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试行开业：李灏拍板定夺

王健禹国刚勇往直前 李灏拍板定夺 

实际上深圳市在筹划证券交易所方面比上海略先一步。2001年我曾采访过深交所筹备组负责人王健。他回忆说，1990年5月上海曾派人来深圳学习考察并索取了部分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材料（俗称蓝皮书）就可以明证我们比深圳早先一步。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就提出特区建立资本市场。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了4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学习班。11月，深圳市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禹国刚任专家组组长。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此时筹备小组成立，王健任组长，禹国刚任专家组组长。他们将申请的20万元经费用于购买国外证券方面的资料（对此有人讥讽他们是食洋不化），然后组织人翻译。那时候人员都是各单位借调来的，大家白天在原单位工作，晚上来筹备组加班。到1989年底，王健、禹国刚、周道志等人先后起草了深圳股票发行办法等一系列规则，规定。

1990年5月，王健、禹国刚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汇报工作。人行的一个司长居然别出心裁提出不要叫深圳证券交易所，改名叫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随即问：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这位司长说，你不懂。以后再改名嘛。王健和禹国刚当时哭笑不得。

1990年7月2日，深圳市正式成立了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叫市场）。同年8月22日，王健、禹国刚被任命为深交所（这次叫交易所了）副总经理，王健主持工作。

在有关人员加紧研究、辛苦工作后，经反复修改甚至“激烈冲突”后，一系列的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完毕，特别是实行电脑无纸化交易，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经深圳市政府研究讨论后，决定上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要等到该方案批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股市如何运作、证券交易所如何设计，对任何人讲都是一片空白，作为上级主管机关，更要慎重。笔者我记得有一次和人行开会，他们的一位司长甚至提出交易所太敏感，能否不开交易市场。

但深圳当时的黑市交易猖獗，即使是“官方”的证券公司交易部股票交易也时常发生舞弊行为，三角套差、互做手脚、操纵市场等违背“三公”的行为也引起了公众不满。

对此，深圳市李灏等领导及有关人员认为不能“耐心等待”上面批准了，特区就要体现“特”字，可以试办证券交易所，替代深圳黑市交易。

1990年8月18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成立。实际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原计划在1990年8月18日开业，后由于北京高层的否定，才没有成立。之后深圳市又计划在10月13日开业，也没能如意。

对要不要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深圳的内部存在激烈争论，主要是一些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柜台觉得成立证券交易所后，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灰色收入受到损害。此外总共5只股票，没有必要搞什么证券交易所。所以，他们拼命反对深圳成立正规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他们每次和银行、券商开会都吵架，王健和禹国刚提什么方案，他们就反对什么方案。

11月中旬，王健听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已获批准，1990年12月就要开业的消息后，他心急火燎。11月21日立即找到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开门见山地问，咱们开不开交易所了？

李灏问：你什么意思？

王健：上交所马上开业了。我们深圳目前可以进场托管交易的股票就一个，干脆放到上海就算了，咱们开交易所还有什么意义？

李灏紧迫感顿然而生，沉思了一下说，那好吧，我明天就去现场决定。

1990年11月22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来到深交所筹备现场，李灏书记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领导们听取了筹备组王健等有关人员的汇报，现场观看了电脑无纸化交易的示范运行，之后深圳领导听取了到场人员的意见。王健、禹国刚为首的人员认为要立即开业，赶在上海前面，结束深圳股市的混乱状况。另一种意见认为：北京高层还没批准就开业，万一问起来，恐怕不好交待。

深圳市领导这时也陷入了沉思，改革10年了，他们在深圳为经济特区进行过改革开放的各种试验，有成功，有失败；有赞扬，有责难；有理解，有不理解，更有人从不理解到理解。总之不是一帆风顺。否则，怎么叫改革，又怎么叫特区呢？目前深圳搞股份制、股票试点则更敏感，它牵涉面太大，弄不好引起一系列社会反应。但这怕那怕，今天等，明天等，后天等，这改革的试验效果又如何体现？

一种改革开放的责任感，一种历史紧迫感在渐渐逼近。深圳市领导的改革开放思维又一次占据大脑全循环系统。

李灏书记问：我问三个问题，第一，成立证券交易所对股市规范有好处吗？

郑良玉市长答说：当然有啦。

李灏问：准备怎么样了，交易大厅、计算机等行不行？

王健等人异口同声回答：没问题，可以运行。

李灏又问：既然如此，为何不开业？

郑良玉答：上级没批准，开不了啊。

此时禹国刚“将了一军”说：现在黑市交易猖獗，我们开办交易所集中交易股票正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符合北京精神。如果交易所不开业，深圳黑市股票交易继续这样混乱下去，该断不断，北京要找你们各位领导算账，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郑良玉听完此话直点头表示同意后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中央正式批准了，但现在还没开业。我们可以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营业开张，特区试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

此时王健和禹国刚还把开业的白板交易、电脑交易的运作情况向李灏、郑良玉展示了一遍。李灏和郑良玉觉得很好，完全具备开业条件了。

李灏问：如果我拍板，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业？

王健和禹国刚几乎同时回答：您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可以开业！

李灏：好，北京方面会有通盘考虑，但我们是特区，特区特办，我们叫试营业。明天就试营业。

此时有人说：应选一个好日子，12月1日吧。

李灏：好，再给你们9天时间，12月1日试营业。

当李灏准备出门时候，他又转身对随行的市领导说，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李灏书记话不在多而在精，几句话，就决定了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在场的王健、禹国刚和其它工作人员激动得热烈鼓掌。

在李灏书记一行人走后，有一个反对深圳开办证券交易所的领导对身边人员小声说，王健这小子怎么这么汇报，以后有他好看的。

尽管后来还有人告状，要罢免王健，禹国刚。但是他们排除万难，义无反顾地启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的倒计时时钟。图注：2001年，王健接受李幛喆采访在开业现场回顾当年深交所开业情况。

王健潸然泪下 禹国刚反语领导别着急

由于正式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批文未下，因此，正式开业落在上海后边。

不能正式营业，深圳就发扬特区特有的方式，来了一个试营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层开始试营业，开业没有众多领导和嘉宾出席，惟一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就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深交所的监事董国梁。王健和禹国刚站在敲钟旁边，开业仪式也很简单，9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王健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新中国首家试营业的证券交易所“惨淡”开业了，仅有这3个人参加了开业仪式，见证了这段“惨淡”的历史。

2001年，我到深圳去采访深交所筹备组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我们一起到当年敲钟的地方，当王健模仿当时敲钟的情景并回忆起当年惨淡开业的情景，忍不住潸然泪下。正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2001年到深圳采访禹国刚时，他回忆总结说，这个简单的开市仪式，既简单，也庄重。这个钟声来之不易啊，引用你的书名就是：终于成功！

注：笔者2000年撰写的1980-2000中国股市发展报告的书名是终于成功。禹国刚看过这本书，在此引用。

这天显得很清淡，由于老5股没有办好托管手续等原因，当天只有深安达（现在更名为*ST国农）1只股票“试营业”。钟声过后，整个上午无任何报盘交易，空市开盘。

此时国际投资基金部有内线人进来告诉王健，昨天那些券商密谋，今天故意不报单，要空市，让你们难堪。

王健和禹国刚气愤之极，禹国刚立即派人去券商处调查，发现的确是有股民委托买卖报单，但是券商故意不报。

王健立即找来人行的2个处长反映情况，但是一时查无实据，2个处长也无能为力。

好在国投基金部的人（原来王健的老部下）支持深交所试营业，下午报了几笔单。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完成了新中国股票第一笔交易，即：深安达成交了5笔8000股。这也是深交所试营业全天首日惟一成交的情况。尽管仅有8000股成交量，但是它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 

由于开业当天怕出现意外情况，所以深圳市领导要求股票交易“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再加上当天仅有一个深安达股票托管了可以正式交易，所以电脑也没有派上用场，是采用白板手工完成了当天的操作。

禹国刚对我回忆说，1992年股票热后，券商手工劳动实在不堪重负了。深圳市领导找来禹国刚，要他赶紧采用电脑交易记账等。禹国刚此时开玩笑说，别着急，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嘛。搞得领导哭笑不得。图注：禹国刚在敲钟现场回顾当年开业情况

禹国刚还遗憾回忆说，本来我们深圳市是最早设计好电脑交易股票的，结果我们开业却用手工交易。而上交所电脑交易的思路和部分设计是我们提供的，他们在开业时却大胆用电脑交易。这是我们深交所的历史遗憾，否则我们深交所也会在股票电脑交易方面创造第一。

当天闭市后，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和王健、禹国刚、深交所顾问周顺祥（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股票从业人员，为深圳市培训了股票交易员）合影留念。这5个人见证了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开市，收市和股票首日成交的历史情况，他们5人绝对是中国股史的标志性人物。

为什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如此悲惨冷清，这里主要是人为的原因。王健和禹国刚当时为建立深交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性困难，但是有些困难是人为的。一是有些人认为就5只股票，证券公司手工交易足够了，建设那么一流的电脑交易设备有点大材小用。二是有些人隐藏着私利。因为手工交易和柜台交易透明度差，有些人可利用此弊端大搞黑幕交易，操纵市场，为自己拼命捞钱。如果改成集中交易，用电脑操作，这些弊端则可以克服，使那些以股谋私的人将无空子可钻。三是开设证券交易所，这些券商的交易手续费收入消失了，利益严重受损。所以这些人是坚决反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王健这个耿直的北方汉子与这些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为此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甚至有些人用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诬陷王健，比如给王健夫人打电话，放男女做爱的录音，然后说是王健的风流事情。以此挑拨王健的家庭关系。

正因为存在以上因素，因此深交所在试营业首日就有人故意冷落交易，某些券商有意接单不报，有意造成“空市”情况，甚至鼓动股民不去交易。

深圳在改革开放中什么试验都试过，也都成功了，如人才交流中心、生活资料交易中心、外汇调剂中心等等。但就是建立证券交易所最难办，甚至好不容易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却又遇到了“自己人”作对的内讧。

面对试营业头几天的“有单不报”或“无序报单”的状况，再不扭转，深圳证券交易所本身都成了公开“黑市”交易，这样怎向深圳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交待？

王健迅速向上汇报，李灏书记果断决定，立即用电脑交易，彻底扭转这股恶风。

从此，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由试点开始的混乱状况一点点走向有序、成熟。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真有停业的可能。

原来不愿意入场交易的券商无奈按规定进场交易了。但是他们中的个别人却以权谋私。王健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当时还是白板手工交易，所以有一个女交易员利用手中权力，连续改了3次报单，被王健发行后，坚决开除，并停止该券商停业3天。结果该券商找到王健的主管领导说情，被王健拒绝。为此王健得罪了该领导。

2001年我去深圳采访王健，他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筹办交易所，处处有障碍，非常不顺心。这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之争，是国际惯例和既得利益之争。因为原始的交易不透明，他们利益集团有空子可钻，所以他们不想成立证券交易所。最早我们准备搞电脑交易，结果有人说，你们连最简单的交易还不会，还搞复杂的。迫于“压力”，深交所试营业只好采取白板手工交易。深交所试营业前一天，主管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他摸了电脑底下有灰尘，就说这样不能开业。气得王健当时甩手说不干了。后来这位领导也对王健说了实话：我们等上海开业看看再说嘛，万一有什么不妥，我们也好吸取他们的教训啊。

从王健的角度看，他是求快与好，要争第一。从领导的角度看，他要从全局考虑利弊，力求好与稳，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生不测，领导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此，有关领导适当抑制王健他们的“敢干热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双方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2000年，我在北京采访了李灏。他回忆说，我是一名高级官员，我的态度很鲜明，对任何新生事物不参加辩论，只是试验，用事实说话。不是我一个人说一句就干的。我当时是正好摆在那个位置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当时证券交易所都筹备好了，但开不了业，于是我决定，现场办公。当时郑良玉市长等领导都到现场。别人不敢这样做。中国可以先试验嘛。我们深圳当时搞改革，很多试验都没正式批，但我向中央通气，不背着做，先试行。

但是历史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深圳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众多个第一，但在建立证券交易所方面却是第二。所以第一是第一，第二就是最后。深圳的当事人现在想想，可能比谁都后悔。

但就试行而言，深圳证券交易所又是第一了。更形象比喻就是：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证。上交所是证章齐全生出孩子。

就此而言，深交所也就平衡了。 

禹国刚告诉李幛喆只能敲三下，因为广东人说三声是升升升，吉利。禹国刚说到这，他和李幛喆哈哈大笑。

先生孩子后领证：深圳股市正式开张 

1990年12月，深交所抢先把“孩子”生出来后，一直为领取正式的出生证而积极工作。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决心要扭转深圳证券交易所“先生孩子，后领证”的窘境。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上海开业先试试，深圳试试再开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4个月的运行看，一切都很顺利，因此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时间是4月11日，而7月3日定为正式开业日。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深交所理事长为王喜义，深交所副总经理为王健和禹国刚。比起试营业的冷清场面，正式开业仪式要盛大热闹得多。出席开业盛典的最高级官员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这个规格比上交所开业时要高)，同时有时任广东省长朱森林、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时任深圳市长郑良玉、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领导同志。前来祝贺典礼的还有香港联交所、嘉华银行、新鸿基公司、日本驻穗总领事、美国驻港总领事等港澳、外国来宾。

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致词，他说：“作为特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的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不仅标志着深圳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也为我省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致词说：“把一批符合规范条件和产业政策的公司推出上市，扩大我市股票交易的市场容量和规模，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9点钟，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几十笔买卖盘报进场内，开始撮合成交。深证指数当日报收在69.85点，以平静的点位迎来了深交所正式开业的第1天。

同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同时颁布并正式实施。

与上交所不同的是，深交所未正式开张，就在1991年4月3日起开始编制发布深圳股价指数。它以1991年4月3日为基准日，基数为100点。

4月3日，深发展股票最后一个进场委托，至此，深圳5只股票全部正式集中交易。

6月25日，深圳迎来1只新股——深宝安上市。

深交所开业后，其体制是深交所、券商、证券登记公司三足鼎立，各自为政。所以深交所无法监管券商和登记公司的行为。于是有人利用这种体制弊端将1、2元国有股股票转为私人股票（当时这些股票市价为50元以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深交所对此无法监管。此外，深交所和上交所的差距也在拉大。因此，深交所负责人王健写了一篇《深圳股市怎么了》的文章，该文历数了深圳股市与上海股市的差距以及改进办法。结果这篇文章被香港商报和香港文汇报转载，再次惹怒了有关领导。领导批示要查查王健。结果审查后，没有查出王健的任何问题。图注：1991年5月16日《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李幛喆提供）

1991年7月10日，王健在和券商，登记公司等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如何理顺深圳股市体制问题，双方激烈争辩，血气方刚的王健拍案而起，结果当时突发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后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略有恢复。

但此时的王健已经被折腾的身心疲惫，王健接受我采访回忆说，1993年初，他不情愿打了坚决辞职的报告。组织部门认为这样使领导和王健的矛盾公开化，所以经过商量，王健最后以病退为由退出了深交所领导岗位。

深交所开业后，首先创造的奇迹就是发泄了第一只B股。

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1991年12月下旬到1992年1月，我国首只B股深南玻完成了1700万股B股发行工作，发行价每股5.3港元。整个认购过程非常活跃，超额认购四五倍，甚至外国人还“走后门”想法买到B股。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A、B股同时上市。结果深南玻B股以6.85港元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