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三十年历程回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改革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在我国，从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自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确立时起，就发现这种体制所固有的缺陷。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为主，三补充”的主张，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我们党内领导人首次提出的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某些突破的尝试。理论界也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起调节作用等问题开展了讨论。但是，这些探索由于随之而来的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改革”而夭折。

“文革”结束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人们开始对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中央的高层领导在考虑这个问题，理论界也在思索。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孙冶方、薛暮桥在会上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1]。9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总结性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但当时李先念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2]。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于光远谈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在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3]。邓小平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尽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表明他当时对市场调节已经有了倾向性意见。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汇报时说：他同陈云同志谈过计划与市场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4]。同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5]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一份提纲，题目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他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⑴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⑵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他还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都是相应地增加。”[6]陈云的这段论述，继承了他在中共八大发言的精神，又有了重要发展。他指出，只有计划经济，没有市场调节，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共同缺点；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调整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陈云在这里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又称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并列的组成部分，强调计划经济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只能是补充。

1979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邓小平在这里继续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但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他所说的市场经济，不是指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而是指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即他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是相似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两点精神也体现在以后他的多次有关市场经济的谈话中。

上述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但几乎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已有人明确提出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79年2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这个会议是由四川省计划委员会、省物价委员会、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在会上作了《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长篇发言。袁文平认为：“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还存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求在交换中采取商品形式，进行等价交换，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在这次会上，与会者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省社会科学院的周振华、省委党校的田善耕发言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也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它结合，只能一个吃掉一个，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抬头。这次讨论会得到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重视，会议期间省委领导听取了汇报，鼓励会议大胆讨论。会后，四川省召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基层计划和物价部门工作者培训班，主要就是传达和学习这个会议的内容[8]。197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为题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四川日报》于1979年3月13日在头版对会议作了长篇报道，并在同一天的第三版发表了袁文平的文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田善耕的《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看法》，周振华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吗？》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由薛暮桥、孙冶方主持，参加会议的多达三百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运用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价值规律与扩大企业权限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价格形成与稳定物价问题等。这次讨论会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的学者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论述了市场经济问题。如，卓炯在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他说：“当前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卓炯讲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他是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列使用的，如他说：“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9]于祖尧提交的论文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依然是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这里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的调节作用，是通过计划实现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10]但这次会议并未就市场经济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这期间理论界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已突破了“文革”前的探索。除了上述提到的关于市场经济问题外，还在如下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理论界已比较普遍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有的学者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刘明夫所说，“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是自然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现代中国还只能够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在目前我国这样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只能是商品经济。”[11]“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大发展，才能极大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12]何伟说：“如果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目前全世界还处在商品经济阶段。”“在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时，不能同时废除商品经济。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13]林子力说：“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14]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如孙尚清等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够完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在有计划规律对它起调节作用的同时，价值规律也必然对它起调节作用。”[15]“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16]刘成瑞等说：“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个基本特征。计划经济这个基本特征，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商品经济这个特征，从区别于共产主义经济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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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提出，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8]。谢佑权、胡培兆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可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又可以区别于共产主义无商品的计划经济，显示了这种经济的过渡性”[19]。马洪说：“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20]

第二，随着理论界多数人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自然就承认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

在说到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时，必须提到孙冶方在1978年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文。他重申：“在一切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是最基础的或第一条规律。”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这条规律，战胜了封建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通过自觉地不断改进经营管理、革新技术的方法，来节约时间，使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非物资生产部门在内)，能够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不断飞速前进。”[21]尽管孙冶方对价值规律有自己的理解，但他对价值规律的重视程度，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学者们还突破了把价值规律放在从属地位的传统看法。周叔莲等说：“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还表现为价值，那么价值规律也就对国民经济计划起着决定作用(这并不排斥其他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即在各个部门分配劳动时，就必须考虑价值规律的这种决定作用，也就是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22]卓炯强调，社会主义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计划经济”[23]。也有人主张价值规律第一，计划规律第二：“价值规律不仅是调节供求，实现价值，从而调节生产的规律，也是节约社会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直接调节生产本身的生产规律。……与其说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不如说价值规律是制订计划的基本依据，是计划工作的直接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应该是价值规律第一，计划规律第二。”[24]

第三，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

对于结合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板块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分为两大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另一种是“渗透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是分为两大块，而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三种是“胶体说”。认为作为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胶合成为一体发挥作用。刘国光说：“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胶合成为一体，在统一的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发展来看，“随着指令性计划范围的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利用价值杠杆进行调节范围的扩大，最终将形成为在统一的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计划和市场紧密胶合在一起的统一体。”[25]

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何者为主何者为辅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的主张以价值规律调节为主，计划为辅；有的认为应该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为基础”。

第四，有的学者主张逐步减少和取消指令性计划，但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

何建章说，应该“逐步改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26]。刘国光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27]而反对的意见认为，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28]，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计划工作水平的提高，应当“逐步地、适当地扩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29]。

上述争论的焦点在于指令性计划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一种意见认为：“把指令性计划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并没有什么错。”取消指令性计划，“就会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那样，顶多对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起一些协调的作用。”[30]只有“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划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界限”[31]。吴敬琏、周叔莲则认为：“把计划经济和实行指令性计划完全等同起来，”是“适应过分集中计划体制的需要并且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32]。赵人伟、荣敬本认为，宏观经济决策通过指令还是通过经济杠杆来控制微观经济活动的问题“是计划控制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33]。

这场关于商品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争论，实质是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那些主张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强调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或者是由于认识尚未达到这一步，或者是有意回避，大多不提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倒是那些坚持指令性计划的学者把争论的实质给以挑明了，认为：“无论‘特征’的讨论，还是‘调节’的讨论，都关系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就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还是按市场经济原则？”[34]当然，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原则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从1981年底开始到1983年，讨论出现了反复。那段时间，不准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能提“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报刊上刊登了许多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提法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认为“把国营企业改变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确认“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不是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而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改革，等等[35]。

1980年开始，我国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秩序混乱。1982年春节(1982年1月25日)上午，陈云约请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问题。新华社当天将陈云谈话内容发了消息，次日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陈云说：“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我们办企业更要加强计划性，要讲究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经营怎样搞。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不那么讲究这些问题。”[36]陈云还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37]陈云这次谈话的中心十分明确：第一，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第二，主要是要强调计划经济。就在陈云谈话之后的四天，由孙冶方出面约请经济理论界同志座谈陈云春节讲话，题目就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38]。1982年12月2日，陈云在家里会见上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39]这就是关于“鸟笼经济”的谈话。

在这一时期，一些主张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同志受到了批评。1981年4月，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整理的材料在内部印发。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邓力群等主张计划经济的属于第一类，薛暮桥等商品经济论者则被划为第四类[40]。薛暮桥在1980年9月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41]。他还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由于这些原因，他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42]。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提出今后应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也被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查[43]。

在这个大背景下，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形成了这样的提法：“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比只承认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传统观点有了进步，但是，回避了商品经济，更不提市场经济。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沿用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提法：“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报告中比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将计划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提出：“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

到1984年，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草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由于意见的不一致，难以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子。这时，经济理论界对突破这个框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起草小组成员高尚全建议，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召开理论研讨会，以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研讨会在西苑饭店举行，有20位专家参加，会上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研讨会还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科学，一个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一个是指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于光远、童大林等人也开会讨论，坚决主张在决议中写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会议简报[43]。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受国务院总理委托，请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经改定后分送党内的一些老同志。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看后，夸奖文章写得好[40]。在马洪“探路”之后，国务院总理于9月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信中对计划体制概括为四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44]这里，正式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将逐步缩小；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否定了“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的提法，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信中的第一层意思与上述几点精神是有矛盾的，明显的是一种折中。很快，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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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对我国计划体制的概括，基本上沿用了国务院总理提出的四层意思，但对第一层作了较大的改动，改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一，将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画上了等号，说明它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二，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的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比起国务院总理的信来说，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决定》中写上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就把商品经济限制在生产品的范围内，一切生产要素都被排除在商品经济的范围之外。从总体来说，这个《决定》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事实上已经把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决定》受到国内外的好评。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45]陈云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46]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尽管还有少数人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但多数人的认识都统一到《决定》上来了。随着改革的前进，市场体系的发展，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逐步加强。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因而主张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代替“商品经济”。吴敬琏在1986年写道：“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oriented)的。”[47]认为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提法很快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在大会准备过程中，邓小平于2月6日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48]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这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提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的报告，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提法中去掉了“计划”二字，改成：“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还突破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劳动力、土地、矿山、银行、铁路、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都不是商品的规定，提出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报告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提“市场经济”，但市场取向的意思已十分明确了。

十三大之后，理论界不少同志继续建议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六个单位联合举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会后，他们通过马洪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主张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央领导让马洪组织一些人对这份报告提出意见。吴敬琏和胡季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市场经济突出了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准确地体现了改革的实质，主张把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40]。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一些反对市场经济的意见，一时间充斥于各种报刊，而且把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上升为姓“社”姓“资”的斗争、改革走什么道路的斗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等同于资本主义取向。例如，有的宣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要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49]他们断言：“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还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50]“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方式在继续。”[51]当时，争论是很激烈的。1990年7月5日，中央邀请了十几位经济学家，开了个经济问题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尖锐交锋，多数人主张应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起辅助作用。有的人指责改革出现了方向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结果搞了市场取向，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错误的改革路线的结果。而主张市场取向者则据理力争，指出，社会上出现的负面现象，是由于改革不够坚决、改革没有到位，应该保持十二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吴敬琏的“吴市场”雅号就是因这次会议而得名。薛暮桥在会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里写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40]

这场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由于1991年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而引向高潮。“八九风波”以后，反对市场经济之声此起彼伏。中国的改革是否要坚持下去，改革之路如何进行，这些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针对这些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52]接着，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又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说：“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53]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在农历正月初一(2月15日)发表了由周瑞金等执笔、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以后又连续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12日)。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章鲜明地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在第三篇文章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这些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的言论，在当时一片批判市场经济、质问姓社姓资声中，恰似有的读者说的“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受到了众多干部群众的欢迎，认为这些文章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改革的信心。可是，皇甫平的文章也使一些人恼怒，在媒体上发起责难和批判，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等等，所加的罪名不一而足[54]。当时的媒体上仍是充满了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对不同意见不是采取讨论的方式，而是持批判的态度。

不过，改革进程中这些不协调的声音毕竟不能扭转中国前进的方向。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彻底澄清了这种思想混乱状况。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计划和市场的争议，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针对一些“左”的思想框框，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55]从邓小平1979年12月26日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算起，这已经是第十二次论述市场经济问题。每当改革处于关键时刻，他总是力排总议，给人们指明方向。他的这次南巡讲话又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思想上的阴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除了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明确地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作为党的决议确定了下来。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描绘出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宏伟蓝图。此后，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尽管并没有停止，但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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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曹普.1984—1987：理论上的三个重要建树［N］.学习时报，2008-03-19.

[2]朱玉.李先念与一九七八年的国务院务虚会［J］.中共党史研究，2005，(1).

[3]于光远.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G］//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第二部分第九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36.

[5]李先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71.

[6]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G］//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5，247.

[7]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8]田毅.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N］.第一财经日报，2008-07-16.

[9]卓炯.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J］.学术研究，1979，(4).

[10]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刘明夫.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J］.经济研究，1979，(4)。

[12]刘明夫.关于经济管理体制几个问题的探索［J］. 财贸战线，1980.

[13]何伟.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兼论企业的独立性［J］.经济学动态，1979，(3).

[14]林子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N］.光明日报，1980-08-30.

[15]孙尚清，陈吉元，张耳.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研究，1979，(5).

[16]孙尚清，陈吉元，张耳.再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G］//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6.

[17]刘成瑞，胡乃武，余广华.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J］.经济研究，1979，(7).

[18]北方十三所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19]谢佑权，胡培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G］//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1979.

[20]马洪.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1981，(7).

[21]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N］. 光明日报，1978-10-28.

[22]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G］//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1979.

[23]卓炯.必须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G］//评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151.

[24]范茂发，朱元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讨论情况［J］.经济学动态，1979，(6).

[25]刘国光.略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1980，(10).

[26]何建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J］.经济研究，1979，(5).

[27]刘国光.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N］.人民日报,1982-09-06.

[28]景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讨论述评［J］.红旗,1983,(22).

[29]王忍之,桂世镛.坚持和改进指令性计划制度［G］//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289.

[30]邓力群.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N］. 经济学周报，1982-02-22.

[31]吕律平,郑新立.论指令性计划［N］.中国财贸报,1982-04-20.

[32]吴敬琏,周叔莲.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J］.社会科学辑刊,1983,(5).

[33]赵人伟,荣敬本.我国应该选择什么经济模式？［J］.经济学动态,1982,(8).

[3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N］.光明日报,1981-12-26.

[35]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G］.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36]陈云同志约请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加强计划经济问题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N］.人民日报，1982-01-26.

[37]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G］//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311.

[38]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N］.中国财贸报，1982-02-13；人民日报1982-02-22(5).

[39]陈云同志就国家经济建设和上海谈重要意见［N］.人民日报，1982-12-03(1)；陈云.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G］//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

[40]马国川.从“吴市场”到“吴法治”［N］.经济观察报，2008-08-30.

[41]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G］//日山.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59.

[42]刘国光.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的三十年［N］.中国经济时报，2008-10-20.

[43]钱昊平.1984，商品经济摘掉“精神污染”帽子［N］.新京报，20080-07-11.

[44]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35.

[45]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G］//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91.

[46]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G］//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7.

[47]吴敬琏.经济改革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434.

[48]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G］//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49]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求是，1990，(4).

[50]陈仲华.重提“姓社”与“姓资”［J］.真理的追求，1991（7）。

[51]吴建国.关于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J］.真理的追求，1991（8）。

[52]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G］//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364.

[53]《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5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EB/OL］.搜狐财经，2008-09-19.

[55]龚育之.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G］//何伟，魏杰.中国党政人士论改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56]日山.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7]吴敬琏.通向市场经济之路［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方恭温，1950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曾任浙江鄞县县委土改工作队队员；1951年至1955年在浙江省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1955年至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和研究生；1962年至1974年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1974年至1991年在光明日报社先后担任理论部经济学组副组长、组长，理论部副主任，文摘报主编，理论部主任，报社编委，副总编辑；1991年起任中国财经报社社长，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担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长期来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以及从事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参加写作的著作八本。获“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1979—1984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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