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体改委主任回忆：改革的关键三年

我受命之初，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的活动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帮助周小川从体改委调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对体改委的清查还没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我和他关系很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可是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据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很难有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银行。

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找李鹏反映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各部委给体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到1990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能甩开膀子大干了。

报送的材料帮助江泽民统一高层认识

上任之初，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请秘书长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这件事情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材料。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大约在10月下旬，江泽民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同志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批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界有，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有，高层的看法也有分歧。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我报送的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

“体改委消亡有点过早了”

1991年1月，我就想抓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央强调改革重点是企业改革。我认为，企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就是因为缺少具体化的东西，不能操作，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落实不了。我就给李鹏写了一个请示，要求搞一个落实企业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摆脱干扰企业的“婆婆”，让企业真正有自主权。很快，李鹏就批了，并指定由朱镕基和我主持。当时，我们汇总了一下，大概企业需要14个方面的自主权。可是，管理企业的“婆婆”有几十个，甚至包括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复员转退的军人，都要企业消化。还有残疾人联合会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企业要帮助安排。

我们找了这些“婆婆”，商量找个具体办法把它们的权力界定清楚，让企业少受干扰。国务院那边，朱镕基主持讨论了17次；国家体改委这边，我主持讨论了21次。当时，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啊，寸步不让。因为文件写上去以后，“婆婆”将来就不好办了，他们要管，我们就不让他们管。我们前前后后搞了10个月，重大的修改搞了7次，小改无数次。到1992年6月，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当年9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这个文件，强调这是落实企业法的重大步骤，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举措，要各地认真执行。

住房问题是国计民生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听说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时，大力推进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讲过新加坡的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积金，一件是房地产开发商必须出10%到15%的投资用于盖廉租房，给没有钱的人住。这就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后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国务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强推广力度。我找了李鹏，他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后来各地的房改都大体参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国务院批转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纷纷要求仿效，但国务院考虑，不宜一一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停止转发。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听到这个决定，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房改事关重大。上海、北京都经国务院批了，天津不批，我这个市长当不下去了，干脆，我给你辞职吧。”我只好答应做工作去争取。后来，国务院领导同意批转了天津的房改方案。国务院住房公积金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听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实践证明，抓住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房改的示范龙头，就抓住了大城市房改的示范龙头，带动了全国房改的全面起步。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制度改革始终倡导的做法，但由于涉及部门权益调整，进展情况并不理想。现在，住房改革成就很大，但问题也很突出，老百姓意见不小。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想，按照我们原来的思想，用公积金的办法融资，用分摊15%的份额解决公平问题，继续实践，并保证政策不走样，不失为一种权衡兼顾的举措。

后来体改委撤掉，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前两年，曾有人对我讲，建议恢复体改委。我说现在谈不上，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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