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在试验中不断成长

“深交所一代一代地传递接力棒，至今已是第七代，它目前已发展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集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一体的交易所，”谈及今日的深交所，66岁的禹国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0年12月1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1984年，禹国刚（左）在日本学习证券

深圳经济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悄然诞生，首任副总经理王健和禹国刚主持了简单的敲钟仪式，尚未拿到中央“准生证”的深交所便开始了艰难的试营业。 

20年后，深交所已发展成为全球融资金额最多的资本市场，并俨然影响了上亿股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

作为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和筹备者、创建者，禹国刚与王健被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股市“双雄”。对此，禹国刚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把该做的事做好了一点，“双雄”的帽子戴在头上有点不好意思。

在与腾讯财经对话的三小时里，他畅谈深交所成立的一波三折，1991年果敢救市的背景，8.10风波的影响，以及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

偶然机会与证券业结缘

回首自己与证券业的结缘，禹国刚饶有兴致地谈到八十年代我国证券人才奇缺的现象。用他的话说，“以前一提股票的事就想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想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像矛盾《子夜》中讲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买空卖空。” 

70年代末期，日本友人冈崎嘉平便向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提议，派人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但廖承志连续三年婉拒冈崎嘉平。到第三年时，廖承志也不知该如何拒绝，便开始从国内物色人选。

然而遗憾的是在津、京、沪三个直辖市都没有合适人选，最后共青团不得不南下广东。而当年将近40岁的禹国刚则抱着尝试的心态报名参考。他大学日语系学生，加之工作之余亦阅读大量的金融书籍。经过笔试和口试，禹国刚和另外一个被选中的留日学生一起赴日，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尽管今天看起来，这一年的留学学习时间不够长，但是对于中国证券发展进程来讲，这一年的价值后来被证明意义重大。回国后禹国刚编写了《证券市场》这本当年一度进入畅销排行榜的中国证券业早期读物。

禹国刚向腾讯财经表示，“这一年可以说为后来我在证券市场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尉文渊也买了这本书，并笑言证券知识都是从禹国刚那儿学到。

不仅如此，禹国刚留学日本所学知识在深交所成立初期亦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他的主导下，根据翻译香港的证券交易条例，深交所专家小组最终编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资料蓝皮书——“这本书，既是深交所筹建的蓝皮书，也可以说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禹国刚如今笑称。

深交所成立一波三折

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众说纷纭。禹国刚向腾讯财经讲述了一段小插曲，上交所成立前派人来到深交所“取经”，取得深交所筹备蓝皮书返沪，“如果他们没有这本书做指导，上交所在1990年12月19日开业，是不太可能的”。而另一方面，禹国刚认为，上交所的成立从一定程度上也算帮了深交所一个忙。

禹国刚讲述，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四次更名，在筹备之初就叫深圳证券交易所，然而人民银行总行却迟迟不批。

时任央行监管司的司长金宪栋私底下告诉他，“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没人敢批的，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保证马上就可以给你批。”当时，深交所的一切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缺一张“准生证”。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邓小平的一句“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闯，杀出一条血路来”，禹国刚回忆，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它在股份制的试点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行，到1986年深圳发展银行成立后两三年，万科、金田、原野、安达相继出现，而那时的柜台交易也由最初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一家壮大为中行证券部等十几家。

然而，柜台交易的缺点开始暴露——行情不统一、信息互相不流通、供求矛盾极端悬殊。禹国刚描述，当时全国的钱都流向深圳，“从1991年年初到1991年的11月，长达11个月的时间，股市迎来一个大牛市，只涨不跌，所以层层脱手层层都赚钱，深发展由11块钱涨到白市的120块，再到黑市上一倒就涨到240块。”

转折点是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取得“准生证”的条件下开始试营业。禹国刚说，“我借用十送红军歌词的两句话，锣儿无声鼓不敲，十送红军——这就是当时开业的场景”。

就在开业前三天，禹国刚和王健听到风声说部分券商有意不将交易信息报上，于是提前给国投二部和有色金属证券做了思想工作，于是就有了第一只在深交所交易的股票——安达股票。

从无序交易到四个现代化

禹国刚回忆，股票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知，以深发展股票为例，1986年筹措，次年发行股票，最后剩下一千万股，怎么卖也卖不掉了。

“当时，让特区证券，上面装了一些高音喇叭，拉着发的银行股票，开到沙头角，开到蛇口，还到岗厦等当时的农村地区，吆喝着‘快来买股票，发展银行股票，’还有点效果……”

禹国刚说，深圳本地的农民当时卖地赚了不少钱，也不问太多，多多少少买了一点，然后把纸质凭证直接搁柜子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到后来股价涨到很高的时候，有的甚至翻了几十倍。“当时有一句话叫专家不如抄家，抄家不如收藏家，”禹国刚笑言。

尽管如此，但深发展的股票就跟“摆地摊”似地卖了还是没售完，于是他们又把股票载到市政府的会议室去，让领导带头来买。

随着高派息高送股的诞生，上述景象在80年

代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股票效应出来后，慢慢推而广之，于是全国的钱都涌到深圳”。 

禹国刚就目睹了这样的“盛况”：在中行证券营业厅门前，提前几天去排队的人，就怕别人抢了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叫做不成文的约束，谁去把中行门前的柱子先抱住谁就是第一名，后面的人有人放了一个砖头，有人放了凳子，有人放个瓦块，有人放本书，有的要排几天几夜的，到了发行的时候，那真是长龙，能有多长，绕过来绕过去。

于是衍生出很多无序现象，比如专业排队者，黑市交易，时间滞后……深交所成立后，逐渐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才化解了以上各种现象。

据泛欧证券交易所统计资料显示，深交所已成为全球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金额最大的交易所。禹国刚感慨，“假如说没有那四个现代化，深交所不可能实现这个变化”。

绝密救市背后的压力

1991年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大业初创的一年。新成立的两个交易所，就像一对刚出生的婴儿，嗷嗷待哺又渴望成长。

但这对婴儿在初生的岁月却面对不同的命运：上海股市在第一年还算一帆风顺，但深圳股市却遇到了诞生以来的首次股灾。

从1991年初开始，一直到1991年9月，深证指数连跌9个月。尤其是4月22日当天深交所出现了零成交的局面。

千钧一发之时，禹国刚与王健等人提出救市

主张。在经过政府的几轮的激烈讨论之后，以禹国刚为首的救市派终于占了上风。随后深圳市政府决定，投入2亿股市调节基金，买入深发展托市。 

“我们“救市”的策略是，稳住龙头—发展股，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价改变局面，稳住大市。”禹国刚向腾讯财经表示。

当时，王健因心脏病住院，禹国刚便每日踩着自行车从深交所骑到医院，与王健沟通“救市”事宜。

1991年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但随着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继续介入，从9月14-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国庆后，股市一路向好。

回忆当时的压力，禹国刚说，“那时候的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也就是三、四十个亿，两个亿不是小数字，放到今天二十个亿也不抵当时的两个亿，要是失败了，打了水漂了，泡了汤了，你怎么给人家市委市政府交待？”

但他接着说，“这个事的成败不仅关乎到深圳的股份制证券市场，也关乎到全国的未来，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自知份量重，但是这个时候说真的，我顾不得去想那么多了。”

对于有人质疑政府救市的行为，禹国刚回应称，“如果把深交所比喻为一个只有十个月的小孩，它出生后的10个月，就好比这个小孩子拉了十个月的肚子。当时的‘救市’措施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当时采取的是经济杠杆，金融危机时期奥巴马政府也这样‘救市’。”

8.10风波的启示

至今，谈起证券市场20周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禹国刚感慨说，“应该是8.10事件，这个事件给我们的警示是证券市场无小事，可能因为某一个对市场有影响的人物的一句话，一件事，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8月10日，深圳“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凭身份证可购表10张，时称有“百万人争购”，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人们难以置信。

禹国刚向腾讯财经描述了当天排队的“盛况”：外地来了80万大军，深圳自身是40万大军，分布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圈内圈外300多个发售网点上，有的人提前30几个小时，40几个小时，有的人提前十几个小时排队。深圳的8月，烈日炎炎，各个汗流浃背，过一阵狂风暴雨，各个又变成落汤鸡。

人们纷纷怀疑暗箱操作，秩序就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混乱，并发生冲突。当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深南大道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酿成“810事件”。

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才慢慢得到平息。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的几份主要的报纸，连续3天将这一事件作为头版头条来报道。

谈及8.10事件的警示意义，禹国刚指出，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20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证券市场法制的不健全、监管的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改变。

内幕交易比比皆是市场亟需改革

另一方面，禹国刚认为，8.10风波的正面作

作为中国股市的“元老”，禹国刚对目前股市建言

用是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提前诞生。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证监会扮演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样把两个市场集中到它来管，我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在全世界我没有找到第二家。” 

“你又当裁判员和又当运动员，你这矛很锐利，你这个盾也很坚固，”禹国刚认为，如果这一体制不改，这个市场就不是按国际惯例运行。

1995年，禹国刚从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入国内外股市发展趋势研究，2000年上调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2004年，时年60岁的禹国刚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了他心爱的证券管理以及研究工作岗位。

谈及当前中国证券市场，频繁发生的内幕交易让禹国刚忧心忡忡，“我们一年不知道发生多少内幕交易，可以说中国市场的内幕交易比比皆是”。他强调，我们的证券市场确实需要深入的进行改革，只有使一个市场真正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市场才能有希望。如果不是这样，大部分人是亏钱的，这个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对于证券交易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禹国刚总结说，假使说中国大陆没有这两个证券市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转得这么快，不会转得这么好。

在这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中，经历了多少次的狂涨，爆跌，大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有不少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有人将禹国刚与王健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股市双雄”，禹国刚直摇头，他说，“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我只希望我们的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越来越壮大，最后和纽约、法兰克福的证券交易所，平起平坐。”

他向腾讯财经表示，“陆家嘴事件和南方证券倒闭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坏事，不走到这一步我不会下决心离开体制自己做。”