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股票出自抚顺 蜀都盖大楼死抠产权(下）

证管会亦不宜由计委领导，其理由如下：

我国计委历史上一直权力很大，管理体系完全是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证券交易不论从实际、理论，还是心理上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特征，其运作方式与计划体制格格不入。

财政部领导所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计委领导类似。

我国三权分立形成并不明显，亦无立法设立的“第四权”之类的机构，所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式的完全独立型的机构不尽现实。

高层第一次推动证券市场

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第一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设想》的汇报。

晨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顾委常委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以下是当时的会议记录。

张劲夫同志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同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

王波明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劲夫同志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同志讲：“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同志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原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同志问道：“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

高西庆同志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同志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

金建栋同志介绍了目前全国有745家信托投资公司，属于专业银行系统的占400多家。其中37家是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获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依林同志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

张晓彬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

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同志马上说：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

周小川同志说：“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说到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同志说：“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首先具有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心里没底。第二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开始人才培训工作，着手建立有关法规。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吴明瑜同志说：“先明确中央哪个领导牵头。”

项怀诚同志讲：“交易所作为明后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早起步，这并不意味着条件具备。交易所的建立应有发育完善的市场，要有严格的秩序为基础，管理上比较健全的企业。交易所需要价格税收体制合理，对人才的要求也很严格。现在实际状况是可能只有几个企业上市。但交易所可以迫使企业面对市场，逐步上市。规范化的市场应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国外基本上是股票，我国基本上是债券，中国很可能从债券交易起步。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安志文同志说：“我让刘鸿儒同志参会，他不在京。我的意见是两句话，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主要是企业股份化条件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已开始交易，要及早解决交易市场问题。”

张劲夫同志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依林同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中心思想是怎样探索所有制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企业、市场、宏观管理三个机制。我多年思索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做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依林同志插话：“要紧锣密鼓地搞。”

依林同志最后说：“我讲一个意见，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不是实行股份制可以解决，也可能股份制是解决因素之一，我对股份制一直支持，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赞成志文同志的意见，即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困难多，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就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方法我很赞成。怎么搞法，我赞成劲夫意见。”

12时10分，散会。

三股力量蹒跚前行

这次会议很重要。但实际上，在金融证券业，大都不太知道这次会议。多少年后，当时参加或后来听说这次会议的人还各有说法。

张劲夫（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1987年新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秘书长。和中央财经部门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

前三个方面，经过10年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股份制方面以外没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作一次汇报。

吴明瑜（自1954年起，吴明瑜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近10年，后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那次在“联办”推动和参与下，1990年5月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我去了。到会的有美国证监会主席，我和他谈话时说，我们是理论先行。做一件事，先得在理论上讲得通，常常要打一阵理论仗。我还告诉他，我们找出了好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证券交易和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美国人听了以后非常惊奇：噢，原来马克思还讲过这样的话。

对于宫著铭、张晓彬、王波明他们搞出的白皮书（指《创想》），我是非常欣赏的。可以说，我自己也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当时我对二级市场方面的知识还很有限。总之，我把尽快让中央重视这件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根本制度，商品只是方法。这就倒退了。小平南方谈话，反复讲了市场经济问题。其实在那之前，他连续几年去上海，都谈这个问题，1991年春节讲得最明确，他和朱镕基谈了很长时间。朱镕基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精神。那年3月，《解放日报》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就是小平谈话的精神。可是北京有几家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皇甫平。后来一张大报在9月2日发表社论，还提出“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篇社论当晚播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责成立即删除。但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发表文章，大讲姓“资”姓“社”。你们看，那次争论有多激烈！

王波明（1989年起任“联办”副总干事、总干事）：

白皮书的编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大宫（著铭）、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在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方方面面的人参加讨论。总之，白皮书的完成，既是多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是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的成果，也是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产物。应该说，在中国的重大改革项目当中，并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办事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延续到“联办”成立以后，也对许多同行产生了好的影响。

我不太懂操作方面的事，只能参加一些方向性问题和大的定位、策略方面的讨论。1988年9月回国以后，当时康华公司要搞证券公司，邀请波明加盟。我认为，如果进了一个公司，将很难站在全局角度去推证券市场，起点不够高。真要干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民间性质的自己的组织。当然，后来“联办”真的以民间身份办事，遇到了诸多不便，所以我又特别积极地联络、推动挂靠体改委的事。这是后话了。你说我学了一肚子的马克思理论对中国股市发展有什么用？至少他们问姓“社”姓“资”时，我还能搬出来抵挡一下。

高西庆（1989年任“联办”首席律师，1992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副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指我和波明这批留学生）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证券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

我不同意这种过分强调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说法。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股票交易也在搞，交易所也会有。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波明毕竟真在华尔街工作过，王莉毕竟真在国际市场上操作过，还有青原、老汪等一批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造诣；而且大家的责任心、对这件事的投入，并不亚于其他人。所以，有没有我们参加搞设计、搞试点，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没法假设如果另一批人来搞会是什么样。但可以作横向比较，比如和东欧、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拉美一些国家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当年的追求和努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陈大刚（1988年为北京大学教师，1993年任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988年11月9日的汇报会，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汇报前我们商定了一个目标，要争取在中央的层次设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抓筹备交易所的事。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主持会的依林和劲夫同志似乎也要认可了，记不得是哪一位老同志打了横炮，认为时机不成熟，结果就没能达成共识。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主持会的依林、劲夫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和会场上的气氛，给了我很大感染。

实际上，1988年11月9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有人出来打横炮，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1988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700元一吨，愣能闹到2 000元，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

这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建立，就在这样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蹒跚前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有发展的冲动，期望从市场筹资；知识精英层，他们理性感知，发达国家有的，中国也必定会有，与其后的精英层不同，他们也有发家致富的欲望，但更多的是事业心，是国家使命，至少，当时资本市场还没有给他们展示发财的样板；中央高层，一些开放的官员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及技术操作问题没有解决，有些官员大多年事已高，实际上并无高瞻远瞩的知识背景和魄力胆识。

一定要有一股新锐的力量，一个突然降临的机会，方能破中国资本市场之冰。

上海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长期睡不好觉。1988年前后上海出了三件事。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流行、火车相撞。所有这一切都令骄傲的上海烦闷。

上海的街道多以其他省市命名，上海所需原材料80%由国家调拨，名副其实全国支援大上海。与此对应，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的加工厂。上海是大哥，每赚10块钱，几乎要交给国家8块。而国家每收入6块钱，就有1块钱是上海人提供的，国家再分给众兄弟，聊补无米之炊。

然而，改革了，众兄弟胃口大开，原材料自敛不及，价格大涨，怎肯再平价支援上海老大哥？这几年上海平价原材料只凑个30%。原材料涨价，而上海的产品价格却被捆得死死的。中央讲，上海产品价格稳住了，全国就不会大乱。腰包瘪瘪，上海人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当时的副市长黄菊经常要往码头跑，看看运煤船来了没有。

上海还占不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其他城市，如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而不是在上海。开放也轮不到上海，不敢把中国的工业放到国际市场去冒险。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劝告上海干部要克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故步自封这三种情绪。市长朱镕基1988年5月1日正式到任，他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警笛，上海老百姓的房子旧了，电线老化了，一着火就烧一大片。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任上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没什么权，尤其没有财权，没有钱。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他记得一次朱镕基召集他们开会，说：“你们搞金融的，要多动动脑筋，到北京去，多汇报，争取给一点干货。”干货就是资金，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等一干人马，到了年底就不停往北京跑，要来多少钱呢？也就几千万元贷款额度。上海那么多企业，几千万元给谁呀，更别说用于危房改造了。

上海老了，上海喘不过气来。

朱镕基也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他的这个念头日益明晰、强烈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1989年12月2日，当时朱镕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镕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

龚浩成总结了当时对交易所的四种说道，道道见血。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票，会不会分散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此其一；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其二；证券买卖带点赌博性质，会不会助长投机思想，不利于社会安定？此其三；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此其四。

陈毅打了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里了，在一个大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北京怎么反应。

北京没有驳回。

上海加快了步伐。仅在1990年，上海就开了两个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个是5月与北京“联办”合搞的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中国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董事长戴维逊、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香港总经理皮卡德等业内人士参会。半年后，10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的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利浦·沙委朗等。在会上，朱镕基将16张电真空（即“老八股”中的真空电子，现为广电电子）股票送给了外国客人。电真空股票面值为100元。

注意这个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1992年其麾下友邦保险进入上海，并在之后20年里成为中国内地独此一家的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对证券交易所的造势不是给上海人看的，甚至也不光是给北京人看的，所有这一切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愿。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镕基又提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有人认为，当时搞交易所，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如果说上海缺煤缺铁缺地皮，最不缺的就是股票，不缺交易所。

中国最早的股票记录是1859年，上海美商琼记洋行定造的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造价中，就有中国人入股1万元，有点像今天的农民工带资入伙。洋务运动推出了第一只中国人自己的股票，1877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共招商股37万多两银子，与今天的国有民营类似。

上海的交易所更是多得可笑。汪荣祖和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里提到，1921年夏秋之际竟有140多家交易所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存活了三年，北京的交易所苟且了两年半，到1952年7月关掉了；上海最干脆，1949年6月10日宋时轮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捉去了238个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市长陈毅大笑：这是打了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讲陈毅故事的人叫林乐耕，1990年时74岁。林乐耕16岁从乡下出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用毛笔写行情。到20岁时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好像也不用证监会批，做期货对敲交易。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把林乐耕抓了进去，有幸和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林维屏和荣洪源关了59天，号称“四只老虎”，这荣洪源乃荣毅仁的堂哥。后来请得章士钊大律师来辩护，无罪释放。陈毅来的时候，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有幸逃脱。

上面能批STOCK吗？

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有许多活儿要干，招兵买马找房子，筹钱派款定规矩。甚至，当年需要50条电话线，还是上海市领导亲自出面才解决的。但什么是最重要的？

当年上海的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是先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一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北京“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上交所的名字也关系重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一词的英文译名为Securities，意为抵押品，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国际上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Share或Stock。李祥瑞是这样解释的：“当时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证券多的实际情况，但也确实怕写Stock上面不批。”

申银证券总经理阚治东回忆：“上交所筹备工作展开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带队去香港考察，每到一地他就问人家，你们是证券专家，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股票价格涨得太快了，有什么办法把它压下来？在香港联交所，理事们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把它压下来？回答说涨得不合理。香港人说，只有人为制定的价格才是不合理的，市场通过供求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行长性格开朗，善于言谈，一路上给我们讲养生之道，但回来不久便查出胃癌晚期，两年后去世，年仅48岁，令人惋惜。”

上交所开业三大券商捧场

上海股市阴冷。如果1987年11月1日股价为100%，1989年1月底就是，1989年7月底陡降至。许多人以为股票完了，改革要歇歇了。

谁知，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朱镕基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交易所突然之间就要横着蹦出来了。如果朱镕基关于建立上交所的海外放言没能实现，对上海、对中国、对他本人，将造成何等影响？但他心里是有底的。当时国内急需重新鼓起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热情，国际上亦要消除各方疑虑，特别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创办证券交易所应该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响亮，瞩目，意味深长。

朱镕基当有此考虑，当受此托付。

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交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致开业词，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

上交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上交所是一张白纸，画啥都成。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交所累。

相隔41年后，上海终于又有了股市。

上交所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到1991年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114天。这100多天来，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交易占了九成，股票交易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只有280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股票面额不统一，有10元、50元和100元。浙江凤凰（600656）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是浙江省兰溪市国有企业，市值1.275亿元，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600652）是一家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1989年的销售收入仅405万元。事实上，爱使股份原先的总股本只有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爱使股份通过1配1、1送2，股本一下子增加到270万元，终于上市，使得上交所开业时凑足了“八大金刚”。

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飞乐股份（600654）和飞乐音响（600651），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前者有员工2 700人，后者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是“小飞乐”的董事长，两家公司整个一父子关系。实际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大飞乐”1987年出生，先有子后有父。1986年邓小平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费伦的股票便是“小飞乐”。

“小飞乐”、爱使股份和另一家延中实业（600601）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为集体企业或街道企业。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600602），1989年它在全国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那般，投资者不大喜欢，却又无法忽视

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令市场愕然。

8家上市公司（除了上述6家之外，还有申华实业（600653）、豫园商城（600655）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且股息率很高。于是，这些股票当时即使不能交易，其股息也很诱人。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联系在一起的，股息率多是，这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

如果上海没有股市，就像上海没有外滩、上海没有张爱玲一样。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王健和禹国刚两人搭档搞起来的。

禹国刚比王健大7岁。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声声震耳。1981年春节，禹国刚变卖家产得来600元钱，带着老婆儿子闯深圳，在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简称爱华）做活儿。

有日本老人名冈崎嘉平太常来中国，每来必跟廖承志申请，要廖承志差几个中国青年去日本学证券。廖承志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子。终于，1983年爱华电子有限公司党委秘书禹国刚和另一中国小伙儿蔡靖华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不远千里学证券。那一年，廖承志去世。

对中国人的到来，日本人很敏感，把两位中国小伙儿的照片登在《朝日新闻》上，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照片说明有点味道：在资本主义中枢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不能怪日本人怪里怪气。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两年后回到深圳，组织部果然不知该怎么办。不能因为你是学证券的就给你开间交易所，就好比当年不能因为你听惯了外国话，就不能去听炮声。领导说：“现在国内没有股票，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禹国刚只好悄悄回到爱华摆弄彩电。

5年后，1988年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在考察了欧洲和香港后，提出创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被抽调到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任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到位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挖来王健。结果，两个人都是副总经理，总经理一职空缺。

王健上任后办了4件事：第一是找人，第二是找钱，第三是找地方，第四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某日王健得到消息，说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元经费，存在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没有用。王健骑上自行车，跑到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与总经理董国梁商量借这笔钱。董国梁爽快应允。

接下来是找地方。王健跑遍了深圳市，最后去找科委领导叶华明，叶华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听说我们创业如此艰苦，他大为感动，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搞证券交易所，像我们这样搞法。叶华明叫我们搬到科委来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大堂。我走出科委大楼，围着大楼走了好几圈”。

王健向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汇报，而张鸿义却另有打算，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在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把三楼的仓库贡献了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了出来。

食洋不化三足鼎立

在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袁天凡热情地接待了筹备小组，提供了英、美、法、德、日，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

大家分工合作，各写一摊，最后由王健和禹国刚总纂，形成《蓝皮书》。因为大家参考的书目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因此编写出来的文字有港味的，有台味的，还有洋味的，有点不伦不类。“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蓝皮书》的问世遭到一片质疑声，有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文章，说《蓝皮书》食洋不化。争论中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都在报纸上发表各自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然后下面是深交所、登记公司和券商三足鼎立，三方互相监督。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这应该在下面勾兑，怎能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太不和谐了。但想想当时的情形，这些同志挺可爱的。

王健提出了第一方案：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这个方案遭到了否决：“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党组意见：你们的方案我们不同意。移植借鉴香港法律要结合中国实际，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中国行不通。”

另一个争论是，有人提出对“证券公司进行改造，取代交易所的职能”。王健拍案而起：“就是外行也清楚，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价格便不会一致，这就会为一些人提供投机的机会，柜台交易的‘三公’就做不到，黑市交易就会杜而不绝。”

1990年5月，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到北京公干，禹国刚记得那次是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谈的，金建栋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好。

“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国刚问。

“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深交所的名称前后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换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

券商联手搅局深交所开业

1990年4月深交所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试开业，没开成，改为8月18日。在8月18日前几天，主管部门又说北京不同意，不得不又改在10月13日。可就在这一日子之前的几天，深圳一位行长亲驾北京汇报，南归后，10月13日的试开业又被毙了。

“有几次，我要求主管部门拿文件让我们看看。人家说用不着文件，北京的电话就是文件！”王健说。

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总想争第一，可是人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被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

“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全国现在也就几只股票，如果再不开业，我们也就开不成了！”王健说。

11月22日，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和郑良玉等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王健把上交所已经被批准，深圳股市混乱、官商勾结等问题再次提出，“经过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自动撮合、自动过户使大量的人为搞鬼没了机会”。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一位领导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禹国刚说：“深圳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集中交易能把股市上70%～80%的弊端干掉。如果交易所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要找你们算账喽！”

各种利害摆得明明白白。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说，“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这本应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候，但王健却感觉异样：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无精打采。9点钟到了。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会是一阵激烈的价格争抢，以赢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此时，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一位经理突然来到交易所。该机构是券商之一，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外，任何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来人顾不得许多，拉上王健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不过你们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于是，王健、禹国刚二人分兵两路，王健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禹国刚用车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头儿请来，让主管机关压阵。

不多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表示要严查。此前王健已查明：那三家证券公司都有报单，只是不报。这一天，只有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在交易所作了5笔交易。几家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事后王健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讨公平，处长却面露难色：“处理它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开业当天的情形后人少有叙述，有三点值得记述。

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揭开。

其二，出席开业仪式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

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深安达）8 0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券商及出市代表是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深圳有色财务公司证券营业部的伍德民。

12月1日不是个好日子，后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半年后，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虽然这次正式开业比前次试开业隆重得多，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不同，王健总结出了几条：

“体制不同。上交所上下一致，券商愿意当会员，上交所顺利地实行了会员制。而深交所一开始实行公司制，为什么？因为深圳市政府没给钱，券商也没钱去雇人、去买系统，所以不得不实行公司制，深交所直到正式开业才改为会员制。但是，两个交易所尽管是会员制，章程也是由会员选举理事，由理事会任命总经理，但后来实际做法是证监会委派理事长及总经理，连起码的法规都不遵守。

“交易系统不同。在委托交易指令程序方面，上交所是开放的，股民无须转入款就可以在上交所任何一家营业网点进行委托。而深交所的委托系统是封闭的，股民只能在一家券商的营业部进行委托。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深交所这样做，说是防止交易混乱，其实这样极大地限制了股民的投资热情。就好像银行一样，如果不能通存通兑，不能在任何一家营业部存钱取钱，就太不方便了。

“电脑系统不同。上交所采用惠普公司的小型机，速度快，成交量大。深交所是微机联网系统，这就形成了交易瓶颈。这是当时深交所开业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指示造成的，深交所当时要求买TENDON机，可大可小，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进行大型和迅速的处理。

“成交原则不同。上交所采用的是最高买入价与最低卖出价优先成交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增加成交量，但市价的波动也比较大。深交所采取以前一笔成交价为基础，向上向下各取一个价位，取截止价为成交价的原则，这种成交限制比较多，成交速率也比较慢，但市场波动却很小。就开盘价的产生而言，上交所不存在集中竞价，直接进入连续竞价，其实集中竞价是国际惯例，在这一点上上交所没有按国际惯例运作。

“清算和交收系统不同。上交所没有把清算和交收分割开来，简便快捷。而深交所只负责一级清算，二级清算以及过户、登记都由登记公司和券商来完成。很明显，上交所统一交易统一清算效率高，内幕交易不易形成。而深交所的做法容易产生内幕交易，损害股民利益。这是三足鼎立造成的，是脱裤子放屁。”

1991年王健突发急病，之后淡出深交所，禹国刚以副总身份主持工作。1993年7月，中国证监会派夏斌出任深交所总经理，禹国刚淡出。王健认为，夏斌任内最大的业绩是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其间周建南也功劳大大。

2007年，退休后的禹国刚到长江证券去开户，旁人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搞了一辈子股票，现在才开户？”禹国刚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炒股票了。”

出书，办讲座，调研证券市场，帮着沪深兄弟建交易所，张罗国际研讨会，忙前忙后，山忙海忙，人家的田肥了、牛壮了，“联办”却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扎煞着不知该抓挠什么。

1990年3月8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提到了纳斯达克，提到了自动报价系统。

宫著铭说：“根据外国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这两种各个国家都是分开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公司，场外交易的大多是小公司。另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

“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有1 300家，上市股票有1 000多种，但美国有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它在华盛顿，上市的股票有3万多种，会员有6 700家，其中有些同时又是纽交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交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1989年后者超过了前者，因为后者没有地区和时间限制。”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实际上是受了美国纳斯达克的启发。这样在我国形成了上海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和小公司通过自动报价系统进行交易。”

“‘联办’把它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STAQ。”

STAQ看上去和纳斯达克相似，但差别很大。STAQ当时有10家上市公司，但它交易的是不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易的法人股，这才真的是中国特色：中国上市公司不仅有流通股，还有不能流通的法人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992年发行法人股的定向募集公司有3 000多家，绝大多数无法在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到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生效，宣布停止批设股份募集公司时，这一数字已突破了6 000。给法人股设立一个单独的交易市场，这既是STAQ的历史性市场定位，也为它的短命埋下了伏笔。

中国人民银行针针见血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怎么想怎么做，利益又是决定因素。

“联办”挂靠国家体改委，便拽着体改委往上打报告。国家设立体改委本来就是想督促实权部门分割自己的利益的，但靠体改委自己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于是，1990年10月，“联办”又起草了一份以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的名义筹建STAQ的联合通知，琢磨着各家首长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但中国人民银行很快就回复了，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应由筹备单位按正常手续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在由中国人民银行会签联合发的通知中，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也是不合适的；经中国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我们建议，“联办”证券报价系统筹备工作最好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高潮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

“联办”的分立倾向遭到坚决阻击。

这里有经济理论问题：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是不是应该统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STAQ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中国中央银行是否合适？

这里更有利益问题。1978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后来又从中分出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变成行政管理部门。之后保险公司也分立出来，又滋出了国债，再生出股票。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将会如何？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交道太多了，不打不成交。而为国库券的流通，承办者又是“外来户”国家体改委及非正式机构“联办”这些个体户，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这块痒痒肉不好挠。

STAQ终于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四部委的通知也最终没有成文发出。在此前后，中国人民银行报价系统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1990年12月5日，STAQ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中顾委常委张劲夫、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和刘鸿儒、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出席。

STAQ位于北京崇文门饭店，当日已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海口、武汉和沈阳6城市17家证券公司。第一笔异地交易是在海通证券和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过程用时8分钟。当日交易总额385万元。

这样，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STAQ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转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报价系统NET（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成立。

2000年，上海作家卫慧的书《上海宝贝》被禁了。这书里有一句话很适合10年前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时的情形：“高潮还是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了。”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有点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历史上，革命根据地只有两个从未倒过，一个是延安刘志丹、谢子长，一个是海南琼崖纵队冯白驹。1934年瑞金革命苏区不行了，留下些伤残之士打游击，主力部队奔向延安。而孤悬海外的红色娘子军们，愣打着赤脚迎来了革命高潮。

北京就是瑞金。

上海就是延安。

深圳就是海南。

1987年5月，深发展首次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79.5万股。几个月下来，发行计划完成不到一半；到1988年上半年第二次发行，依然门庭冷落。

此时，出现了日后被广为传说的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党性的名义，动员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支持新生事物。大家都说有这么回事，但一到具体就说不清了，比如李灏书记买了多少？

对领导的动员，有的反应是愤愤然：又搞摊派！有的是客客气气：花20元买个人情吧。有的是嬉皮笑脸：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我吧，你舒服我也爽快。

就在这同一年，北京市也在动员党员干部替政府分忧，但不是买股票，而是冬季买大白菜。后来这个事变了味，从动员个人变成动员单位，单位一并交了钱，把菜票发给个人，一人100斤。那几天街头净是用自行车推大白菜的，也有嫌麻烦的，废了票，菜也不要。

此时，不论是深圳动员买股票，还是北京动员买大白菜，基本上是政治的。高层相信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相信有这股中坚力量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是会跟着走的。

其实股民也是讲政治的。1989年6月5日，港股狂跌了500多点。但至今也不明白，到1990年年初，深市为什么突然火起来。

深发展是领头羊。1990年年初从每股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市价2.8元，到4月底已经上涨到11元，4个月涨幅290%；从4月到6月又涨到24元，半年之内涨了900%。当时的“老五股”都是如此，深万科从1.3元涨到7.5元，上涨了476%；深金田从24元涨到81元，上涨237%；深安达从1.5元涨到8元，上涨433%；深原野从13元涨到52元，上涨300%。

情绪是会传染的，能量是可能共振的。深圳人不上班了，全国股民涌来深圳。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人山人海，交通阻断，股票买卖不舍昼夜。

此时，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领导批转并在高层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

1990年5月中下旬，市场突然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于是股价狂涨。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个月时间中，深圳5种上市股票的价格增幅为：深发展100%，深万科380%，深原野210%，深金田140%，深安达380%。

惊呼黑市交易死灰复燃

一文丧邦，那是可能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历来有这种恐惧，但又举不出例子。《讨武诏檄》厉害吧？但也没把女皇帝拿下呀。

深圳市政府开始对股市下手。1990年5月28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项公告——《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深圳市人民政府昨天公布通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市证券市场日益活跃，对搞活经济、筹备资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加强对我市金融市场的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作如下通告：

一、凡是证券买卖、登记过户、派发红利股息，须凭居民身份证或有效法人证明文件，通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交易机构进行。

二、未经证券交易机构买卖的证券，证券交易机构不予办理登记过户和派发红利股息等手续。

四、坚决取缔证券场外非法交易活动。凡证券场外非法交易者，一经查实，由市工商市政管理部门，视情节分别给予（1）警告教育，（2）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前一天的收市价，课以50%以下的罚款，（3）没收有价证券。

五、凡属屡教不改、扰乱社会治安、抗拒管理者，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凡触犯刑律者，移送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六、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此文日后来被称之为“5·28公告”。一纸公告能取消黑市吗？“文革”十年，那狠的手段也没能打掉小商小贩。“5·28公告”并不严谨，如第一条，不就是个身份证吗？这不是难事。

此时在深圳，新股供应迟迟，持股者死攥着手中股票不肯放手，证券公司有价无市，股价如何不乘风而上？黑市如何不火红灿烂？

其实官员明白这个道理：股价暴涨的原因是长期积累的股票供需失衡，限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增加股票供应不是一拍脑袋第二天就能成的，只好头痛医头了。结果呢，股票继续见风涨。当年风头正健的《中华工商时报》惊呼《警惕黑市交易死灰复燃》，文章说：

自从深圳市政府（1990年）5月28日颁布《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的通告后，股票黑市曾一度沉寂。由于近期股票供需严重失衡，股价小步快跑，证券机构有行无市，小股民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股票，所以其中一些人只好通过私下交易购买黑市股票。深圳的黑市交易手段十分隐蔽：买卖双方一不带股票，二不在（营业所）门口谈，而是引到其他地方商谈。

据了解，黑市价一般高于挂牌价20%～38%。如8月1日深圳国投证券深金田挂牌价每股112.52元，黑市价每股139元；深发展挂牌价每股28.94元，黑市价每股37.5元；深原野挂牌价每股70.71元，黑市价每股88元。

据着便装的工商执勤人员了解，私下交易的手法是：第二手与第一手互立字据，第二手以1 000元作抵押取得第一手的身份证，第二手转给第三手时，第二手与第三手也互立字据，此后第一手将1 000元还给第二手，第三手付给第一手1 000元作抵押取得其身份证，以此类推。通过黑市取得股票者如想过户，则需打通有关关节。后果是全国身份证漫天飞，内幕交易盛行。

黑市产生了不少纠纷案，给一些持股者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影响股市的正常运行，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迫切需要强化股市监督管理，杜绝这类现象发生。

深圳干部奉命入市抛股

“中央要出手了。”市场的传闻多是有根据的。1990年先有《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后有7月3日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

这份《调查报告》先肯定了深圳股份制的成就，接着指出问题：

股票价格上涨过猛，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据调查统计，到今年（1990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176.78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784%；4月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每股24.85元，比4月时的发行价格上涨598%。截至6月底，其他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深）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30%；（深）万科股票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深）安达股票每股8.76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76%；（深）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发行价格上涨432%。

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挂失股票在黑市上卖出，有的涂改股票面值后在黑市上出售，有的在场外散布虚假消息和各种谣言，造成股市混乱。

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据统计，今年场内股票成交量分别是：1月份495.01万元，2月份919.58万元，3月份2 187.31万元，4月份2 581.36万元，5月份11 472.91万元。5月份的成交量比1月份增加23倍多。

另外，股票热也波及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干部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看这《调查报告》，股价不按物价局（局里应该设个股价科）的指示兀自乱涨，不妥。但奇怪的是，场外黑市容易让人民群众吃亏，但场内交易增长不是好事吗？政府收钱不是多了吗？

据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老总漆云生回忆，虽然北京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最后也没有一锤砸盘的动作，只是提醒要加强管理。北京一直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

1990年5月28日，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10%的规定。

股市接着涨。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大家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

6月18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5%的规定。

股价还在观望。

6月26日，涨停板又压至1%，跌停板还是5%。

要跌可以，涨就没多大追求了。

6月27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6‰的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这股市玩不得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这与三年前正相反。

开始买家还抗争了一阵，你卖我买，水来土屯，但很快就软了。12月8日起深市抹泪掉头向下，不玩了，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

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后来说：“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通知要求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有干部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

这当口，对股市的态度，中央高层确实在观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有过一次“飞机谈话”，刘鸿儒回忆说：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举行10周年庆典，之后我们同机回北京。江泽民提了许多问题，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他还问我，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我说，这与市场供求有关，主要是５只股票量太小，购买股票的钱过多。他又问干部、党员买股票怎么办，该怎么监管和规范。临下飞机时我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随便去搞私有制，我们会有办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最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1991年4月22日零交易

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滚滚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象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

1991年4月22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5只股票无一成交，零成交！

为什么零成交？因为绝望。1991年5月14日，江青也绝望了，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的住所，自杀身亡。

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7月10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天后缓了回来，自此渐渐淡离股市。

在会上，禹国刚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圳股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剂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10个月是婴儿，10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义真。8月19日、21日、23日和25日，深圳市连开了4次救市会议。9月2日，深圳第5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作贡献的时候。市长郑良玉说：“李灏同志让我跟大家说几句，我们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的眼光。希望我们深圳也能出几个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作贡献、做好人好事是一回事，但也可能把好事做砸了。深发展副董事长谢强就有想法：回购自己的股票犯不犯法？如果不犯法，深发展能买多少？

禹国刚答道：“目前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国内法规还没有规定，不能算犯法，但香港的法规是禁止的，不过到1991年4月香港也有了改变，公司在必要时有权回购自己发行股票的10%。”

1991年9月7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两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9月7日深发展被托到13.85元。9月9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13.7元。挂入5 000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13.9元。9月10日，深发展又回落到13.7元。9月11日，深发展以13.85元跳高开市。9月12日爬上14.5元，并从此到9月29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深发展这是怎么了？经过国庆节几天的观察，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两亿元救市资金还没用完呢。不知这一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1991年10月3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国刚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其实，不管是甩资金悄悄救市，还是请能说话的人出来说话，都是影响股市的行政手段。如果张市长心眼儿小点，问，凭什么功劳都让你揽了去？就像当年日本投降谁起了关键作用，是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关东军，还是美军扔原子弹——禹国刚怎么回答？

这里有个问题，问了几个人也说不清：救市就救市吧，为什么要绝密？稍稍放出点风声，甚至来篇社论，《人民日报》请不动，《深圳特区报》也行，只要大家明白了政府的意向，怎么会不给政府捧场呢？股市里有一句话大家都认同的：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如果这事儿放在今天，甭说政府救市这等天大的事儿，就是上市公司的一颦一笑、券商的小打小闹、政府官员的隐隐约约，股民都会议论纷纷，会把事情猜得天花乱坠，会把趋势分析得有鼻子有眼——总之，尽管股市发展了，尽管机构摆迷魂阵的技巧提高了，但股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绝不会让政府悄悄地自己就把市救了，把功劳都自己抢了去。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达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两亿，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代？

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10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1992年5月，沪市大盘飙升至1 429.01点的最高点，但随后却是罕见暴跌，至9月已经跌至600点附近，随后反弹至700点附近。

政府终于坐不住了。1992年9月27日，新华社发表《关于股市的通信》，对当时的股市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在股市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使股票市场能更健康地发展。

显然，上层想稳定市场，然而，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半月内，股市竟展开新一轮的暴跌，从700点附近一路跌至386.85点。

股市到底听谁的？初期，如要打压股市，使用政治或行政手段或许还有效果。但要抬升股市，就得有技巧了，就得有“阴谋”了。也许从1990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就开始了政府与市场掰手腕的游戏，政府开始显现庄家爷的风采。

中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大家很自豪。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1973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款，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提供了一笔93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也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

1979年和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1981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1981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再用这些名字，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它们专利费。1981年中国开始发行国债。

国债是一张纸，要想叫人们接受，需要做工作。

政府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后来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

国库券发行几年了，推委会经常收到来信，控诉有人不和大家商量，在工资袋里自作主张就用几十元国库券把工资换了，这算哪门子自愿？还有山里农民抱怨，国库券终于到期了，搭长途汽车到县城去兑换，一打听，好嘛，人家一三五办理，二四六不办，上午办理，下午学习，跑了几趟花的车钱比国库券本息还多，这国库券谁还敢再买？

这里说了国库券的两个问题，一是发行，二是兑付，都闹得大家不高兴。其中还有一个更不高兴的，就是国库券没到期想变现怎么办？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在湖南益阳市，1987年6月以来，一些企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8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9点多，日收券高达2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50%～70%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8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了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4家收券销货企业查账，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10余万元。

1987年10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1988年4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6月又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县级市都放开了。

两周内10亿元进账

国库券的发行走了一条有趣的弯路。

先是国库券一级发行用行政方式，后有了二级流通市场，再回过头来造一级发行市场，这种倒退着前进的例子还是有一些的。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先以落后的农村为基地，再取发达的大城市，进而要建设更为发达的新中国。1949年后，国家先收缴了个人的生产手段以建立较为高级的经济形式，1978年后又向低级的经济形式改革。

当国库券二级流通市场有了点眉目后，一级发行市场便显得吃紧起来。

1991年1月7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北京“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例如，要发100亿元为期5年、债息为12%的国库券，证券公司可根据自己对经济前景、市场状况的预测以及公司的能力来投标，比方说票面100元的券，有的愿以99元的价格买1 000万元，有的愿以99.5元或101元的价格买进等，经过投标竞价找到双方都接受的发行价格。

这样，第一可以使财政部发债成本降低，第二承购公司按自愿价格承销，同时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不能将券再退给财政部。简言之，包销公司们组成的承销团就像国债的批发商，财政部和它们商定条件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部可免去卖货之苦、退货之忧，证券商们则可靠自己的本事争取货源，赚取手续费和市场价差。

1991年1月28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1991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STAQ，“联办”蹦跶了近两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

实际上，半年前，“联办”就要与财政部搞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但不幸失败了。1990年秋，李青原起草了“一个悲壮的通知”，大意是：国库券承购包销没有成功，这是由于有关机构协调不力，但这一步改革是一定要迈出的。

国库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定于1991年4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在仪式举行前三天，风向骤转，有首长不上心，连带着国库券的“卖主”财政部也有临阵退却的心思。这时候，会场订了，请柬发了，中外记者候着了。

李青原拽着她的上司傅丰祥司长和许美征副司长，闯进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

陈锦华说：“简要解释一下承购包销，这与体改委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写进了体改方案？”到书架上一翻，还真有。这边陈锦华给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打电话，那边李青原“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可别不在”。一打就通了。王丙乾说：“给我一晚上时间，明天上午答复你。”

签字仪式如期举行了。大部分领导来了。

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1991年）四分之一的国库券将通过一个国内认购的企业联合会，而不是下达职工购买指令时国家委员会来发行。如果这种认购成功的话，此举将是中国1989年之后最为重要的财政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说：“开明的经济学者希望这次承销试验能够成功，并以此来取代目前高成本低效益的摊派发行体系。新的体系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在旧体系下产生的黑市交易。”

或是请领导来，或是弄些个外国人说上几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不好，但这也是一招儿。

1990年8月，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国库券交易的价差曾高达2%～3%。随着两市一网的开通，在联办STAQ上各地的报价日趋接近，到1991年4月16日，价差已缩小到～。

1991年，国库券实际发行120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38.7亿元，包括11亿元无纸化试验券，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79家。

1992年，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的规格提高了。3月31日，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改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390亿元，其中80家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36.35亿元。当年一大试验是无纸化发行，要让扛麻袋的彻底失业。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张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到1993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国务院朱镕基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朱镕基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1平方厘米美国土地），唯独晾着国库券。

到5月底，国库券发行完成不到计划的25%，且账面收入还往往被地方财政截留，国库空虚。有一则难以证实的传言说，当时国库能动用的资金不足千万元。另一则可信度更高的说法是国家准备发行千元面额的钞票。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而承购包销，往年三四月份就该签合同了，这回到了4月才开始委托“联办”去筹划。6月19日，召开国债承购包销全国电话会议。6月29日举行1993年二期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7月1日第一笔承购包销款10亿元划入国库。钱虽不多，但两周内10亿元进账，犹如三国年代东吴虎将甘宁百骑劫曹营，虽于大势无补，却令各路看官爽了一把。1993年国库券共发行350亿元，其中承购包销17.7亿元。

从1994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全数加入进来，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购包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1981年第一次发国债48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上千亿元玩儿似的。

50箱国库券点数点得天昏地暗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1986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导的，每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了个申银证券，万国证券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办证券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这种理性约束利益的情形是不多的。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而申银证券在成立了两年之后，1990年9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浩成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部下，因为龚浩成将一个金娃娃送给了人家。

申银证券成立后转工行前，唯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4.5万股电真空。申银证券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电真空的买价是每股102元，卖给工行是每股105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每股150元，转眼间工行赚到1 800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手申银证券之前，阚治东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着精明。

1988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怀定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他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发生在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 000多万元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1 000万元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1 000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措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1 000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50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

本来想搭飞机走，保卫处从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借了几把枪，但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1 000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证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自上交所成立，沪市便一直实行股价涨跌停板制度，幅度最低时曾达到每日。1992年2月18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1991年8月17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

1992年2月18日上午开盘后，延中实业最高买入价125元（前收盘价为98元），最低卖出价290元，飞乐股份也以1 103.80元开盘。收盘时延中实业168.40元，飞乐股份1 599.90元。3月12日，延中实业曾达到380.08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沪市再次跌入死市。

延中飞乐二将突进，其他“六军”仍依偎着1%的涨跌停板观战不语。1992年3月27日，上交所又发五支新军入市，但依然罩着1%。新军入市搅和了一下股市，但很快又不冷不热不尴不尬起来，不好玩。4月13日，尉文渊又迈了一步，放宽“小飞乐”、电真空、浙江凤凰涨跌停板幅度为5%。一市二制。5月5日，沪市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跌停板幅度至5%。一不做二不休，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

其实，5月20日下午，就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当时唯一能异地委托买卖沪市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综指从5月20日的616点直升到21日收市时的1 265点，到5月25日时涨到了1 420点。豫园商城股价当日升到10 009元，空前绝后。

大家急呀！某日爱建电脑显示屏发生故障，股民看不到行情急得直叫。尉文渊处理完从爱建公司出来被股民抓住。“我至今还记得几只手死死攥住我手臂时的疼痛和温热，一些人喊我……”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只好小步往回收。上交所先公布了四大措施，市场不理。面多了掺水，把新股呈几何级数发行，第一批7只，第二批34只，第三批、第四批接着放，且刚发行完毕不几日就上市。一级市场短时间内就吸走数十亿资金。

除了水多掺面、面多掺水的常规做法，还有什么招儿？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于是，在昔日的跑狗场——位于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柜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文化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过去这里是法租界，四周法国梧桐高大魁梧。

1992年6月1日文化广场开门，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9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一时间秩序大乱，冲倒栏杆，9点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6月9日后文化广场重新开业，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理。

1993年12月24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刮风怎么办？

17.5公斤包裹里有2 800张身份证

深市“8·10”爆市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节点。实际上，在这之前已有征兆。

1992年5月，深圳要发新股，引来全国股民带着大包小包的身份证涌入深圳，人们日夜排队，时有证券公司门窗被挤爆。当时新股发行数量不大，没有引发重大事件，于是花好月圆皆大欢喜。

但是，这个看起来最市场化的动作，却是完全由政府决断管理的，一切由政府指定：指定价格、指定市场、指定券商、指定购买人、指定包销人、指定中签率、指定发行时间期限，比计划还计划——而最应该指定的是发行哪只股票，这却定不下来。

这种纠结在小范围里是可以花好月圆的。但是，如果放大了会怎样？那就是深圳“8·10”爆市事件，是政府公信力的损毁和丑闻，是书记市长的去职，是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在花好月圆三个月后，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重达17.5公斤的包裹，里面有2 800张身份证。谁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可能有人注意到了，包括收集2 800个身份证的主儿，但不幸，官员没有。8月7日，深圳市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1992年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 000股。具体到身份证，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钱买一张抽签表。政府还很体谅大家：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

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据说一下子涌进150万人，那要带来多少身份证？广州到深圳的软坐火车票30多元，黑市竟炒到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早有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1992年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界限，汗流在一起，劲使在一块儿，气喘作一堆。

7日一夜，8日一天，8日一夜，到9日早晨，天亮了，一辆辆押钞车来了，像一堆堆金子闪着光。售表窗户打开了。但到了中午，有几个点的窗户又关上了：表售完了。越来越多的窗户关上了。

到了10日上午还有可怜的人在排队。而这天早晨上摊的深圳各报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广州、北京以及香港的记者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镜头。

人们互诉自己的委屈，人们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

8月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再增发500万张认购兑换券（合计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

2008年，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对此事件的决策过程作了详细披露：

重大的决策一定要慎重，不能凭老经验、老套做法。“空城计”诸葛亮也只唱一次，老谱沿袭是不管用的。在丰厚利益诱导下，各种纪律、监察手段都显得很脆弱。

当时提出的发行方案有7个。有参照国外“让股民先预付款，存5 000元到银行，凭存单可购10张抽签表”的方案，也有用存款抵押的方案，等等。当时有人说：“老百姓穷，谁能拿那么多预付款、存款？”有人向市里反映要从群众利益出发，给全国老百姓一个均等的机会，让百姓都有机会发点财，有财大家发。市长郑良玉是尊重群众呼声和要求的，也就敲定沿用抽签表的方法。至于抽签表价钱，上海当时每张30元，市里先是议定50元一张，郑良玉听了多方面意见后，觉得干脆卖100元一张，“让股民冒点风险”，“市里多集些钱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事与愿违，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我们决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仅凭感情、凭经验。

到底出事了。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下子束手无策。我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要不要向上面请示批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干着急啊！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决定以后，连起草文件都来不及，草草写了五条，晚上9点40分，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这五条公告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结果，游行队伍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我讲话。我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五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这时，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发行500万份抽签表，明天一早在原销售点发售，股民都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又报告一番，他没说什么。

李灏、郑良玉去职

事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他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事后朱镕基副总理认定“8·10”爆市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

1992年12月16日，郑良玉上了井冈山，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走前在《深圳特区报》二版留下一首卸任小诗。随后，市委书记李灏也回北京了。李灏是1987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职上赴深圳的。

在郑良玉离职的当天，深圳市政府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

今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群众反映强烈。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除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的发售点外，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市纪委等部门从2 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

三个多月来，清查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 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群众投诉较多的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市建行深建证券部和人民北路办事处3个发售点营私舞弊的情况很严重。按规定，8月9日这3个发售点应公开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6.5万张，但实际只公开向群众出售了3.9万多张，其余2.5万多张全部被私分私拿了。3个发售点的银行、执勤和监管人员，从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都有舞弊行为，最为严重的是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发售点，在参加发售工作的33人中，有31人参与了截留私买抽签表。

深圳“8·10” 爆市事件，也许是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有人不相信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从最先被举报并清查的6个发售点看，平均私分私购达，照此推算，哪怕降低一半，全市300个发售点流失的何止10万多张！

也许调查是准确的，但这就更可悲：连真话都没人信了。

在“8·10”爆市事件之前，上海已有成功的发售方式，深圳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方式？实际上，从1992年3月开始，深圳就通过报纸征求意见，并在7个发行方案中选中了凭身份证抽签的老办法，“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但在价格上，却没想着普通百姓。上海的抽签表是30元一张，有人说深圳50元吧，最后决定100元一张，500万张就是5亿元，政府弄点钱也不错嘛。

深圳的股票发行太计划了，计划得计划人和被计划人都没了计划。一是认购者只管买，并不知将来会碰上什么股；二是先决定了抽签表的发售量和中签率，却不知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买；三是实打实的发售方案定下来了，却不知道执行这方案的队伍里有多少败类。北京首都机场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理论上中速行驶半个小时够了，但谁也不信——谁知中途会有多少塞车多少意外呢。

“8·10”爆市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股市会不会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

证券业确实太危险了。李明山曾给朱镕基当了5年警卫，1992年年底调到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前，朱镕基告诫他：不要发不义之财，好自为之。

就深圳“8·10”爆市事件，深市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沪市竞争。“8·10”爆市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但上交所并没有循规蹈矩，反而趁机大跃进。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上交所才领教了什么叫“关门”。

有几位股市鳄爷，也是从此发迹的。

1992年5月，《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引起了很大关注。“8·10”爆市事件发生后，《中华工商时报》又刊登了整版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这两篇长文的作者是吕梁，后文会有他的故事。

1992年5月，唐万新带着借来的5万元资金去西安寻找商机。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时间即获利5 000万～7 000万元。有人称，在“8·10”爆市事件中，唐万新从新疆带来5 000名自带铺盖和板凳的老乡，抢购新股认购表，发了一笔财。随后，唐万新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当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唐氏事业的起点。

或可以说，深圳“8·10”爆市事件就是吕梁和唐万新的“吴起镇”。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从此大发展。

“8·10”爆市事件的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理由。实际上，到1992年，地方政府才刚开始意识到股市的利益。或者说，拓荒牛还没来得及分享利益。

李灏们走了。如今拓荒牛的雕像还在老市委大院的门前立着，而市委已搬去了新区，高堂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