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下）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

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理论斗争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万里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具体的农业工作和农业政策制定上倡导新的社会主义理念。直到1982年前后，当时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围绕家庭承包的政治性质，即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随着政策主流转变，坚持家庭承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述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从当时条件看，这些研究为改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但是，如果在更加深广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来看，这样的研究论证，虽然政治意义巨大，但理论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问题的时候，硬要论证某种生产经营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显然相当牵强和玄虚。在这样的论证中，前提条件不确定，逻辑判断自然也难以成立。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则基于政治需要。缺少它，改革的方案就难有“正当性”，难以突破思想的樊篱。在今天看来，则属于意义不大的文字游戏，因为，这种理论探讨的起点不对，或者说，这种理论研究的起点是悬置在半空之中的。

看看万里在这个时期的言论，并没有引经据典的严密论证，但是，他所坚持的主张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是最高层次的理论论证。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是否为农民所选择，是否能解决农民的生计。如果是民众的选择，是所谓“社会主义”当然好，不是“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因为，社会主义在根本上也是以老百姓过好日子为依据的。这种朴素的论证是最有力量的论证。相比之下，那些用自己建构出来的“社会主义”理念来裁夺生活的人，其实是政治理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异化。这种理论先建构起一整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准，然后用这套理论标准来剪裁现实生活，包括规制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活动，如集体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家庭经营就是反社会主义。违反了这个理论标准，即便是老百姓说好，经济效果好，也不可以，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端地说，即便是饿死人，也要坚持所谓“社会主义”。而且，在这样的主义指挥下，中国果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荒谬，使得我们想起了旧道学“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一种杀人的理论。清代思想家戴震称这种天理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他说，“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谭嗣同痛斥这种天理：“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用今天的话说，“左”的政策和路线祸害人民，“左”的理论害人，如同道学杀人一样。

家庭承包制度的突破过程显示，改革的源头并不是理论家的创造发明。1980年1月，万里在省委工作会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他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这个报户口的故事说明，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群众的实践和探索，是打压还是尊重，是反对还是支持，是给群众创造的这个“孩子”以正当的名分，还是否定甚至扼杀它。农村改革所面临的体制环境，是一个按照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式构建起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安排，而改革作为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就是要打破这种靠理性建构出来的秩序。但是，拿什么方案来取代旧有的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问题。是单纯依靠理性来重新设计一条“直达天堂的捷径”，超越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吗？这毋宁是“用一个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代替另一个他已经失败了的理性主义计划”（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如果仍然是用预先策划出来的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来强加给民众，那么，其结果仍然是另一场灾难和挫败。而万里所推动的农村改革，其源头不在于某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于具体的群众实践和探索经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历练。正是那些生活的常识和农民的经验，为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动员和方案。

农村改革的突破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人物仅仅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匡世济民的志向还很不够，还必须对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层的理解。根本上说，这种理解首先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为在社会生活面前的谦逊，对于历史主人的尊重。在处理农村发展问题上，核心是对于农民的尊重。万里等改革倡导者所以甘心当农民的尾巴，是因为对于农民智慧的崇敬和信任。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观。有一些人，特别一些政治精英，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社会的玄机，掌握了治乱兴衰的规律，认为农民不知道需要怎样的生活，也不懂得选择生活其中的制度，因此，农民的生活需要他们来设计。秉持这种理念的领导者，不可能对农民有真正的尊重，对于农民的创造和选择也不存敬畏。相反，他们认为农民需要敬畏他们。他们宣称自己发现并掌握了这个“规律”，并由此来规制社会生活，若有不信不从者，便被视为异端和反动。理论上的自负，在政治上则必然表现为专断。农村改革的过程证明，社会演变的规律并不掌握在某一个或者某些精英人物手里，不论这个人物多么伟大和高明，而是存在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中。也许这些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但是，这个认识的过程也一定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可以变得张狂和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