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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风流人物录（二）——万里
改革开放风流人物录（二）——万里
如果可以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评为统率或大元帅的话，那么大元帅手下有哪些人有资格可评为元帅呢？笔者认为，万里有资格被评为元帅，而且应居首评之列。主要理由简要概括如下：一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肯定并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省委书记，打响了中国改革这场特殊革命的“第一枪”，其历史意义无亚于1911年的武昌首义、1927年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领导和指挥者都是元帅级的人物。二是反极左态度十分坚决鲜明，为邓小平清除极左路线立下汗马功劳。我认为万里反极左反得是很彻底的，很有特色，很有效果，可说是实实在在地反极左。三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竭尽全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四是思想活跃，思想解放，不仅能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总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开创时代，是中国现当代不可多得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实干家。总之，万里如果被评为改革开放元帅，则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应位于所有元帅前列。下面还是以当事人来评说万里吧。
田纪云：我所知道的万里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5 月19 日 |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他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还主持制定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8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制定了一系列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部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惟贤还是任人惟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1980年代初，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1989年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原文约1万字，限于篇幅，本报转载时做了删节)(P1162591)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213782.htm
万里的“独木桥”和杜润生的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题目叫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草案）》。这个文件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说明包产到户此时仍是禁区。
但是，实行包产到户地区的示范效应是挡不住的，因为农民受不了饿肚子。
1979年春天，各地农民纷纷行动起来，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这一份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在当时叫包产到组。
当然，这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大气候不一样。各地干部对此少不得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早就扣上去了。
但此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4日，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写来一封信，并附一封河南读者来信，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抢农具的混乱现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分队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要报社赶快发表这封读者来信，并把他的指示改成评论一起发表。
当夜，报社总编室直接处理稿件，把领导同志的指示改为“编者按”，与河南那封读者来信一同在3月15日的报纸上发表。
张浩是甘肃档案局的干部，他回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于是以激烈的措词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给《人民日报》施加压力的是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王任重。
来自上级如此急迫而且十分具体的亲笔批示，使编辑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张文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绝不是一封普通来信。
有的县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王任重领导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 “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万里回敬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万里则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文章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这篇文章说，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还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反驳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极大地缓解了对包产到组的压力。……
包产到户确实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农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整个形势在1980年相持不下，各地干部左右为难。
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概括从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年8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主管全国农业，促进了农村工作思想解放，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发展。
1980年9月，刚刚调整的农委领导班子召开包产到户问题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地方领导人表示支持，多数沉默，也有提出尖锐指责的。
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此时受命，在这个会上就包产到户问题作个报告，这可是个大难题。杜润生在激烈的争论中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来谈。这就是，包产到户对各地急需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具有巨大作用。这个问题，是摆在各省领导人面前最急迫、最头疼的问题。任何反对包产到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除了包产到户，别无选择。杜润生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实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经过讨论，会上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特殊政策，可以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但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搞一刀切。对贫困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75号文件虽然存在历史局限，但它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人心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在这次会议上，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又一次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以上面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与发展的必然性，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人的反对。
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人竟要求追究《人民日报》文章法律责任。
长江边上有一个城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在干部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要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要一定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这些交锋，充分显示了农村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然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
1980年中等年成，年终统计农业产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不增不减，实行包产到组的增产10%─20%，实行包产到户的增产30%─40%。“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这句话1979年在安徽已经得到证明。一年后，再次在全国得到证明。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大突破》马立诚）
http://big5.china.com.cn/xxsb/txt/2006-10/10/content_7227413.htm
2009-8-11/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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