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纪念:1984年商品经济写入党的决议

　　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邓小平这样评价。

　　【缘起】

　　提“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如泥牛入海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体改委原委员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他说，就是在文件出来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

　　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卓炯1979年春又撰写了著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1980年5月，被称为改革开放重要参谋的原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杨启先说，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在各省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也只好搁置另议。

　　1981年，杨启先就任体改办规划局长，提法就谨慎多了，只能说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重提】

　　主张“商品经济论”被批“知识分子劣根性”

　　到了这一年底，“商品经济”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1981年11月22日，陈云在与各省书记座谈会上也强调要“按计划办事”。

　　“那个阶段，理论界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说，一位中央领导曾批判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说这些主张势必“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最终，1982年9月1日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出“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1982年、1983年间，媒体对商品经济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在受到批判之后，薛暮桥最终作出了让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其间，高层内部把经济学家分为四类，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作为第一类，主张商品经济的则列入第四类。

　　【起草】

　　“思想解放不够”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整

　　到了1984年，即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时，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杨启先回忆，商品经济论在当时理论界已屡有提及、但中央文件尚未写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议，要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开始起草，杨启先被调入到起草小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 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

　　1984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

　　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增加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进入文件起草小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但仍有人反对写进商品经济，主要是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高尚全说。

　　【讨论】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宪法不抵触”

　　事后，高尚全想了一个“计策”，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了个理论研讨会，力图通过理论界的意见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

　　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会上，高尚全阐明文件应当在理论上有突破，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上去。大家讨论意见很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

　　此外，研讨会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指出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对称，也不科学。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工作期间，胡耀邦、赵 紫阳又分别上山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当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时任国务院总理赵 紫阳说，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其间，赵 紫阳听过很多建议，于光远、童大林等人开过一个会，坚决主张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给赵 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

　　与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还请去了邓力群，赵 紫阳首先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赵 紫阳问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后又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说，他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

　　【出炉】

　　中央决议正式成文前夕临时加句话

　　1984年9月9日，赵 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常委写了封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达了4层意思。

　　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了征求意见稿，人员包括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人。

　　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去。

　　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但写进决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杨启先说，由于一直有争议，《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这实际是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产品的领域，而不包括生产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体系。

　　《决定》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尽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经济就害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承认这样的观点使文件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并为后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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