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与社会和谐

当前，如何在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已成为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分析和认清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和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第一，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仍需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所谓渐进式的改革，就是对经济社会领域的体制问题采取逐步优化的方式，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方式。其中最核心的逻辑是帕累托最优改进，就是每一步都要求力求使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好，与此同时，确保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直接得益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选择。作为一个具有13亿人的大国，改革的每一步都相当谨慎，不仅要照顾到有利、合理，还要照顾到社会各方面的反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领域做大了“蛋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确保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那么，目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采取相对激进改革的条件呢？从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局部领域可以快速进行突破。比如近几年迅速取消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从全局看，多数领域的改革均需要相机推出。比如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非常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急于推出就不合时宜。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助长当前的物价上涨，这就会带来新的民生问题。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但也几乎不存在激进式改革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能够对激进式改革的风险和收益作出具有预见性和令人信服的评估。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改革需要热情，但是更需要热情背后的理性。改革新阶段，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如何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双重任务。 

第二，遵循渐进式改革演进的规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2006年2月6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他认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应当说，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对策。渐进式改革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也是我们过去近30年改革实践中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改革要适时地选择老百姓要求最强烈、同时又最有条件解决的阶段性目标，尽快加以突破。这样就会使改革步步都能够有明显的社会收益，步步都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关系民生，全社会关切；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国家财政大幅度增长，我国已初步具备条件解决这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 

抓紧推出社会领域的改革，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有利于克服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弊端，而且对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一是通过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使国家逐步承担起渐进式改革的成本，以改进困难群体生活为起点，增强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二是有利于强化国家在再分配中的作用，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政府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能有利于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把社会体制改革作为增量改革，不是取代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市场的信心，进而增强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 

第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弥补渐进式改革的缺陷。渐进式改革本身，既包含社会和谐的因素，也有不和谐的因素，需要在改革进程中兴利除弊。我们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本意，就是要确保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体制变迁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不割断历史，尊重社会传统和社会文化。但另一方面，采取渐进式改革，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各项制度长期不完善这一客观现实。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新旧制度并存是常态，新旧制度之间的摩擦、制度真空、制度不协调不配套，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相对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的条件是多数人能够具备较高的道德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制度不完善的负面影响。 

我国渐进式改革30年走到今天，改革文化体制，重建社会道德已成为当前改革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渐进式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比较多的制度形成是外生的或嵌入式的，如果这些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道德文化基础被侵蚀，潜规则就会盛行，从而使多项正式制度失效。这样，就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公信力，反过来还会进一步侵蚀社会的道德文化基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这也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体制改革，吸纳和整合各种合理的价值观念，使得我国成为一个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大国。尤其，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今天，文化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种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四，以政府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四位一体”的全面制度创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提出，新阶段的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全面制度创新。应当说，这一判断是比较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国情的。改革发展新阶段，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性和配套性在逐步增强。其中每一项改革滞后都会制约其它领域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在这四个领域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得相对比较快，后三者是“短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也意味着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改革的收益将更为明显。因势利导地推进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有利于为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从整个改革的总体特征看，“四位一体”的制度创新，其核心问题是政府改革问题。检验上述四项改革的基本标准应当是我们是否建立起了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如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文化等领域的边界界定清楚了，政府的职能真正到位了，上述四项改革就基本到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以政府改革为重点的全面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政府改革已经成为目前改革收益最大、改革成本和改革风险相对比较小的改革。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对于兼顾渐进式改革与社会和谐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方栓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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