛滥，冲击到发展中国家，中间利率的波动会引起更大的摩擦。要警惕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变成经济上的“去全球化”。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各国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的货币较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复杂的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指出，2009年我国占全球对外贸易的9.6%，但是在反倾销案件占40%，反补贴案件占75%。王振中指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体现在低附加值产品上，而且开始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封杀。

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等国际压力，都将逼迫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国内发展压力增大

输入性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并存。刘世锦认为，一方面，输入性的通胀今后一段时间会越来越突出，过剩的流动性由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商品，例如铁矿石、黄金、农作物；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也相当大，尤其是要面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人口红利面临终结。刘世锦等专家认为，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呈现根本性变化，直接的结果是工人工资提高，企业成本上升，迫切要求竞争优势由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曹远征、陈文敬等专家指出，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转入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人口红利还能用多久是一个极大挑战。另外，未来10年人口结构中17%是60岁以上人口，未富先老，储蓄率很快会下降，以高储蓄率维持的高投资率将受到威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削弱。

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王振中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我国将面临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三大约束”，逼迫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刘世锦指出，建设“两型社会”，本质上是把过去没有内在化的、扭曲的、低估的资源环境成本校正过来，算到企业成本里面。

防止陷入“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陷阱”。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宋立进一步指出，由于总量的“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防范意识，非经济冲击增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成功与否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

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3-5年进入一个次高或者中速增长期，很可能是从目前10%会降到7%。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慢变量，因此转型现在就要起步。曹远征也认为，如果我国经济完全以内需为基础，未来10年的情形是从目前10%的高增长向6%的增长转变，现在的政策安排就是控制这个收敛速度和幅度。

3.用足用好战略机遇期

与会专家指出，深入分析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双重压力，并不代表悲观预期，目的是增强忧患意识，推进经济转型早走一步，今后发展的赢面就会更大一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等专家指出，即将来临的“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深化改革发展、扩大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第一，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抢占制高点；第二，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当前是我国走出去的最好时机；第三，坚持实施“引进来”的战略，加大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高端人才的力度；第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第五、保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建议，“十二五”要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认真总结“十一五”的经验和教训，切实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惠民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赵白鸽强调，面对变与不变因素，新一轮发展必须以人本思维和全球视野来考虑中国下一步的目标、重点、模式以及体制问题。 

二、“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四大转变”

1.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追求。要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创新。

宋立指出，短期内扩大内需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努力方向，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稳步扩大消费规模和比例。

2.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从工业化主导到城市化主导，对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未来5年，我国将形成城市化主导的新格局，城市化率至少由现在的46%达到50%以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新格局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拉动和国外资源供给的外源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它既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外源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十二五”我国应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进程。

3.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转变

迟福林认为，低碳经济不仅涉及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更是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王振中强调，我们不能只陶醉于“黑色”GDP超过日本，更要在“绿色”GDP方面超过日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推动。常修泽、宋立等专家认为，我国要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把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突出出来，通过深化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资源税费制度等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自动减排。根据来自地方的专家介绍，在环境权益交易方面，地方已在积极探索。2008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武汉、杭州、昆明等环境交易所相继成立，目前全国已经超过了10家。

4.从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

迟福林指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经济水平的制约，更涉及到财政支出结构等制度安排。例如，未来10年，广东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将拿出近2.5万亿解决全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将加快广东形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对广东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认为，“十二五”应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把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对一部分低收入阶层应通过保障性住房来满足住房需求，而不是都推到市场上。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住房制度改革需要补的一课。

三、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各领域改革

1.使改革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与会专家指出，“十二五”改革攻坚能不能有重大突破、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要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魄力，与社会的参与、表达、协商、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积极性与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形成改革攻坚的社会合力。迟福林认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改革主要体现在发展导向的三大转变：一是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二是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三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民生发展时代具有特定的改革需求: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出发点从物本转向人本；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评价标准从经济发展最大化转向民生发展最大化。

2.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等专家认为，现在由部门推进的改革，触及利益的时候就会避重就轻，所以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全面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指出，“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协调机制，如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曹远征指出，过去三十年间，改革推进之所以比较顺利，其中很重要的是不仅有改革的共识，还有改革的组织保证。因此，“十二五”推进改革不仅要有改革的规划、改革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改革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