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中央同意《纪要》的基本内容。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地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指出：厂长对工厂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统一指挥权，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度处置权；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企业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对厂长的奖惩，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机关批准，等等。

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同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

1月11-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13日，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3年》的通知指出：国务院决定，从1982年粮食年度开始，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3年的办法。粮食部根据中央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和1981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讨论的意见，拟定了《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3年”的粮食管理办法》。国务院同意这个办法，请认真贯彻执行。

1月14日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当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做好吸收外资，正确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劳务合作，把国内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工作。

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9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沿海9省、市、自治区座谈会提出：沿海地区要在内外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比重；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经济贸易管理体制，为全国提供经验。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4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月1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指出：1.改变过去以新建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主要手段的做法，实行以技术改造作为扩大再生产主要手段的方针。2.技术改造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3.技术改造要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不仅要考虑本企业、本行业、本部门的效益，而且主要应当考虑国民经济全局的效益。4.技术改造要不断用新技术改造落后技术。5.要从我国技术改造的迫切需要出发，积极利用外资，引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和自己还不能制造的某些关键设备、仪器仪表，包括少量局部生产过程的系列设备。6.技术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全面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要防止不做调查研究，不讲经济效果，一哄而起，盲目上马的偏向。

1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产值利润率由1980年创造历史最高水平34.3%上升到38.3%。在国内十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名列第一。

1月25日  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一次。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坚持上述原则，也不能例外。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他最后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1月29日  赵紫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今年上半年国务院的工作安排问题。会上，赵紫阳就国务院上半年的4项主要工作讲了话：一是切实抓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二是要严肃处理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搞好生产；四是编制好“六五”计划。

1月30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指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采活动。在本条例范围内，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一切活动，都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参与实施石油作业的企业和个人，都应当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是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政府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确定的合作海区、面积，决定合作方式，划分合作区块；依据国家长期经济计划制订同外国企业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规划；制订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政策和审批海上油（气）田的总体开发方案。

2月6日  国务院发布《广告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专营广告的广告公司和兼营或者代理广告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广告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未经登记，或者申请登记未获批准的，不得承办广告业务。承办外商广告的单位，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私人不得经营广告业务。该《条例》自5月1日起施行。

2月11-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会议指出，我们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2月13日  国务院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并发出通知指出：望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抓紧时间研究制定实施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村镇建房用地限额和省、地、县三级具体审批权限等问题作出规定，并督促所属县级人民政府及时订出具体宅基地面积标准，抓紧进行村镇规划（规划可先粗后细，首先解决合理布局、控制用地问题），迅速建立起村镇建房审批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人管理，坚决刹住乱占滥用耕地之风。

2月17日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2月21日财政部公布施行。《实施细则》规定：外国企业同中国企业合作生产、合作经营，除另有规定者外，合作双方应当分别缴纳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年度，指公历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外国企业按照前款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有困难的，可以提出申请，报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后，采用本企业满12个月的会计年度计算纳税。

2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page]

2月20日至3月4日  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会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打破地区、部门之间的经济封锁，提倡各地区在产品质量、价格、花色品种等方面开展竞赛。会议指出：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临的新课题。并提出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2月25日  邓小平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消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要提倡精神文明，每个人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大权集中，小权分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能进能出，按劳分配；党政企科学分工，经济、行政手段紧密配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设想，完成上述改革，大致需要8-10年的时间，实施步骤拟分两个阶段：1982-1985年，抓好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1986-1990年，按照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

3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希望广东、福建两省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学习，坚决贯彻落实。过去中央发出的有关文件的内容，凡是同这次会议精神有不同的地方，都以这次会议《纪要》的内容为准。《纪要》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完全适用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地。希望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根据《纪要》精神，检查前段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对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作出具体部署，坚决贯彻执行。

3月2日  赵紫阳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国家经委负责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

3月4日  赵紫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忽视速度，而是忽视效益；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采取措施，解决出现的问题；今年总的精神是要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不能把潜伏着的危险重新激化起来。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

3月5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委、国家计委、外贸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关于修订<出口商品外汇留成试行办法>的报告》和修订后的《出口商品外汇留成试行办法》，并发出通知指出，在国家外汇收支还不能平衡，需借外债弥补的情况下，外汇留成数额已不少了，要从严掌握。各级领导要研究管好用好这部分来之不易的外汇，力求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今后，在《试行办法》规定之外，不得扩大留成范围和比例。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单独批准外汇留成的，由国家进出口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1981年度的出口商品外汇留成按本办法执行。

3月8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按此方案，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将由既有的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工作人员编制约为3.2万人，比当时的4.9万人减少1/3左右。会议决定：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并决定撤销国家农业委员会、机械工业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和国务院财贸小组，重新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扩大其职权和业务范围。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一些相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3月1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提出，所有全国性专业公司不列入国务院行政机构，分别由有关部门领导；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有自主权，成为经济实体。

△国务院颁布《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凡是职工（集体或个人）提出的有关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或技术改进，经过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使某一单位的生产或工作取得显著效益的，均按本条例给予奖励。

3月30日  赵紫阳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安志文、周太和开会，研究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问题。赵紫阳同意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主要负责人的建议名单，并同意当前应抓好的几项主要工作。31日，将两个报告（“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意见”和“主要负责人建议名单”）上报。

3月31日  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

4月6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他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4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指出，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度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试行离职休养的制度。已经退休的干部，符合本规定的，应当改为离休。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工业品购销中禁止封锁的通知》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地区出现了对外地生产的工业品进行封锁的严重情况。这种搞地区或部门封锁，用行政命令保护落后的做法，对国家经济的全局是极为有害的。这样做，势必削弱国家统一计划，分割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不利于发挥地区的生产优势和优质产品的增产，不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通知》要求，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企业、事业单位和供销部门，有权到外地区、外部门择优选购各种工业品，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不得加以限制和阻挠。

△国务院发布《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企业实行奖惩制度，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在奖励上，要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对违反纪律的职工，要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坚持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并行不悖的。

[page]

4月13日、20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拟订“六五”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汇报》。这几个问题是：财政有很大赤字没有平衡下来；能源产量不能适应工业每年增长4%的需要；为“七五”发展准备的项目太少。提议“六五”后3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保持28%为宜。

4月17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关于城市出售住宅试点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要求搞好“城市住宅试行出售给职工”的试点。明确在常州、郑州、沙市、四平4个城市进行试点。

4月22日至5月4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彭真受叶剑英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指出：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很不完善。在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1978年的宪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情况的需要，因此作了较大的修改。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会议还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有的52个部委再缩减为41个；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等10人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

4月24日  胡耀邦在加强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有些部门，有些同志，局面还打开得不够。框框太多，不是说不要框框。有几个大框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大框框。但是，框框太多太细是不行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精神不振，打不开局面。今年，我们又打开了两个局面，一个叫精神文明，一个叫体制改革。思想工作要走到前头，鼓舞人们的信心。第一，要用事实，第二，要用分析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提高经济效益，这可能是经济战线上的重要的思想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领导干部任职的通知：主任赵紫阳（兼），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副主任杜星坦（兼）、周太和、安志文、童大林，顾问薛暮桥、马洪（兼），秘书长周太和（兼），副秘书长廖季立、董峰。同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方案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先设立办公室、理论研究组、总体规划组、协调组、调查研究组，干部暂定100人。

4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赵紫阳对《从首钢看体制改革问题》一文的批语：同意按文中意见在首钢试点（最好上缴利润递增率再略高一点）。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根据这一批示，确定首钢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由5%提高为6%。这是全国进行改革试点的第一家实行承包的国营企业。

4月29日  全国第一所集体所有制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京成立。

4月30日  国务院原则批准《常州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初步规划》，要求尽快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常州市是国家体改委最早抓的两个试点城市之一。该《规划》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帮助制定的。

4月  四川省广汉县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县级机构改革的试点，建立了新的县、乡两级管理机构。把公社改为乡，建立乡党委、乡政府、乡农工商联合公司；改生产大队为村，建立村民委员会；改生产队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广汉县的这一改革，否定了大大超越生产力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为全国的县级机构改革提供了经验。继此之后，四川省邛崃、新都县进行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党政企分开的改革试验。

5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同意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新设立劳动人事部等部委。并原则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5月14日国务院发布实施。

△国务院任命薄一波（兼）、杜星垣（兼）、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同志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强对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会议，动员进一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为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做好理论准备。会议认为：当前需要讨论研究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一是条条和块块的关系，或者说部门管理和地区管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5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分工的通知。

5月5日、7日  胡耀邦就十二大报告经济部分写法的谈话：前年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前10年搞得慢一点，后10年搞得快一点。我提出不要把难题留给后人。冒进决不要，但总是老一套，打不开局面。今年第1季度比去年好得多，但是有苗头，又说效益不好了。效益不好，可以打个招呼嘛。但是不要用效益压指标，借效益来收缩。我不赞成现在做计划的方法。

5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

5月6日、7日  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相继成立。薄一波分别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用经济组织替代行政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大突破。

5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组成人员，党组书记薄一波，党组副书记安志文、周太和，党组成员童大林、薛暮桥、廖季立、陶力。

5月21-22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计划的汇报，基本同意汇报内容，提出“六五”计划搞好后，就要着手搞10年规划（即前10年的计划）。

5月25日  国务院任命国家体改委顾问薛暮桥、马洪（兼），秘书长周太和（兼），副秘书长廖季立、董峰。

5月27日  姚依林、宋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给胡耀邦提了4条意见。信中指出：“最近几年，耀邦同志对经济计划工作做过不少指示，并有所批评。耀邦同志的许多意见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有些批评是中肯的。”但是，“根据我们看到和听到的耀邦同志的一些讲话，感到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有些意见同中央的方针不那么一致，同实际情况不那么符合，使我们在工作中感到很难办。”

5月31日  万里在中纪委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单位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开展起来。中纪委派出154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到年底，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16.4万多件，已结案8.6万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赃物（赃物折合成赃款）计3.2亿多元。

5月31日至6月5日  赵紫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赵紫阳提出了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1.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2.中日经济关系应该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从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3.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不受国际风浪的影响。

6月17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指出：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我国过去实行的城乡分工的流通体制，是在建国初期适应对私改造的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分工的流通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按商品分工、城乡统管的原则加以改变，由主管的国营批发公司全面负责，统筹安排全国城乡市场，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商品流通。

6月19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20年设想和“六五”计划的汇报》。计委汇报，预测今后20年经济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前10年平均可能达到5-6%的速度，后10年可能达到8-9%的速度，20年翻两番。“六五”计划，工农业总产值速度定为4%，争取5%；“七五”计划设想定为5%，争取6%。财经领导小组基本同意计委的意见，提出再准备一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

[page]

6月30日  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对经济形势既要看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也要看到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调查材料。刘庄大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重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二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开生产门路，冲破了单一经营的框框，经济发展很快，总产值3年翻了一番。

6月底  据统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3左右。仅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善。

7月1日  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7月3日  国家计委就工业企业联合改组问题向赵紫阳作了汇报。赵紫阳讲了以下意见：1.一般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主张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好；发展中国家又都主张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两条：一是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一些大事；二是分配比较平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毛病也是两条：一是工厂不关心市场，市场对生产的反作用小；二是企业不关心科技进步，不关心新产品，积极性不高。我们要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同时克服其弊病。主要一点是讲经济规律，学会运用价值规律。2.整个经济管理可以分为两块、三部分：一块是计划，一块是市场；一部分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实行指令性计划，一部分按市场变化安排生产、国家不搞计划，第三是中间部分、既有指令性计划又自由生产。

7月4日  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体制改革问题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

7月9日  赵紫阳批示，把国家计委《20年设想和“六五”计划》的汇报提纲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计委的汇报，是一个全面的汇报。“20年设想”，回答了20年翻两番是能够做到的，前10年速度慢一点，后10年速度将高于前10年，前10年与后10年是衔接的。“‘六五’计划”，讲了各个方面的安排，特别讲了要集中资金，在原定2000亿投资之外再筹措200亿元，否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汇报的主要内容，也是为十二大报告作准备。

7月10-24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加速制定一些新的法规，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彭真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要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7月11-16日  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简称“莫干山会议”）。会议由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主持。世界银行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7名成员分别在会上介绍了苏联、东欧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情况，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会上对中国是选择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的进行了争论。最后，与会者一致认识到，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进行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上报薄一波、杜星垣并赵紫阳。

7月13日  胡耀邦、薄一波对国家体改委第5号简报《江苏省部分小商品试行协商定价取得良好效果》一文作了批示。胡耀邦指出：“很值得我们重视……看能不能有准备有步骤地推行……，避免一哄而起”。以后不久，放开了第一批小商品价格。

7月14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

7月21日-8月17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六五”计划和1983年计划控制数字。8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了计划会议的讨论情况，着重汇报了财政问题，特别是筹集能源交通建设基，省市阻力很大，说这样一来就把地方经济搞死了。而省市要求，在2300亿元的基础上，再加投资300亿元。8月17日，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赵紫阳讲话指出，集中200亿元资金，我也没有想清楚。不集中，重点建设规模就不能搞得那么大，必然影响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集中了，又怕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关于农业问题，赞成适当增加农业的投入。

7月24日  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廖承志在信中说：3年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涤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这封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7月26日  邓小平同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10年为后10年做好准备。

7月29日  薄一波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济中心、财政部起草的《关于改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确定进一步修改后提交全国计划会议征求意见。

7月3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陈云也在会上作题为《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党的一件大事》的重要讲话。

8月6日  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讨论并通过分别给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务院发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家的物价方针和政策、物价法规和物价计划，由国务院制定和批准。重要的工农业品价格、重要的交通运输价格、重要的非商品收费和物资管理费，由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管理。比较重要的工农业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非商品收费，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其他工农业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工商企业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有定价权。

8月6日、11日 邓小平在分别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一个世纪再花30年到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8月9日  国务院发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工商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在中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地方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企业除全国性公司外，一律在所在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申请登记的工商企业，应当是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并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工商企业所属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由该工商企业统一申请登记。

8月15日、25日  薄一波、万里先后在廖季立8月13日签名报送的《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薄一波批示：“季立同志：我看了一道，觉得整理得非常好，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万里批示：“请转告廖季立同志，此件我看了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并发劳动人事部参阅。”

8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9点方针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和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

[page]

8月21日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8月2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自1983年3月1日起施行；并批准了《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

9月1-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保证。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

9月12-13日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9月13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关于“六五”计划财政平衡问题的请示》。首先，由宋平汇报。宋平说，“六五”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市场供应、对外贸易等指标，经过8月份全国计划会议讨论，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剩下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财政平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六五”计划就可以定案了。经国家计委同财政部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采取的措施。为了解决资金缺口，会议议定：征能源交通建设附加税每年40亿元，3年120亿元。银行转过来中短期贷款每年10亿元，3年30亿元。银行多上缴财政每年10亿元，3年30亿元。财政每年增拨7亿元，3年20亿元。以上共200亿元。王丙乾、李朋、吕培俭，3人划圈。

9月16日  国务院发出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指出：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是促进小商品生产，搞活小商品流通，满足市场需要的一项重要措施。请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报告精神，抓紧时间，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同时，也请你们对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抓好小商品、中小农具生产和供应的意见》（国发[1982]2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并报告国务院。

9月18日  邓小平在陪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赴四川访问途中，向金日成介绍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

△赵紫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赵紫阳的谈话要点是：1.现在消费品也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是我们国家从1953年以来没有过的；但同时出现了日用消费品滞销积压，消费品越积压，群众持币选购的心理就严重，消费品开始出现竞相降价推销。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2.技术进步问题。20年翻两番，不能建立在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基础上，必须主要靠技术进步。3.要认真抓一批大企业，大的抓住，小的放开。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城市，也要一个一个抓。4.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必须适当扩大沿海城市的自主权，利用外国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竞争。5.对原材料工业特别是“三材”的供需状况要预先研究对策，不要过两三年又发生“无米之炊”。6.组织石化总公司，用好1亿吨油。

9月24日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10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今后中央党政机关的所有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参加轮训，要求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力争在三五年内使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0月5-13日  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常州、沙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安志文、陶鲁茄分别在开幕式上作报告和闭幕式上作总结。会议同意常州市实行递增3%利润包干和会议纪要提出的其他事项。经国务院领导批准，11月3日，国家体改委印发了会议纪要。

10月14日  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提出了今后10年279个重大勘察设计项目的设想。宋平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个设想。邓小平对今年工业生产预计增长6%表示高兴，并说重工业的增长加快了。对宋平的汇报谈了两个意见：1.你们提出279项重大勘察项目，要认真落实。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20年的时间分为前10年、后10年，前10年为后10年做准备。准备有个时间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2.要搞好200多项重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就得动员大批的科学技术人员去做。还有科技攻关的问题，也是很大的组织工作。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使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

10月15-23日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联合召开的“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在京举行。11个省、市有关同志参加，周太和在会上讲话。经过讨论提出了《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国务院11月8日批准下发。

10月16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以个体商贩为主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汉正街市场，把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湖北等13个省市区110多个企业的生产和武汉周围农村、湖北省邻省农村的广大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3类日用工业品下乡的流通渠道。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因经济花色品种多、进货渠道多、商品适销对路、价格灵活而吸引了大量顾客，在全国影响较大。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告》，并发出指出：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面的利用，把淡水渔业摆在应有的位置，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经过10年8年扎扎实实地工作，力争实现全国年产淡水鱼四五百万吨的目标。

10月20日至11月10日  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决定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做法，放宽政策，改革商业体制，打开商业工作的新局面。

10月22日  邓小平会见戈帕尔斯瓦米·帕塔萨拉蒂率领的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印双方只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同时指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0月23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全国计划会议需要讨论问题的请示汇报》。汇报要点是：党的十二大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任务，“六五”计划也已初步确定下来，1983年计划主要是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和“六五”计划的要求。

[page]

10月23-24日  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上奖励发明成果428项，自然科学成果125项。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方毅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赵紫阳讲话的重点是：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10月24日至11月2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书记会议，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会议的前一段讨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后一段讨论农村经济工作。此前胡耀邦提出要求，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座谈纪要的中央1号文件。

10月25日-11月1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落实1983年计划，集中讨论了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问题。11月4日，陈云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当前经济情况与问题的汇报。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总要有个笼子，这就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

10月27日  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指出：当前，许多单位加给企业的社会负担名目繁多，使企业负担过重，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核算和正常生产，侵占了企业应当上交各级财政的利润，许多地区和企业迫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今后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安排年度和长远计划中，对城市、矿区、林区各项建设事业要进行综合平衡，统筹解决。

10月29日  国家体改委拟定《关于“六五”期间和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指出：“六五”后3年要着重搞好以下改革：第一，改进计划体制，形成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第二，按照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基本形成有利于产需衔接的流通体制；初步建立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智力开发和人才合理使用的科技、教育、劳动体制；第四，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第五，着手建立以城市和工业基地为中心的经济区，改善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状况。

11月2日  国家体改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了《关于“六五”期间和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廖季立主讲，周太和作了补充。赵紫阳、万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作了指示。

11月8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研究解决5个问题：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寻找和创造出一套适合工业企业特点的，既能保证国家统一领导，又能发挥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11月10日  国家计委向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指出，这两年，由于计划管理不统一，资金管理分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度突破国家计划。中央已经确定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如果其他方面的投资，特别是自筹投资降不下来，就会使整个投资规模过于膨胀，使一般建设挤重点建设、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的情况加剧，重犯过去拉长基建战线、造成比例失调错误，使这几年费了很大力量调整国民经济所取得的成果重新失掉。听完汇报后，赵紫阳表示：1983年计划指标不是高指标，大家要努力去完成；实现翻两番，不能盲目铺新摊子、追求产值，要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实现；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过3年再来一次折腾、又来一次调整的情况。

△国家体改委邀请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志座谈和讨论了如何加快国营企业利改税问题。会议由安志文主持，田纪云参加了会议。田纪云讲了利改税的意义、作用和实施步骤。 12日，国家体改委向赵紫阳、薄一波作了报告。14日，赵紫阳对国家体改委12日上报的利改税座谈会提出的建议作了批示：原则同意。要快制定方案。薄一波也批示：赞成这个方案。

11月11日  赵紫阳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随着承包制的进一步推行，专业户、重点户的大量涌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目前各种形式的新的联合，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出来。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推行，组织经济联合，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实行专业化、社会化，把农民家庭承包或小组承包的经济，通过各种形式，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大经济的周围，包括同城市国营大工业、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国营农场、国家科研单位等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并通过合同制等办法，把它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11月12-19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会议通过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批准关于长江南通港、张家港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等项决定；决定任命吴学谦为外交部长、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免去黄华的外交部长、耿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

11月16日  赵紫阳在同安志文、廖季立谈话中明确指示，“除首钢、二汽两个已经批准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以外，其他大中型企业，应一律征收所得税。”此意见由安志文、廖季立转国家经委吕东、袁宝华，袁宝华提出了不同意见，吕东批示由一位同志去汇报。

11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市冲破繁琐制度的束缚，在短短3个月内就建成集体商业网点594个，安置待业青年5000多人，受到群众称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并作出批示，要求在一切部门推广这种工作作风。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宋平《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几个问题的说明》，讨论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草案）。政治局会议同意宋平的说明和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

11月24日  宋平向邓小平汇报今后20年电力的增长设想，说明20年翻两番还是能够实现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同志在座。邓小平听后说：20年“翻两番”已定，要向这个目标奋斗。但到底靠不靠得住，我有点担心。搞真的、没水分的“翻两番”，可不简单。农村的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农村的办法完全搬到工业上不行。工业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经营管理和体制改革的问题。工业的计划性很大，前后左右要均衡生产。要从这些方面考虑，怎样改进计划工作，怎样改造企业，才能适应“翻两番”。这样的问题，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只是讲空话，讲大道理。

11月26日至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会上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三部分第四个问题专门讲了“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提出“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3年来的初步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各种重大比例关系正在趋于协调，这就为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经过周密的研究，可能试点的还需要经过试点，逐步积累成熟的经验。今后3年内，在对价格不做大的调整情况下，应该改革税制，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这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枕收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11月30日  赵紫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问题。财政部李朋汇报说，由于目前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行，这次研究的利改税还只能是初步的，主要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具体意见是：小企业在承包基础上全部实行利改税，大中型企业先扩大税收的比重。即：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征收50%的所得税，同时征收“两费”（固定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然后按国家核定的企业留利水平留成，所余利润仍上交财政。会议确定，由财政部和体改委组织力量，到天津、上海等地，分行业、分户进行全面调查和测算，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报国务院，今年内再讨论一次，争取明年在全国推行。

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通知指出，一切国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以及这些单位所管的城镇集体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都要向国家缴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全国每年40亿元，全部上缴中央财政。

12月2日  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陈云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page]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肯定了试办特区3年来的成绩。《纪要》提出：当前需要赋予特区更多的自主权；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须由国务院审批；特区的建设发展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外资，根据发展、需要，可有步骤有选择地批准外资银行到特区开业；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实行优惠待遇；要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开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

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规定，要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内容如下：1.从1983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对其他省、自治区一律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总额分成的包干办法。2.将中央向地方的借款改为调减地方支出包干基数。3.为了配合经济的调整和整顿，合理安排烟、酒生产限制其盲目发展，从1983年起，将卷烟、酒两种产品的工商税划为中央财政收入。4.凡是中央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的收入，包括试车期间的收入、投产后的利润等，应归中央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共同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的收入，按投资比例分成。5.从1983年起，将亏损企业的负担比例改为同盈利企业的留成比例相一致，亦由县财政承担一半，以利于整顿县办企业。

12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方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改革地区体制，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地市合并，市管县、管企业，省一般不直接管理工业企业，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12月9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这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区煤炭联合企业。

12月11日  胡耀邦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发表题为《1983年的工作》的讲话。他指出，1983年是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又是实施新宪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奋斗的头一年。我们的工作计划，要抓住重心，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成绩：1.完成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并开始整党，力求使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情况进一步好转；2.力争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不低于今年，并切实做好为1984年和今后若干年的继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准备。

△安志文、周太和将《关于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报送杜星坦并赵紫阳、薄一波。次日，赵紫阳批示：此事请依林同志认真研究提出意见。薄一波批示：建议原则批准，让体改委继续搞。务必在春节前搞出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来，我准备再听次汇报。

12月15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规定：一切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以及这些单位所管的城镇集体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都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确定每年为40亿元，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在正确执行政策的前提下，保证完成任务。地方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全部留给各省、市、自治区使用。

12月18日  根据12月13日国家体改委委务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修改后，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将《关于“六五”计划后3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报送薄一波、杜星坦并报赵紫阳。

12月20日-1983年1月17日  赵紫阳应邀先后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加蓬、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60年代周恩来访问非洲后中国总理第二次访问非洲。1983年1月13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赵紫阳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12月2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补充规定》，规定自筹投资突破国家计划的，加收30%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2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杜润生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说：3年来农民收入在增加，业大增产，根本原因是搞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到了解决流通环节的时候。原则：大计划、小自由，70-80%的产品实行统购派购，30%的产品允许农民多渠道经营；完成收购任务后，棉花暂不放开，粮食可以放开；允许农民自己办合作商业；允许农民长途贩运。针对雇工问题，陈云说：雇工的限额，过去国务院有过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是多了一些。这个问题，我看也没什么大的了不起。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还没弄清楚，究竟雇工限几个，限多少是合适的，或者不限，或者限，这个问题还要看看。文件讨论稿上讲：“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也暂不要取缔。”这个问题要看一看，限额不要具体讲几个。但是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慢慢来，我们还有时间。今天是1982年的最后一天，还有1983年、1984年，看看再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通知》指出：我国现行化学纤维织品同棉纺织品的比价不合理。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偏高，同群众的购买力水平很不适应。这个问题，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市场供应明显好转，物价基本稳定，为有计划地调整不合理的商品价格，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批准国家物价局《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报告》。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