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文：中国改革的思考者

去年，安志文生日时，朋友送他的祝词中写道：中国改革践行者、思考者、守望者。这是对这位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90载风雨历程的最好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安志文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60年坎坷，他与中国经济共进退。

91岁的安志文除了听力欠佳，身体一如往常。每天，他都准时前往研究会的办公室，看文件，了解时事，与年轻人交流看法，并将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建言献策。他笑着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但这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了人；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让贫富差距拉大。”

在北京百万庄安志文的家中，面对记者，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平和地谈他对中国改革的欣慰与忧思。

腐败和收入差距拉大，与“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

安志文生于陕西子洲县的安家大院。以安姓人聚居的安家大院，清代就出高官，到了安志文这一辈，安家大院就走出了两位中共中央委员、三位共和国部长、一位将军。安志文与曾任中组部部长的哥哥安子文，一时成为安姓人的骄傲。

安志文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建设基本都照搬苏联。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济是根据指令来完成，没有生产出更多的供应人们消费的东西。邓小平说，经济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国家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随后，不论是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都是举世公认，也是当初参与改革的人始料未及的。安志文说：“目前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德国，成了世界第三，过两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是干部腐败严重；二是收入差距过分拉大。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只为特权开绿灯，这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之前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这当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边区民主政府悉心尊从民意，毛泽东真诚向大家鞠躬道歉

1936年西安发生两件事，一个是“西安事变”，一个是事变前3天发生的西安“一二·九”学生请愿运动。那年，17岁的安志文已经参加了共青团，被组织派到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

西北救国会秘密组织学生到省政府和蒋介石住的临潼去请愿。安志文与一批学生去临潼。他们刚出西安，蒋介石住处周围的机关枪就架起来了，张学良怕学生出事，就追出来，说你们的要求我在几天以内以实际行动给你们答复，他们就回去了。结果第3天，张学良就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中的激进分子把张学良被扣后的东北军实际代言人王以哲将军打死，安志文这批学兵就去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他被分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工作。

安志文说：“1942年，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威信很高，但边区一个县长被雷击身亡时，有个老农却说为什么雷公不打死毛泽东，被公安处抓起来，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毛泽东得知后，派人调查，发现这个人不是反对自己，而是蒋介石不给延安发晌后，延安新增的近十万军队和学生吃粮都由边区老百姓负担，他们自己吃不饱却要按数交齐公粮，自然要发牢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随后，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征粮任务，并开始精兵减政，开荒种地，搞大生产。”

之所以讲起这件事，安志文说他们那代人参加革命，一个是要抗日，反对投降；一个是要民主，向往民主。安志文说：“虽然延安时期也走过弯路，比如整风很好，但整出来个‘抢救运动’就有错误，但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并向大家鞠躬，道歉，这一点不损害他的威信。事实就是这样，无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靠一个人的脑袋是解决不了的，要发扬民主，发挥大家力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在不同意见中讨论研究，才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现实中，往往因为一个人说了算，缺少民主与监督，造成目前很多国家利益部门化、地方化，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也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

对此，安志文深有感触：“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相对来说，这比计划经济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更坏。”

不要政治家主要精力用于出思想，而思想家忙着为政治家的“思想”作注释

计划经济年代，安志文调到国家建委任副主任，负责156项目建设工作。1956年毛泽东找了中央几十个部委谈话，谈经济，他和建委主任薄一波一起去汇报。安志文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开口就问薄一波：你们搞建设，都学会了没有。薄一波说：我没有学好，但是我们有些人学的还可以。

安志文说：“那时候我们都跟苏联专家学建设，学城市规划。毛泽东看问题很深，说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有些人学的可以，我看不一定，恐怕只会皮下注射吧。他说皮下注射，意思就是不通，静脉注射才通。但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以哲学治国，一开始想学苏联，后来又想走另外一种路子，自己创个东西，结果饿死了很多人，这是很痛苦的事。”

计划经济没学好，市场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问题，对于一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也化解不开的痛。安志文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反腐败，反了十几年却越反越多；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打了这么多年越打越猖獗。一部分老同志认为还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这当然不行，回到过去不是又天下大乱吗。另一部分人就是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治才是惟一出路。”

安志文主张：“搞思想的人与搞政治的人要分开。政治家主要是出政绩，思想家主要是出思想。不要政治家主要精力用于出思想，而思想家忙着为政治家的“思想”作注释。这就不会造成‘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否则只会膨胀了个人的控制欲望，于国于民极为不利。”

离休后，安志文深居简出，一门心思放在关注我国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在一些座谈会上，他直言敢说，时刻表达自己对这场改革的关注。

安志文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比如，过去我们大跃进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犯过错误，逐步地总结教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经过30年改革，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政治表达的公开化，随着整个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形式的多样化，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面临空前的机遇。如果能够把握机遇，更多地吸纳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的理想就可能实现。”

注：此文已刊登在《中国老年》2010年3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