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1年10月初，我院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研究项目课题组对四川省绵阳、成都、阿坝等三地（市）州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进行了入户问卷和调查。这次调查是试验性的，目的是摸索全面展开本课题的调研经验。
   一、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在经济利益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四川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妇女土地权益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农村妇女与男子在土地发包这一“起点”上是绝对公平的（见专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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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1男女平等分地的案例

   刘永年家：都江堰市玉堂镇宝瓶村7组农民。全家13口人，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但是已经分为4家：刘永年夫妇（60岁），及其父（83岁）母（82岁）等4位老人一家。刘父原为玉堂镇的老中医，退休后仍在镇上行医（个体）。老刘家耕种2.4亩地（该村每人0.8亩地，因刘父是城镇户口，所以只有3人参加分地）。另外三家是小字辈：老大刘运民夫妇俩、1个儿子，2.4亩地；老二刘运福家庭结构同老大一样，也是3口人，2.4亩地；老三是女儿已经出嫁；老四刘运兵夫妇俩加女儿，2.4亩地。
   蒋君家：安县花亥镇西桥村4组兼业农民，两夫妻、女儿、儿子，全家四口人。人均1.25亩，儿子认为种地不划算没要土地，剩下3人共分地3.8亩。
蒋松林家：绵阳市安县兴仁镇寺庙村九组外出打工农民，全家5口人。人均1.2亩，共经营6亩土地。
   张腾明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漩口镇集中村三组村民委员会主任，羌族，全家7人，夫妇俩，5个孩子（四女一男），村里土地男女均分，共得10亩山地（其中包括父亲的那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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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安排,它的背后掩藏着“集体成员必须平均占有集体土地”的观念。无论男女老幼平均分地是现实农村一个通行的“法制”。“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土地占有关系随人口的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是四川农村维系土地占有关系的较为普遍的做法。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制度背景，造就了四川农村妇女与男子土地权益“起点”公平。
   二、家庭女性成员土地继承权
   由于土地占有关系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化，四川农民承包土地继承权基本没有保障。因为，婚丧嫁娶中户口迁移或者注销，土地都将被集体收回。当问及“当丈夫去世后，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回答“自动归于妻子”的极少；回答“自动归于已成年儿子”的也很少；大多数回答是“由村集体收回”。问及“当父母去世时，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大多数人回答仍然是“由集体收回”。座谈中我们还发现：很多人认为，由于户主一般是男性，家庭的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自然由男性来继承。但是，无论婚嫁和离异，只要妇女不离开本村，土地可仍由其承包经营。在调查所及的地区，能否继承土地使用权的最高准则是户籍(即“成员权”)而不是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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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益的安全性
   四川农村女子婚丧嫁娶的过程中容易失去土地。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女子嫁人，户口一般迁离娘家，女方到男方家落下户口。娘家村的土地就“自然”要收归集体。至于出嫁女在婆家村能否获得一份土地，则要视婆家村有无机动土地，或者是否正好“赶上”了婆家村调整土地。“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女很少获得娘家的财产，用一份嫁妆“打发”出嫁女，存在于很多地方的习俗和传统观念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显歧视女性权益。据了解，乐至县天池镇三里九村三队女性村民徐小兰，1998年与本乡的公办教师张某结婚，婚后一直在女方的原籍地居住。但女“嫁出”、男“娶进”的传统习俗在这里变成了村规民约，村里以她结婚该迁出户口为由，强制收回其责任田。徐小兰两岁的孩子受母亲的牵连也没有土地。生活没有来源的徐小兰找过镇政府、县委、县政府等部门，但问题很难解决。郫县犀浦镇国宁村，1960年时全村人口有600人，到现在已有1600多人。为扼制村里人口继续猛增。1994年，村委会组织全村代表召开社员大会，制定了一“土政策”，即村上寡妇再结婚，必须找本村户口的男士。如不是本村户口的，领结婚证后，女方及其子女的户口将不在国宁村；而单身男子可以任意结婚。此“规定”实施很多年了，无一例外。该村5组的妇女赵洪秀受这一“土政策”所限，与相识相爱的新都小伙子张忠良无法共结连理（资料来源：2001年10月18日《南国都市报》)。这种状况其实并不鲜见，全国妇联最近在对30个省市区202个县1212个村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在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地，有43.8％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
   四、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1、传统习俗的作用。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古老的“三从四德”虽然在法律或制度中已经消声匿迹，但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完整的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户主都是男性。同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男孩的教育权利要优先于女孩。许多地方农村女孩子被看做家庭暂时的成员，一旦出嫁，将不再享受娘家与土地相关的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2、法律与政策存在的漏洞。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也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妇女的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但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办法。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却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社的决策，而村社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毫不奇怪会受到伤害。
   3、农村男女不平等的分工。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许多地方依然严重。由分工所决定，男子是生活资料的创造者，自然而然成为家庭的主人。如今，男人在外闯荡，女人在家留守成为一种“新时尚”。在座谈中我们发现，未婚年轻女劳动力明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外出打工的人数有很大的比重。但她们结婚以后就不再外出。许多地方农村现在一般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驻守。女子的分工已涵盖了家务劳动、田间农业管理。农业生产劳动力有女性化的倾向。
   五、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建议
   1、在新的农村土地立法中，应将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具体化。具体体现“夫妻在家庭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平等”原则。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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