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户口事件”看改革的逻辑

家庭承包经营本身属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万里同志。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华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一书，把我带回了当时参加编辑《万里文选》时的一些细节，忆起了万里当时的一些谈话。在今日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的历史时期，透视当时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对探讨继续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谓启示良多。

在当时，“只要是能增产，农民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政治”

1978年安徽启动的农村改革，可以说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左”的政策路线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一方面来自于安徽内部自然灾害，那一年的全省大旱直接激发了基层的政策突破。文选的资料显示，这年九月，万里先是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借地度荒”等办法。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的局……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后面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政策上允许包田到户。可以说，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一文透露：1979年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

万里的这些谈话，是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种政治动员。他将意识形态降低到了基本生活问题，他讲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生活常识，以生活常识启动思想解放，用常识性的动员来突破当时动辄就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立足群众要吃饭，要生活，来阐述什么才是好的政治，这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突破的理论基础。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大包干的诞生地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五年吧！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了。”

“尊农精神”，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家庭承包制度的突破过程显示，改革的源头并不是理论家的创造发明。上世纪80年代安徽的“上户口事件”（参见）说明，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群众的实践和探索，是打压还是尊重，是反对还是支持，是给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这个“孩子”以正当的名分，还是否定甚至扼杀它。在当时的农村改革所面临的环境下，改革作为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就是要打破那种用抽象观念建构出来的秩序。但是，拿什么方案来取代旧有的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问题。如果仍然是用预先策划出来的一套抽象原则来强加给民众，那么，其结果仍然是另一场灾难。而当时安徽的农村改革，其源头不在于某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于具体的群众实践和探索经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历练。正是那些生活的常识和农民的经验，为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动员和思路。

在编辑《万里文选》过程中，我发现，万里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于政治家而言，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把万里等改革家的这种政治态度概括为“尊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把农民生计视为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认为农民有智慧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生计。翻看万里在那个时期的言论，并没有引经据典的严密论证，但是，他所坚持的主张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也是最高层次的理论论证。这就是：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以老百姓过好日子为依据的。这种朴素的论证是最有力量的论证。相比之下，过去那些用自己建构出来的抽象“社会主义”理念来裁剪生活的人，其实是政治理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异化。这种理论先建构起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准，然后用这套理论标准来剪裁现实生活，包括规制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活动，如集体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家庭经营就是反社会主义。违反了这个理论标准，即便是老百姓拥护，经济效果好的办法，也不可以，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所谓“社会主义”真是荒谬之极。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6年，万里在一次并不是很重要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谈话。尽管这篇重要的讲话当时引起了争议，但在文选编辑过程中，万里专门指示，将它收入文选时不作任何改动。他说：“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

“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我们的事业也要不断地开拓，才能不断地发展。”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还没有大功告成，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在政治体制上还有更多事情要做，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全面改革的应有之义。

“上户口事件”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省委工作会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他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这就等于给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这个“孩子”上了户口，有了正当的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