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这是20年来贯穿我国新闻工作的一根鲜明的红线。

从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上看舆论先导

新闻工作，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它总是灵敏地反映着人心所向和时代发展趋势。2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场大讨论和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讲话，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宣言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在深刻思考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深化、扩大?面对这种困惑，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讲话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半月谈》，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发表评论文章，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由此引起一场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论争。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上，全党统一认识，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可以说是新时期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在年初去世，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妥善解决，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加以澄清。江泽民总书记在这年5月29日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成为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宣言书。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北京一些新闻媒体闻风而动，根据江泽民同志“五•二九讲话”精神，兴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舆论宣传，为十五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观20年来我们党面临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敏锐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紧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发挥了改革开放舆论先导的作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和压力，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等一部分编务工作。我亲身经历第二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的舆论宣传全过程。因此，本文将着重回顾这一段新闻工作的体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为推动改革开放而发挥舆论先导作用的。

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工作存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有的甚至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滑坡，国有企业的改革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江泽民总书记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在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强调“即使冒点风险，也一定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按习惯来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28日，他在上海视察了好几家企业，仔细倾听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他又一次阐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同志恳切“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鼓励上海干部群众“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很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他两次强调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正是“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核心，是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主要方向。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不是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吗?当时我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深感有责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于是，我主动邀集两位同志一起讨论撰写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放在“辛未羊年”春节(1991年2月15日)刊登，鲜明地提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强调“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强调“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特别提出“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强调“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刊登)，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12日刊登)，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做出实绩的人。

《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读者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一些干部来信赞扬文章以加大改革开放分量为主旋律，“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些经济专家学者反映，文章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论述是“及时雨”，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加强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驻上海办事处接到本省、区、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并向报社了解发表背景。一些外国驻沪的领事馆和记者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文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它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妄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人公然责问:“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商品经济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说什么“80年代改革开放造成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险”。有的文章还鼓吹揪党内走资派，说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他们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同志。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进行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大音稀声扫阴霾

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而且把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阐述。1991年9月1日夜，他又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接着，江泽民同志又在9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了一家大报对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总书记对那些喜欢拿大帽子吓人，好作抽象争论的人的鲜明态度。

我们根据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继续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例如苏联八月变局后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明确提出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阐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0月间，我执笔撰写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鲜明阐述，同时，也回答了当时有人把我国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妄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要求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错误论调。接着，在12月间，我们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两论《改革要有胆识》的评论，批评那种反对冒改革中的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真是难忘的1991年！这一年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论争，是要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交锋，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尽管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又已88岁高龄，仍以一个老党员老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辞劳苦，视察南方，发表发聋振聩的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尖锐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他要求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等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曾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量，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

舆论:改革开放的先导

又一个大年(壬申)初一(1992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又一次在头版显著地位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这是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接着，中央和全国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3月下旬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活动和谈话。一个宣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就此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解放日报》也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发表署名评论，深入阐述南方谈话精神。4月发表《论走向市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初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并对加速发展如何避免经济过热作了分析。接着，又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1991年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发表《论“换脑筋”》一文，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要求人们在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方面“换脑筋”，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回顾从辛未羊年到壬申猴年这一年的宣传报道，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邓小平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集中体现了党心民心军心之所向，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它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皇甫平”文章，也因此获得了解放。曾被当做靶子围攻批判近?年的“皇甫平”，1992年6月在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新闻媒体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在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前驱的作用。（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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